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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旧有豪放、婉约两派之论，但婉约的历史更长。宋初期只有婉约一词，没有豪放词；宋末期又以婉约词作为代表性词风而谢幕。或许可以说，宋代词艺以婉约而兴，又以婉约而终。关于婉约词的发展，在周邦彦是一个大关节，他对婉约词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北宋婉约词的集大成者。在他之前是一种风貌，自他之后，成为另一种风貌。由他算起，经姜夔、吴文英、史达祖，到现在要叙述的王沂孙、陈允平、周密、张炎，可以称为宋代婉约派八大词人。如果仅以词艺而论，这八位词人或可以说代表了宋词的最高成就。
姜夔以来的代表性词人，具有边缘化、专艺化和社群化三大特征。那么，到了王、张、周、陈时期，这三大特征非但没有弱化迹象，反而更其强化了。 首先说边缘化。词到姜夔，词人已边缘化了，但他及以后的吴文英、史达祖时代。还是要围着官员或豪门显贵转的，自己不是权势者，但有权势者作依托。而张、王、周、陈时期，依托也没有了。他们根本就成了亡国之民。除王沂孙做过一时的学官之外，他们的基本生存方式，是远离政治，远离战祸，不但权力阶层离他们愈来愈远，正常的生活都受到威胁，其边缘化程度显然是他们的前辈们难以想象的。而他们又都是富贵人家出身，王、张、周三位的家世，更为富足，甚至显赫。因为他们出身富贵，战乱带给他们的感受无疑更为强烈。
其次是专艺化。专艺化表现在他们的词作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细节化。词的发展原本就有这样的趋向，词的历史原本就有这样的特性，但这种趋向与特性，到他们这里，显然已经达到极致。词在晏、欧、张、柳时期，还没有明显的分派特征，有些变动，就成风波。柳永的变革与后人相比，走得并不算远，但引起的震动，却十足惊人。苏、秦、周、辛时代，豪放与婉约两派，词风对比十分强烈，特色对比无比鲜明。姜夔、吴文英时期，风格细化了，但依然有疏派、密派之分。虽然二者均属于婉约词风之内，但二者的差异依旧泾渭分明。到了此时此地，词人的技艺追求已进入很深的层次，很细化的状态，彼此间的差异固然存在，彼此间的界线开始模糊，有时不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又不免鲁鱼豕亥，头绪难清。这个其实也可以理解，举凡一种文学形式，当它走向极致的时候，必然出现此种生存状态。
还有社群化。1278年，即南宋灭亡的前一年，王沂孙就与李彭老、仇远、张炎、陈恕可、唐珏等人结社赋词，所作词作，还由陈恕可编为《乐府补题》一卷。王、张、周、陈四位词人不但生于同代，而且是很要好的词友，从种种迹象上看，似乎王、张、周的关系还要密切些，与他们前后相交往的词人与文人还有吴文英、赵孟坚、杨缵、唐珏、戴表元、马廷鸾、白珽、屠约、谢翱、邓牧、鲜于枢、赵孟、钱舜举、郑思省、袁桷、曾遇等人。这些词人尤其这几位代表性词人也都是爱国者，然而他们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与蒋竹山颇不同，与刘辰翁更不同，与文天祥越发的不同了。
如果说，他们头脑中根本就没有忠君报国的理念，恐怕没人信的。但从他们的种种表现观察，他们的所爱，确实有点不在其君，甚至也不在其节。当然他们并非没有气节，但他们最难割舍的还是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与文化环境以及词作词艺。爱生活、爱文化、爱词艺，这三点构成他们人生的主要内容与追求。凡此种种，在他们的词作中都有很清楚、很真切的表现。
王沂孙在宋代词人中占据显赫位置，如果说蒋捷已经是大词人，那么王沂孙无论在成绩还是影响方面显然都在他之上。我在前面提到蒋捷的成绩时，曾列举过陈匪石等四个选家的版本。这四位选家中，只有一位选家将蒋捷列为南宋六大词人之一，但四位选家，毫无例外的都把王沂孙选入。且无论选多选少，王沂孙必选无遗。
王沂孙的影响曲线有些与众不同。在他生活创作的时代，那影响已经很大，像周密、张炎这样杰出的词人，对他的词作均评价很高。但到了元、明两朝，影响少了。那影响反不如陈允平来的更大。一进清代，情况变了，他的影响骤然放大，且越来越大，特别是陈廷焯、周济、戈载等词评家，对他尤其推崇有加。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甚至将他比作诗中的曹植、杜甫。这比喻确实有些令人瞠目。想曹植是什么人，人说天下诗才一石，曹植独占八斗；杜甫又是什么人？早先还是李、杜并称，宋代以后干脆以诗圣而独尊。陈廷焯是大批评家，评论词人，不作轻率之言，甚至有些尺度过紧之处。他如此评价王沂孙，可以知道王沂孙在清代词坛的地位是如何显要。虽然这评价在今天看来，未免有些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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