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本文共有 3613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8 分钟。
北宋，骈体诏文愈发盛行于繁荣，众多骈体诏文大家及其作品陆续问世。此时，许多制诏名家与文苑妙手应运而生，北宋初期出现了众多骈体诏文派系——五代派、西昆派、燕许派等，麾下的杰出诏文大家亦陆续崭露头角。
宋初西昆派以柳开、王禹偁等为代表，他们继续沿着中唐韩愈、柳宗元宗经征圣、用散反骈的意趣之路进行复古，等到欧阳修指文挥笔时，在其周围迅速聚拢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人，一场高涨磅礴富有气势的古文运动由此揭开序幕。
随着轰轰烈烈古文运动的日渐扩大，士人们创作诏文的激情与冲动不断加强，社会上逐渐形成一种夷易纯然、悠扬淋漓、叙议连络。文学文章学的发展必然会给文学的具体样式带来很大的冲击，因此北宋四六文改制上特别是骈体诏文方面，势必也有很多作家披荆斩棘主动推行沿革。
北宋诏令创作的时代文化土壤
一、北宋“右文”政策与科举取仕的“布衣化”
北宋初期，宋太祖在轨制、荐贤方面推行“右文”方针，这一举措的实施擢升了文人士大夫的地位，亦为众多文人迅速跻身宫廷，由平民身份转向统治阶层提供了很大机遇。
北宋帝王大力奖旌优学，轻视武功与重视文治的思想在士子群体中蔓延，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北宋诏文写作群体不断壮大，继而产生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一批批诏文名家，他们在诏文创造上旗鼓相当、各有千秋，写出了众多优秀的骈体诏文。
北宋统治者大力推行改革科举制度，糊名、抄写、别头、锁院等轨制形式不断出现，同时实现了“高门士族”向“社会化、布衣化”的群体过渡，驱动科举这一形式彻底化作文人入仕的路子之一。
与此同时，整个统治阶级的诏文写作水准逐渐得到了提升，统治者开始逐步体会枯瘠的民间生活，文人士子的才华与仕途得到了完美连结，促成了一批优秀骈体诏文的相继问世。
北宋时期，作为科考主要内容的策论，是一门政论性的总括测验，考试内容关乎经史、局势、安民等方面，考生须连系国情民意，运用器具常理，提出自己的独到见地。北宋策论科目的修改，使得骈体诏文开始求实，此举促使宋代诏文笼罩一种“重理尚论”的文学表征。
与前朝增加科举取士人数相同举措的同时，北宋统治者们建立了一套开“恩科”取士的道路，宋代文人的从政热情与献策热忱都得到了极大提升。建隆五年，宋太祖申饬群臣及子孙，“不可杀士大夫及来函言事人”，此行既加强了群臣吏民心系国事朝纲的政治态度，也促使骈体诏文创作应运而生。
二、新古文运动的推动
北宋初期诏文的格调，因袭了五代空虚、华丽的弊病，内容多以吟颂歌舞升平的繁华盛象为主，这为宋初骈体诏文的形成布下了土壤，而随着民族冲突与阶级矛盾等隐患加剧，多数北宋文人认识到应效仿中唐韩愈、柳宗元改革文牍文风，同时在社会范围内开展新古文运动。
新古文运动的目的意在传播公文学说，激发士子们投身公文创作的浪潮以及尽可能多的为朝廷培养公文大宗，进而明确揭示出公文演变的轨迹面貌，从而问济时代先哲的伟大精神。随着轰轰烈烈新古文运动的逐步开展，骈体诏文自带的僵化模式慢慢开始走向了瓦解，诏文作品向着散体化、通俗化道路发展。
新古文运动的开展影响了欧阳修、苏轼等的诏文文体文风，他们试图在理论和实践上传达变化，特别是欧阳修的诏文作品实现了形式与内容完美统一，形式上虽具有骈体的大致样式，但同时吸入散行单句。
欧阳修的诏文极具对称之美，加入了散句又使得诏文错落有致富于变化，因此节奏美和气势美在其作品中已合二为一，如其诏文代表作《皇叔荆王元俨可赠徐兖二州牧追封燕王加天策上将军制》，一改传统诏文用尽四六文的样貌，表志陈情，内容充实，不失为北宋骈体诏文展现出新面貌的范例。
自欧阳修其后，古老僵硬的骈体诏文又重新恢复了自身活力，在古代公文写作领域逐渐占据一席之地。诏文写作由此散、骈融合，并存发展。
三、北宋公文集的编纂问世
北宋经济科技的繁荣，为北宋诏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北宋时期是古代继隋唐后的又一次科技、经济、文化发展巅峰，当时军事上周边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北部及西北边界不稳定，西夏、辽经常南下骚扰。
加之幽云十六州的失陷，失去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的天然屏障，西北又有西夏虎视，产马地区又几乎没有，和游牧骑兵对抗单纯靠步兵很吃亏，随之催生促进火药在军事上广泛应用，在《武备要志》各类火器可谓五花八门。
造船技术的提高促进了海外贸易大发展，海航不同于内河航运，当然需要导航，指南针此时出现也就不足为奇。
宋时文化大发展是活字印刷出现的一大客观条件，大量的经史子集书籍需要拓印，雕版印刷效率此时显得较低又费时，自然有人想发明改进技术方法。为播撒先贤前辈的伟大功业，以供后世了解其奢华繁荣的辉煌历史，宋人陆续出版公文集，如《宋大诏令集》、《欧阳文忠公集》等的编纂问世，保存流传了诏文这一传统基本样式。
四、士大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随着科举制的改革，北宋文士的读书范围关涉读史、论经等，他们强调读书旨在经世致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的氛围于此时悄悄曼衍，不断读书、参加科举是当朝文人士子走向通达的可靠途径。
“书斋——考试——官场”三点一线的生活是他们实现理想的基本道路，他们不像前代文人多寄情山水，归隐田园，而是积极读书致仕，将自己踊跃投入官场，不断接受官员的影响。
明道二年，帝欲废后，范仲淹谏止不听，“台谏章疏果不得人，既与《太平治迹统奏》卷 10，御史中丞孔道辅率知谏院孙祖德、郭劝、杨偕、马绛、殿中侍御史段少连、左正言宋郊诣垂拱殿门伏奏：‘皇后被废，奈何不听台谏人言！’”废后之事前朝士人总认为：“自家里事，干外人何事？”
而仁宗朝士人如此义愤填膺，慷慨陈词，不惜先后尽被贬出，这表明仁宗朝的士风已从太宗、真宗朝的沉迷佛道，明哲保身，慕求名利，变为皈依儒家，以天下为己任，将王朝之事作为份内事，即使得罪皇帝，贬官外地也在所不惜。
在这种士风高昂的时代大潮之中，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最高统治者与古代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同盟，而文人之间由于志趣与风格的彼此吸引进而组成主张一致的团体组织。
北宋文人热衷“朋党”之风，并以此组织文人团体，同一组织内部的政治派别、理论倾向、文学主张大体一致。受此影响，一代代北宋诏文名家皆以问世。例如苏轼继承其师欧阳修散文化的诏文写作方式，继续发挥骈文散化的写作优势，以古文之气运骈俪之辞，使得骈句更长、气势更盛。
北宋诏文变革的具体体现
一、“公文革新”成效显著
唐宋古文运动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紧密联系，他们的文风对后世文人士大夫影响甚深，引领了宋代公文文风。
天圣八年，欧阳修所著《送方希则序》骈散皆行，而天圣九年的《游大字院记》虽不再夹杂骈文句式，但骈文味依然很浓，到了明道二年，欧阳修力求古朴，已基本摆脱骈偶习惯。
嘉祐二年，欧阳修被录用为礼部知贡举，担任主考官一职，主考官的身份给予了欧阳修大刀阔步，推陈出新的改革契机，欧阳修规定科举应试文章必须朴实、平易、言物，坚决抵制一味浮靡绮丽的骈文和晦涩艰险的太学体，以直接的科举考试评判规则引导了文风的转变。
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任何事业从开始到成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势必影响守旧派的既得利益，这些反对者有意围堵欧阳修，并对他进行言语与暴力攻击，但欧阳修依旧破除阻力进行文风改革，诚如“文格遂变而复古，公之力也”。
继欧阳修之后，对骈体公文进行改革的是苏轼。苏轼的公文涉及的文种非常全面，其创作的骈体诏文对以后公文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他倡导诏文在思想内容上必须“述意”，反映现实生活，形式上应含思辨之美，议论与文采交融，感情与理智并重，语言明快畅达，文笔纵横，圆畅流美。
二、诏令作品相继问世
随着新古文运动呼声的日渐强烈，骈体诏文的分化脚步迅速拉起。传统的骈体诏文基本沿袭南朝浮华奢靡的体貌文风，且适用于朝廷颁布的制诏或任免官员的劄子等情形。改良的骈体诏文吸收散体优长，形式上更加散化，代表性的有欧阳修的制诏。
欧阳修所作的制诏，形式上以骈体为主，但尽可能地抛弃了生僻晦涩的用典和过于藻饰的文辞，不用典、不征事的写作手法，加之散体文气填补骈文不足的优长，使得欧阳修的诏文呈现骈文句式整饬与散体句式晓畅兼有的特点。
欧阳修担任北宋主考官一职其间，倡导并开展了新古文运动，他的骈体诏文作品亦受其主导的新古文运动下朴质文风的影响。欧阳修的诏文已真正把古文的笔法运用到其创作中，欧阳修当之无愧地成为北宋“四六”骈文改革的先驱者。这里意指欧阳修骈文中古文笔法的运用。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五记载：“欧阳文忠公早工偶俪之文，故适于国学、南省，皆为天下第一”，为了适应科举制度的改革，欧阳修早年已创作合乎偶俪的四六骈文，这些骈文属对工稳，多四六对句，而无长句，没有散文气。
明道元年，欧阳修首改骈文文风，虽实现时文“四六”向散体“四六”的形式转变，但文风上充满了强烈的四六风范，继新古文运动之后，欧阳修的骈体诏文作品力求打破骈文与古文的界限，将古文传统的散文气巧妙注入骈文之中。如陈善《扪虱新话》云：“以文体为诗，自退之始，自欧公始”。
本文如果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北宋诏文的改革 离不开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志向》，同时在此感谢原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