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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边城》一定要先看完沈从文先生的题记。《边城》虽然被归类为乡土文学，但沈从文强调它“不是写给农民看的，不是写给大学生看的，也不是写给评论家看的，是写给没有进到体制的、没有读大学的、但又关心中文文化命运的人看的。”沈从文真正关心的是人性的返璞归真，湘西的边陲小城，它所代表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在朴素的的叙述基调下，浸透着作者的人格与感情，他是一个乱世之下格格不入的寻梦者，在自己理想的精神之地构筑起一个远离尘嚣的梦。
法国批评家丹纳认为：“最大的批评家，一是时间，一是人民。”《边城》写成于左翼文学为主要思潮的背景之下，文学作品被赋予了工具和阶级的属性，需要传递严肃的价值观念和学术气氛，多试图用城市先进文明的思想，改造乡村封建落后的糟粕。《边城》写偏僻的小城里淳朴的民风和纯美的爱情，田园牧歌的叙事完全背离了主流文学深刻的时代意义，因此他的作品被斥评为“反动文艺”，引来批评无数，沈从文为此事甚至两次试图轻生。当我们以时间为纵度再去审视《边城》，它已然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了浓墨重彩的一席之地，成为现今人们所推崇的经典著作。
香港《亚洲周刊》于1999年公布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中，鲁迅以小说集《呐喊》名列第一，沈从文《边城》第二。历久弥新的文学作品，从来不会失去时间的公允和读者的公正。
平淡清新的唯美叙事之下，隐伏着对人生命运哲学高度的无声哀戚
《边城》的笔调充满了诗意抒情，恬然静谧，读来如一场蒙蒙细雨中的漫行，浑然不觉下已身心透湿。湘西边境的小山城“茶峒”，城边一条小溪，溪边一座白塔，塔下一户人家，这人家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条黄狗。像一个不断推近的电影长镜头，从广角到特写，极简、极静的田园画面便在脑中铺呈开来。
茶峒人的生活同样波澜不起，如静潭幽篁，明山秀水般朗然入目，只是静静地、很忠实地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淳善是浑然天成的，人们既重义轻利又守信自约，人文与环境互为滋养孕育，亘固的“静”像是一道看不见的屏障，将外界的纷乱杂沓区隔开来，形成一个空间与时间上的错位，小城茶峒仿若遗世一方的大同世界，人性的至善、至美便如同纯净的空气一般存在着。
钟灵毓秀的茶峒孕育出灵兽一般清澈透净的翠翠，她的世界里只有爷爷、黄狗、一只渡船，单纯的让人有一丝不忍细品的忧伤。妈妈年轻时和一个军官生了情愫，因为害怕不容于世俗双双自杀死了，留下她这么个孤雏，在爷爷的呵护备至下长大，全然不会动气，更不知发愁。
船总顺顺家的两个儿子，大老天保和二老傩送，都爱上了纯洁美丽的翠翠，两人约了在碧溪岨给翠翠唱足三年零六个月的情歌。天保自知嗓音失色于傩送，黯然退出后出船溺亡了。爷爷本来中意大老，让大老走马路（唱情歌），船总顺顺和傩送把大老的死归结到爷爷身上，因而生了龃龉。翠翠虽然喜欢傩送，却因为过于单纯而蒙昧未开，躲避的态度让二老以为是拒绝，傩送心爱翠翠又不愿和碾坊主的女儿结婚，便远走他乡跑船去了。爷爷心忧翠翠的爱情，备受打击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撒手人寰， 16岁的翠翠这才一夜间突然长大，守着爷爷的渡船静静等待着不知归期的傩送……
叔本华把悲剧分为三个类型：一是故事里有一两个穷凶极恶的人，坏话说尽，坏事做绝，在善良的主人公命运里缔造悲剧，比如《奥赛罗》中的雅葛；二是造成不幸的罪魁祸首并不是其中一两个坏人，而是盲目的命运，缘自于偶然与突发错误，比如《俄狄浦斯王》中弑父娶母的命运偶然；三是既没有坏人也没有突发事件，是剧中人物的位置和关系各自都对的情况下产生的悲剧，叔本华认为第三种悲剧最为深刻，远超于前两种悲剧，也是最为无解的。《边城》中的悲情之处正在于第三种，每个个体都是善良淳朴的，可是结局却令人无比哀伤。
顺顺仗义慷慨，为人和善，大老和二老虽是富家少爷，却踏实能干，对贫家少女翠翠真情实意，爷爷心慈忠厚，给予了翠翠最包容怜惜的爱，翠翠天真烂漫，通身一派自然灵秀，甚至茶峒的乡民们，都怀着一腔善意热忱对待这渡船的祖孙二人。一群极好的人，却酿造出一幕极悲的剧，死了两个人，断了一份情，留下少女未知的痴守等待。是什么在阻隔着美好的爱情呢？是大老和二老在竞争爱情上过份的公平，还是顺顺丧子后难以自持的伤痛？是爷爷过度的疼爱太注重给孙女自由恋爱的权力，还是翠翠过于羞涩懵懂拒绝沟通的回避？
沈从文在对《边城》的自评中说：“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希望，然而正因为不凑巧，朴素的善良和单纯的希望难免产生悲剧。”每一种可能都是看不见的推手，把人物的命运指向不可抗力的可能性，沈从文不仅仅着眼于刻画一出浪漫哀婉的爱情故事，而是凌驾故事之上对于人生哲学层面的思考，即使生存于桃源之下，个体依旧无法避免难以形容的苦厄和悲伤，人的自我意志最终去向的偶然性，这才是生命与自然的本质。之如尼采所说：“我们看到最大的痛苦，都是在本质上我们自已的命运也难免的复杂关系和我们自己也能干出来的行为带来的，所以我们也无须为不公平而抱怨。”一如沈从文所处的时代，和那个时代之下每个个体的命运。
从美学思想和象征的角度，解构沈从文所说的希腊小庙中供奉的“人性”
康德曾提出美的无功利性，他认为美只是单纯存在于人的感知层面而不取决于人的事实需求。朱光潜在《谈美》中也提到美是没有任何目的性的，只是个人感官享受。他说：“从韩昌黎的‘文以载道’说起，一直到现代‘革命文学’以文学宣传的工具止，都是把艺术硬拉回到实用世界里去”。
沈从文的理念正是对自然之美的敬畏和接纳，《边城》用一种纯粹美好的精神在“物”与“我”之间往复回流，景致不为人物服务，它本来就是美感的。人性的美好也不为讴歌服务，它本来就是存在的。与其说是在写景叙人，不如说是沈从文将自身的性格与情感移注于文字之中，而读者所共鸣到的文字的美感，则是自身对于美好的觉知与向往。
“细雨依然落个不止，溪面一片烟。”既是写景，亦是写翠翠茫然如烟的少女心思，像这雨激起的水雾一般氤氲不尽。“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做什么呢？摘虎耳草！”傩送的歌声，在翠翠的梦里萦绕，她浅浅的灵魂里除了占据生活的一切，还有一把虎耳草，这虎耳草就脱离了它的本质，而成为了爱情的象征，翠翠朦胧的爱在歌声里觉醒。景和人物的心理润物细无声地融合，展现出了人与自然互为依存的和谐之美。
沈从文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希腊小庙”正是理解沈从文作品的核心所在，是他社会思想与美学思想的体现，他不写大事件、大背景、大冲突，只把他的目光聚焦于乡村中最普通不过的小人物身上，小小边城，悠悠民生，他们代表着生存的本质和天然的野性。湘西小城正是沈从文构建的充满真、善、美的精神空间，在这个精神世界里，孕育的是真实、灵动、古朴、安宁。
在沈从文的美学思想中，自然万物皆有动人之处，山水月夜触目可及的美，只有细腻而诚恳的灵魂，才能将自然的美写到纤尘不染、动人心弦。而这份对自然的感知力，却是惶乱浮躁的许多人所逐渐丢失的。《边城》这座结构精巧的“小庙”里，供奉的是沈从文对于动荡时代的人性回归最真挚最深情的呼唤，在如烈火烹油的嘈杂中引入一线清宁的纯净。
在《边城》中，多次提到白塔。白塔的存在，并未引起众人关注。它就像渡口、船、爷爷、翠翠、黄狗和他们的房屋一样，浑然不觉地存在着。当白塔在爷爷去世的那个夜里圮塌后，人们自觉地捐钱重建，因为“碧溪岨的白塔，与茶峒风水有关系”，爷爷有着一个茶峒人的善良淳朴，白塔仿若是他的精神象征，代表着茶峒人血脉相承的淳真秉性。白塔倒塌后的重建，就如同现实环境中，人们丢失的本真和初心的短暂迷失后，必将会迎来精神世界的重建，哪怕这个过程经历过死亡的阵痛，价值观和人性的信仰终将回归。作者以白塔为喻，带着美好的单纯的愿景，希望他笔下的湘西民众朴素的生命形态，能够重塑人性的良善与皈依。
从沈从文的人生经历谈谈他的“边城性格”
沈从文的作品多描写湘西的农人和兵士，这和他自身的经历息息相关。他出生于湖南凤凰县，他的祖父、父亲和兄弟都列身军籍。到他14岁时，他也投身行伍，跟着土著部队流徙于沅水流域的湘、川、黔边境地区长达五年，他在《自我的评述》中写道：“那时正是中国最黑暗的军阀当权时代，我同士兵、农人、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社会底层人们生活在一起，亲身体会到他们悲惨的生活”，这段军旅生涯，为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竭的素材和灵感。
沈从文写翠翠，糅合了三个女子的形象。翠翠的雏形是重现了当年行伍时见过的一个绒线铺女孩。他的一个同伴喜欢上了这女孩，借口买系草鞋的带子几次去看她。后来十七年过去了，沈从文因为母亲病沉而重返湘西，又经过当年小城，竟然在当初那家绒线铺门口，看到了一个眉眼相仿的少女，正是他那同伴与绒线铺女孩的女儿!十七年前的绒线铺女孩已经死去，沈从文感慨良多，也未忍打扰，沈从文说：“我写《边城》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从那绒线铺小女孩印象而来。”
翠翠形象的丰富是来自他在一次乘车去崂山时所见的一个乡村女孩，这女孩举着幡行走在一支送葬队伍中，神态悲慽，这个乡村少女的形象状态使沈从文记忆深刻，他对妻子张兆和说：“这个我可以帮你写个小说。”沈从文为人所津津乐道的，除了他的文学之外，就是和妻子张兆和的爱情。乡下青年沈从文以小学文凭当了西南联大的教授，爱上了出生名门世家的女学生张兆和，自此尺素传情，以他滚烫的文字缠绕了四年时间，方才打动了张兆和。《边城》写于他与张兆和新婚不久，翠翠的形象的定稿便在他对完美爱意的催化中产生了。婚姻让沈从文炽烈的情感积淀得温雅、收敛，翠翠与二老间如涓涓细流般轻柔含蓄的情感，正是得益于婚姻的平静。
沈从文赋予了翠翠极致的纯美，是他对于家乡、农村和至爱的女性形象的提粹。她黑黑秀丽的脸庞像极了妻子张兆和，性情却像湘西的青山绿水一般透澈温厚。翠翠是一个美的符号，纯与真的化身，沈从文谈及他作品里蕴含的美感时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翠翠身上近乎神性的自然之美，是被注入沈从文所有感观美好的理想寄望。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即使在动态的描述之下都带着一股从从容容的沉静。这份沉静之后是他生于斯、长于斯，与这个地方的枯荣不可分割的联结。他一直以“乡下人”自诩，用他在湘西秀美奇幻的自然风光中浸泽的细腻敏感的心，书写一卷卷淡远隽永的生命咏叹。“乡下人”在20世纪早期进步人士的世俗概念里所代表的是愚昧、保守、顽固，沈从文皆不苟同，他反而认同这份“乡下人”的固执已见，是一种健康自然的生活形态，淳朴自尊的民风是人性自然美的集体无意识。一如沈从文自己，从闭塞的边陲小城来到繁华都市，接受五四新文化的启蒙，夹身于城市文明和乡村文化之间，一份几乎是本能深处的情感依恋，让他决定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方向。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乡下人”的固执成就了沈从文的诗意文学。
湘西塑造了沈从文浪漫、纯真、慈悲的性格特质，《边城》里茶峒乡民性格里的热情、诚实、勇敢、朴素，其实正是沈从文自身对理想世界、理想人性的投射。在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之下，不遗余力地阐述美与赞叹美，其实是对摧残、破坏了人性本真的阴暗面的温和的反抗和驳斥。
结语
汪曾祺评价《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个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在压倒性的主流价值观之下，他完美化的人文主义注定难有合鸣，他的怀旧是孤独的，然而孤独之下，才有了沈从文笔耕不辍的创作，才有了灵秀的湘西世界。
沈从文的文学作品对于湘西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他个人的创造，而给一个地域标注了整体的文化标签和城市印象。他远离政治、不拘泥于时代囿限的写作风格，在时间的发酵之下，具备了恒久的审美价值。因为不管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于美的感受力是永恒的，对于纯净的人性亦是向往的。现今的湘西仍旧保存着很多传承下来的民俗风情，吸引着许多想去寻找宁静和自我回归的灵魂去朝圣，这一切，都因为沈从文，湘西的自然美好孕育了他的乡土文学，而他笔下的定格的隽永又完成了对这片山水的反哺。
沈从文过世后，妻妹张充和从美国电传来一幅挽辞，堪是对沈从文最简短贴切的评价：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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