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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为何屠戮功臣？在他对太子说的一句话中道出了答案

时间：2009-09-29

这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在朱元璋连续利用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前后屠杀功臣、官员十多万人后，这一年，功臣宰相李善长一门70多人也被朱元璋下令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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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朱元璋连续多年、大规模屠杀功臣后，太子朱标终于看不下去了。

这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在朱元璋连续利用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前后屠杀功臣、官员十多万人后，这一年，功臣宰相李善长一门70多人也被朱元璋下令全部斩杀，对此，接受儒家教育长大的太子朱标规劝父亲朱元璋说：

“陛下诛杀过多，恐怕会伤了和气。”

朱元璋听后默默不语，第二天，他把太子叫去，指着放在地上的一根长满刺的荆棘，让朱标捡起来。

太子朱标怕扎手，犹豫着不知如何下手。

这时朱元璋才慢慢开了口，说：

“我是怕你不好拿，为你剥光了刺，再给你，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杀的人，都是对国家社稷有危险的人，除掉他们，对你是很有好处的。”

在朱元璋看来，太子性格文弱，所以他血洗英才荟萃的功臣集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为孱弱的后代接班铺平道路。

起初，他可不是这么说的。

在1368年建立大明帝国后，起初非常推崇《孙子兵法》的朱元璋改变了口吻，改而将兵术权谋斥之为卑劣之术，对此他经常对臣子们公开说：

“用仁者无敌，恃术者必亡。”

然而，在持续多年的大规模屠戮功臣行动展开后，朱元璋却改变了口吻说：

“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

在朱元璋看来，大明建国之初，蒙古人残余的北元势力仍然虎视眈眈，在辽东、今天的内蒙、西北以及云南等地都对大明帝国形成夹峙之势，所以他起初仍然需要利用群臣，等到北元势力逐渐扫清后，他开始觉得，他当初赖以起家的淮西功臣集团，很碍眼了。

朱元璋祖籍本是沛国相县，即今天的江苏沛县，与同样喜欢屠戮功臣的汉高祖刘邦所在的丰县同属今天的江苏徐州市。由于家境贫寒，到了朱元璋的祖父辈时，举家一再迁徙，而朱元璋则是出生在濠州（今安徽凤阳），由于家境贫寒，在亲兄弟和堂兄弟中排行第八，所以他起初连正式名字都没有，父亲只是给他随便起了个名字叫朱重八，至于取名朱元璋，那已经是参加起义军以后的事儿了。

由于家境贫寒，朱元璋小时候给地主放过牛，在父母和大哥由于饥荒和瘟疫相继死亡后，他又被迫剃头当了和尚谋食，由于寺中无粮，他甚至被迫当了三年乞丐流浪四方，后来，在自己亲自撰写的回忆这段流亡生涯的文章《皇陵碑》中，朱元璋动情地回忆说：

“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快佯。西风鹤唳，俄浙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1352年，25岁（虚岁，以下皆同）的朱元璋在儿时小伙伴汤和的劝说下投奔红巾军，由此开始了他驰骋一生的军事生涯，由于出生于淮河流域，因此朱元璋的功臣集团多为淮西人，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洪武三年（1370年），他封赏李善长、徐达、常茂（常遇春之子）、李文忠、邓愈、冯胜等六人为公爵，六人全部为淮人；另外，他又封侯爵30人，其中绝大部分也是淮人，对此当时的诗歌描述说：

“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尽淮人。”

然而，辅佐自己起家的“淮西勋贵”集团仗着自己劳苦功高，集团内部难免时时曝出掠夺民田、贪赃枉法等行为，对此，朱元璋特意命令工部铸造铁榜告诫功臣集团：

“不以功大而有骄心，不以爵隆而有怠心，故能享有荣盛，延及后世。”

对于起家自社会最底层，当过牧童、和尚和乞丐的朱元璋来说，他对于权贵集团有着本能的敏感，有鉴于元朝末年社会豪强并起、欺凌百姓以致亡国的教训，朱元璋一直保有警惕；但另一方面，在取得天下之后，在朱元璋看来，这些曾经的儿时伙伴、一起并肩作战、出生入死的功臣兄弟，眼下，似乎越来越碍眼了：

“此等愚夫，不学无术，勇而无礼，或闲中侍坐，或饮宴之间，将以朕为无知，巧言肆侮，凡所动作，悉无臣礼。”

于是，在光复北京，随后又相继平定西北和辽东，基本扫荡北元的势力后，觉得功臣们已经无甚大用的朱元璋开始下手了。

洪武十三年（1380年），决定对功臣集团先发制人的朱元璋，突然以图谋不轨的罪名，将宰相胡惟庸诛杀，并屠灭三族、株杀其“党羽”共15000多人。

在诛杀胡惟庸后，朱元璋马上宣布取消中书省，废除了当时已经存在了1500多年的宰相制度，并宣布由皇帝本人直接管辖六部，由此，在中国历史上能起到制衡皇权作用的相权被废除；同时，他又将原来统管军事的大都督府拆分为中、左、右、前、后等共五军都督府，通过分权牢牢控制军队，从此将政权和军权牢牢掌握于皇帝一人之手，使得中国的帝制在朱元璋以后开始趋于巅峰。

为了管控功臣集团和整个帝国，朱元璋还宣布设置锦衣卫，并由皇帝亲自控制，四处侦察帝国官员的举动，对此朱元璋不无得意地说：

“有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

通过革除相权、掌控军队以及制造特.务统治，朱元璋的皇权越发巩固，然而他对功臣集团还是不放心，诛杀胡惟庸等功臣整整十年后，到了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又继续兴起党狱，宣布将当时已经77岁的前任功臣宰相、韩国公李善长一门七十多人，以及猛将陆仲亭、唐胜宗等一大批功臣宿，以协助胡惟庸造反等名义全部诛杀，而整个胡惟庸案前后历时十多年，“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

也就是在这时候，太子朱标站了出来，委婉劝告父亲朱元璋“以和为贵”，然而在朱元璋看来，太子受儒生教导性格文弱，完全不似他这般“杀伐果断”，为此，朱元璋甚至下令斩杀被自己称赞为“开国文臣之首”、曾经当过太子朱标十几年老师的功臣宋濂。

对此，与朱元璋一起起自寒微的马皇后劝告朱元璋说，“民间百姓尚且懂得对老师以礼相待，何况宋濂早已致仕（退休）多年，与朝堂已无瓜葛，久居乡里，为何要杀他？”但朱元璋坚持不肯赦免宋濂。

到了吃饭时，马皇后故意不沾酒肉，朱元璋觉得奇怪就问为什么，马皇后就回答说，宋先生要死了，我是在为他祈福。朱元璋至此才动了心。另一方面，平时为人文弱的太子朱标更是挺身而出，为自己的老师宋濂进行“死谏”，以投河自尽为要挟，于是，朱元璋才宣布放过了宋濂，将其全家流放到茂州（在今四川北部），而年老多病、经不起长途颠簸的宋濂，最终死在了流放路上。

就在李善长被杀后第二年，虞部郎中王国用上书《论韩国公冤事状》，公开为李善长叫冤。王国用说，李善长与陛下出生入死，生前封韩国公，位极人臣，并且还是皇帝的亲家（李善长的儿子娶了朱元璋的长女临安公主），如果说他自己想图谋不轨还说得过去，但说他要帮助胡惟庸造反，实在太荒谬，难以服众，也请求陛下以此为戒，不要再行杀戮。

王国用本是抱着必死的信念上书，没想到朱元璋不知是否一时良心发现，竟然没有发怒，因为他自己心里也明白，整个胡惟庸案前后所诛杀的功臣集团及连坐的三万多人，其实基本都是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只是为了巩固老朱家的天下，有些人，不得不死。

尽管在后来对功臣集团大开杀戒，但其实早在大明建国初期，朱元璋与功臣集团，也曾经有过一段“温馨岁月”。

在历经十六年的征战后，1368年，41岁的朱元璋登基称帝，起初，他与功臣们的关系还算融洽，洪武初年，每当有功臣去世，朱元璋甚至经常感伤不已，例如“鄂国公常遇春卒，灵车之至，（朱元璋）亲临奠···痛哭而还。”大都督府同知康茂才在陕州病逝后，朱元璋甚至“亲为文祭之。”“卫国公邓愈卒，（朱元璋）哭之恸，诏辍朝三日。”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朱元璋越来越冷酷。

应该说，年轻时长期紧张的战斗生活，使得他在残酷的战争中，本来就种下了阴冷残酷的种子，到了晚年后，随着国事的繁冗劳累，朱元璋的身体也每况愈下，当上皇帝不久后，朱元璋就“患心不宁”，得了心跳过速的病症，甚至常发高烧，“每心火炎上，喜怒不常”。心里一烦，早期对待功臣和部属的那种忍让和细心，便开始消失，变成经常想杀人。

朱元璋有一次曾经微服私访，当听到有个老妇人在路边与人交谈，竟然将“皇帝”称呼为“老头”后，朱元璋回到宫中，立马下令将老妇人所在的社区居民全部杀光，并且说，“张士诚死后，当地人至今还叫他‘张王’，但对我竟然大胆叫‘老头’，真叫人活活气杀。”

不仅如此，朱元璋对待身边的嫔妃也是动辄杀戮。有一次，鲁王的母亲郭宁妃、唐王的母亲李贤妃、伊王的母亲葛丽妃因为触怒朱元璋，竟然被同时处死，朱元璋并且下令将三人的尸体用同一个大筐装了埋在南京的太平门外，后来朱元璋怒气消除打算以棺木入殓三人，挖出尸体时却发现早已腐烂无法辨认彼此，因此只得勉强立了三个坟墓，以致后来唐王悄悄祭奠，都不知道自己的母亲究竟是那个坟墓。

后来，楚王的生母胡充妃由于被怀疑堕胎，也被朱元璋暴怒之下斩杀“投其尸城外”，楚王后来哭着请求将母亲尸体带回下葬，朱元璋只下令给了一条胡充妃生前用过的衣带，后来楚王只能带着衣带回到封国，为母亲做了个衣冠冢。

在诛杀胡惟庸、废除宰相制度后，尽管将政权独自在揽，但这也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给自作自受的朱元璋带来了巨细无遗的海量工作，根据史书记载，仅仅洪武十八年（1385）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在八天时间里，朱元璋就审批阅览了内外诸司奏札共1660件，处理国事计3391件，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札200多件，处理国事400多件。

尽管朱元璋自恃精力过人，将政权、军权全部独揽，但这也造成了一个恶果，就是大明帝国的官僚集团在杀戮压顶的高压政策下，普遍不愿担责，因为既然所有的事情都是皇帝说了算，那么官员又有什么责任呢？

由于政务的最终审决几乎全部揽到了自己头上，这也使得朱元璋逐渐不堪重负，临死前几年他就对身边的侍臣说：“年老，精力已倦。”

但就在这个时候，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病死（1355-1392），年仅38岁。接班人的突然死亡，也在大明帝国再次掀起了腥风血雨。

朱标去世这一年，朱元璋已经65岁，在朱元璋看来，他所剩时日已经无多，而朱标的儿子、皇孙朱允炆这时才年仅16岁，为了帝国接班人的江山巩固，朱元璋觉得，他有必要继续为后代“开路”。

在朱元璋的逻辑里，尾大不掉的功臣集团将是后代子孙的隐患，为此，他先是将以胡惟庸、李善长为首的文人功臣集团连带其宗族、下属共三万多人全部斩杀，而武将功臣集团此前之所以还没大规模清除，是因为蒙古人残存的北元势力仍然还在，他仍然需要猛将们为他卖命追剿蒙古人。

但是到了明朝建国19年后，洪武二十年（1387年），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永昌侯蓝玉等率军20万人最终平定了辽东；到了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蓝玉又带兵远袭捕鱼儿海（今中蒙边境之贝尔湖）的北元朝廷，并俘虏了元主脱古思帖木儿的次子地保奴、太子必里秃妃等王侯贵族共3000多人，以及北元朝廷的宝玺、图书、金银印章等，给予了北元朝廷以毁灭性的打击。

在看到北元势力已经被击垮后，朱元璋觉得，武将集团们也没什么利用价值了。他开始寻思着下手的机会，也就是在这时候，太子朱标的病逝，更加使他觉得，如果不在他有生之年加速铲除剩下的武将功臣集团，那么他年幼的皇长孙也将很“危险”。

于是，在太子朱标死后次年，朱元璋就以“谋逆”的罪名，将大将军蓝玉以及景川侯曹震、鹤寿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东筦伯何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人全部处死，前后“族诛者万五千人”，几乎将整个大明帝国的开国武将集团杀了个精光。

至此，在前后将文臣和武将两个开国功臣集团及其家族、下属共45000多人全部斩杀后，大明帝国的开国“功臣宿将相继尽矣”。

对此，后来清朝学者赵翼评价说：“（朱元璋）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

但朱元璋并不满足。

就在陆续诛杀开国功臣集团的过程中，朱元璋又对整个官僚集团和民间地主豪强大开杀戒。作为当过牧童、做过和尚和乞丐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自卑感，也因此，与作为贵族出身的刘秀和李世民宽待开国功臣不同的是，从社会最底层踩着无数尸体、攀爬到帝王之尊的朱元璋，内心深处涌动着自卑，对于功臣豪强更是有着发自本能的警惕和敌视，尽管这些人曾经是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兼兄弟。

当上皇帝后，由于需要修撰自己的帝王出身和谱牒，为此朱元璋曾经动过念头，想攀文豪朱熹为祖先，但因为太过勉强，最终只好作罢，后来，他干脆坦言说，自己“本淮右布衣”、“起自田亩”、“出身寒微”，但这种事，只能他自己有所感触的时候，偶尔提一下，别人，是不能说的；说了，那就是揭帝王伤疤：找死。

朱元璋晚年时，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在写的一份奏表内有“作则垂宪”四个字，朱元璋认为“则”与“贼”近音，是在讽刺他农民军出身，因此暴怒之下杀了林元亮；常州府学训导蒋镇，在写的一份《正旦贺表》，文中有“容性生知”四个字，朱元璋也认为，“生”与“僧”近音，是在讽刺他当过和尚，立马就将蒋镇斩首。

在朱元璋看来，尽管贵为帝王，但这种贫微的出身，是他极度自卑的根源点，谁要是敢掀这个老底，或者是影射讽刺，那立马，就叫他人头落地。

而作为穷苦出身的孩子，朱元璋则认为，天底下的官僚集团，也应该勤俭节约，于是，朱元璋强行压低官员俸禄，部分底层官员俸禄“月不过米二石，不足食数人”，以致很多官员“不足以资生”、“困于饥寒”，后来的史学家感慨说：明朝的官员，是历朝历代工资最低的公务员群体。

由于国家定下的工资如此之低，实在难以养活一家老小，因此在朱元璋时期，部分官员难免多点想法，对此，朱元璋则发起了中国史上空前绝后的反贪运动，在他治下，明朝官员贪污六十两就会被斩首、剥皮填草示众，而追究起来，朱元璋时期很多官员的所谓“贪污”，竟然是“收受衣服一件、靴二双”、“书四本、袜一双”。

当时，户部尚书滕德懋被人举报贪污，朱元璋随即下令将他斩杀，并且还命令剖开他的肚子看看里面有什么，当看到滕德懋肚子里都是一些粗粮杂菜后，朱元璋才感慨说：“原来是个清官啊！”

就在不停地斩杀开国功臣集团的前后，朱元璋也对整个官僚集团发起了大清洗，其中仅洪武十五年的空印案（1382年）和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就前后连坐斩杀近8万人，以致大明帝国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员到民间豪强，“大抵皆破”。

由于在任官员频遭杀戮，朱元璋时期，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洪武十九年（1386年），两浙、江西、两广、福建地区的“所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因为他们全部在任期内要么被拘捕、要么被杀了。

这种不分青红皂白，针对整个官僚集团和民间豪强、乃至普通有钱人的大规模屠戮杀害，也使得传为江南首富的沈万三家族几乎被灭门，而读书人则“多不乐仕进”、“以溷迹无闻为服，以受玷不录为幸”，部分人甚至不惜采取自残的方式来避免被录取为官，以求自保。

在这种恐怖的社会氛围下，朱元璋幸存的臣子们每日也都是战战兢兢，以致许多官员每天上朝前，都要和妻儿子女诀别，因为不知道自己那天会被随意处死，如果当天活着回家，就要私下庆贺。而这些幸存的臣子们据说每天上朝，还要揣测下朱元璋的玉带怎么摆放，如果朱元璋把玉带高高贴在胸前，那就说明他老人家今天心情好，可能不会杀人；但如果朱元璋的玉带被按在肚子下面，满朝文武大臣就知道完蛋了，不知道又要杀谁了。

尽管对待开国功臣和全部臣民以“暴酷”著称，但朱元璋对待自己的子女，却是出奇的“温柔”。

早在大明建国初期，朱元璋就将自己存活的24个儿子和1个从孙全部分封为王，当时，朱元璋给明朝官员们定下了历代王朝最低的工资标准：正一品官员年俸禄900石……正七品140石。明朝时一石米折合现在约180斤，以现今每斤米5元计算的话，明朝时，当时一品宰相的年薪约为现今人民币81万元，七品县令年薪约为12.6万元，由于明朝行政官员年薪中，还需要自行承担各种公务费用，这就使得明朝著名清官海瑞，甚至穷得吃不起肉，以致于当海瑞为老母亲祝寿，破天荒买了一斤肉时，甚至轰动了当时的整个明朝官场。

与此同时，朱元璋却规定皇族一旦封为亲王，其年俸禄至少在万石以上，是明朝最高级官员的十几倍以上，而这还不包括土地等大量赏赐。为了让子孙后代过上最优越的生活，朱元璋还规定皇族子孙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所有消费全部由国家承担：10岁起还可以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后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

对于这种帝王官僚集团工资低得无法养家糊口，而皇族成员待遇却远超宰相的畸形状况，明朝有人曾经私下感慨地说：

“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在朱元璋看来，整个天下都是老朱家的，所以他铲除开国功臣、向太子朱标阐述“除刺”的心声，包括强行压低整个官僚集团的俸禄、进而却又厚待亲王宗族，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损天下以肥自家，尽管帝王都有这个倾向，但朱元璋却将这种做法推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然而，厚待亲王皇族，也给大明帝国埋下了日后的隐患。

从洪武十一年（1378年）开始，朱元璋将封为藩王的各个儿子派往藩国，这些皇子中“护卫甲士少者三千，多者至万九千人”，并且有的藩王镇守北方重镇，例如驻守大宁（区域遍布今河北北部、内蒙、东北等地）的宁王所部“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所属三卫蒙古骑兵骁勇善战”。

尽管藩王们分驻各地，在明朝初期拱卫了老朱家的“家天下”，但由于藩王们普遍身拥重兵，到了朱元璋晚年，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引起朱元璋本人和明朝内部的担忧，对于这种分封制带来的隐患，早在洪武九年（1376年），山西平遥一位小人物叶伯巨就公开上书指出“分封过侈”，在后世将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但朱元璋对此的反应却是暴怒，认为叶伯巨公然议论皇族内务，“离间皇帝父子骨肉之情”，于是下令将叶伯巨囚死狱中。

此后，再也没人敢说藩王尾大不掉的事儿了。

但作为皇位的接班人，皇太孙朱允炆也看得很清楚。

1392年太子朱标死后，皇太孙朱允炆有一次跟朱元璋聊天，忧心忡忡地问朱元璋说：

假如“诸王不靖，孰御之？”

朱元璋对此一时语塞，只有对于自己的这位皇太孙和大明帝国的接班人，他才想起了当初那个“胆大妄为”的草民叶伯巨的分析，对此他想了想又反问朱允炆说，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呢？（汝意何如？）

从小在皇宫长大、接受儒家教育的朱允炆说：

“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废置其人，又甚则举兵伐之。”

对此朱元璋点头说：

“是也，也只能这样了。”

尽管为了给儿孙铺路，朱元璋不惜大肆屠戮功臣集团和天下仕民，但对于自己分封藩王的这种肘腋之变，朱元璋却像庸人一样不以为然。

但为了子孙守成需要，他还是决定废除酷刑，于是朱元璋在临死前一年（1397年），正式颁布了《大明律》，不久，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最终走完了自己腥风血雨的一生，终年71岁。而临死，他还嘱咐要让46位嫔妃殉葬。

就在临死前发布的遗诏中，朱元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