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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话本的语言，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和耀眼的色彩感，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
其一是高度口语化。宋代话本是讲述体的文学，语言也必须适应人们口头表演时的各种动作的需要。而高度口语化则是它第一要素。《志诚张主管》中，小夫人和张胜、李庆的第一次会面：
这张员外门首是胭脂绒线铺，西壁装着橱柜，当中一个紫绢沿边帘子，养娘放下帘钩，垂下帘子。门前两个主管，一个李庆，五十来岁；一个张胜，年纪三十来岁。二人见放下帘子，问道：“为甚么？”养娘道：“夫人出来看街。”两个主管躬身在帘子前参见。
叙述者用的全是高度口语化的语言，把小夫人同养娘“到外面看街”的情景讲述得历历如现。就是演唱时的韵文，话本也力求口语化，以使老妪和童子都能一听就懂。如李翠莲新婚之夜在洞房中吆喝丈夫“堪笑乔才你好差”的大段韵文，可为例证，如果将它和戏曲中的唱词，或者当时流行的诗、词、曲，甚或是民间传唱的俚词小曲相比，这种口语化的特征就体现得更为鲜明。
其二是充分的个性化。艺术家刻画人物，必须做到“心曲隐微，随口唾出，说一人肖一人。”而要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是关键。这一点，宋代话本的成功例证很多。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说：
那女子接得在手，才上口一呷，便把那个铜盂儿望空打一丢，便叫：“好！好！你却来暗算我！你道我是兀谁？”那范二郎听得道：“我且听那女子说。”那女孩儿道：“我是曹门里周大郎的女儿，我的小名叫作胜仙小娘子，年一十八岁，不曾吃人暗算。你今却来算我！我是不曾嫁的女孩儿。”
周胜仙钟情于范二郎，但传统的封建观念束缚着她，不敢向意中人公开表达爱恋之情，又不愿意白白错过大好时机，故借糖水为契机，向范二郎传情。而范二郎很快领悟了这番言辞中包含的丰富情意，也用同样的方式自报“家门”。一对痴女情郎，凭借着这种充分个性化的语言暗递心迹。作者将周胜仙心中“最隐蔽的感情，在最难表达的场合，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形式，向对方作了最微妙的交流。”这段人物语言，声情并茂，富于个性，活现了“这一个”怀春妙龄少女的鲜明艺术形象。
其三是数字化的运用。话本艺术融合了“说话”者、作品人物、听众三者的关系。在表演时，艺人使用的语言，除了能描摹故事的发展和人物的活动外，还必须对听众产生艺术感染力。数字的恰当运用，能使话本的文学情境和人物凸现出来，让人有具体的、直观的感受。
这种数字化的运用，不仅常体现在题目上，如《西湖三塔记》、《洛阳三怪记》、《西山一窟鬼》等，还出现在人物的命名上，如柳七、杨八老、五戒禅师等。至于在小说的叙述中，数字的运用更为普遍。如《西湖三塔记》中描写卯奴的装束时说她“头绾三角儿，三条红罗头须，三只短金钗，浑身上下，尽穿缟素衣服。”
又，《碾玉观音》中叙述璩秀秀家时说“只见东桥下一个人家，门前出着一面招牌，写着‘璩家装裱古今书画’。铺里一个老儿，引着一个女儿”等等，几乎句句镶着数字。它可以缩短听众和话本中人物的距离，增加听众对“说话”的兴趣，并能唤起他们身历其境般的审美体验，有利于真切地感知话本的美学真谛。
总之，“小说”话本的语言通俗、明白、晓畅，具有传神写照的鲜明特点。虽然近代中国小说从口头文学逐渐演变为书面文学，但宋代“小说”话本开创的这种语言艺术之美，却一直在后世的文学创作中得到继承和发扬。《红楼梦》炉火纯青般的语言艺术，就是其结出的硕果之一。宋代话本开拓了我国近代小说美学发展的新天地，为建立近代中国小说美学体系作了必要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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