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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客社：守望共同的尘世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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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初路经香港时的王尚政
三联书店第一位股东
——一段鲜为人知的三联店史
三联书店影响了新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目前，三联挂有三处招牌︰北京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上海是“上海三联书店”。
谁是三联书店第一位股东？大多数人会马上答道︰“这还用问！三联由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合并而成。生活书店成立于1932年，创办人是邹韬奋、徐伯昕等；读书出版社成立于1936年，创办人是李公朴、柳湜、艾思奇、黄洛峰等；新知书店成立于1935年，创办人是钱俊瑞、姜君辰、薛暮桥、华应申等……”。
对，很正确。但我问的不是生活、读书、新知各自原始股东，而是合并后的“三联书店”第一位股东。这就牵涉到其它问题，如︰三店何时合并？如何合并？三联是否完全由三店合并而成？等等。下文，我试图解答这些问题。我同时还将扯出一段鲜为人知的“新中国文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老黄历来。
三联书店何时成立？
1945年为合组重庆三联分店启事
从现有史料看，最早对外启用“三联”名称的，是1945年底重庆。那年10月22日，重庆生活、读书、新知三店内部公布了一份《生、读、新为合组重庆三联分店告同人书》︰“为了集中力量，共同努力，生、读、新三个店家，有更进一步团结合作的必要。在全国范围内的合作已在逐步研究中。重庆三家分店，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和缜密的商讨，已决定立即联合经营。……重庆三店合作，将作为三联事业进一步团结的基点，将作为全国范围内扩大合作的实验。……决议︰名称‘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联合分店’，简称‘重庆三联分店’。”注1 11月2日，第一家挂着“重庆三联分店”招牌的新书店在重庆民生路七十三号原新知门市部开业，同时在当地报纸刊登了一则启事。
如《告同人书》中已指出的，重庆三联分店不是三家书店全国范围内的合作，更不是合并。事实上，它只存在两年，1947年10月便停业了。注2
按目前官方说法——这说法我大致同意，但稍有保留，详后——三家书店正式合并的时间是1948年10月26日，地点在香港。
1947年11月，三店各负责人黄洛峰（读书）、徐伯昕（生活）、沈静芷（新知）先后由上海转抵香港。1948年全国解放在即，中共中央指示三家书店“加速进行合并工作”，为此，八月成立了由胡绳、邵荃麟（二人代表中共香港文委）、黄洛峰、徐伯昕、沈静芷组成的五人领导核心，起草制订三店完整合并方案。
1948年10月18日，在香港举行了生活、读书、新知三店股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公司临时管理委员会，正式委员十五人，候补委员七人，主席黄洛峰，总经理徐伯昕，副总经理沈静芷，协理万国钧（读书）和薛迪畅（生活）。这次股东大会上最重要的，是通过一份《新中国文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缘起及简章》注3，正式宣告三店完成合并，组成一家全新的公司。《增资缘起及简章》写到︰
“为了迎接新的开始，为了在新中国文化事业中做新的贡献，我们集中三店的人力和资力，完成了三店的合并工作，组成新中国文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今后，拟于三年内，在全国各大城市至少增设分支店40处，在各大城市增设具有相当规模的铸字所、印刷厂若干所。出版方面，以编印各级学校教科用书及参考书为主。已在编印中的大众百科小丛书拟印行至五百种，各种字典、辞典、手册、地图、挂图，亦已分别开始编印，同时希望集中全国作家的力量，编行文艺、科学、教育、妇女等各方面的，高、中、初各级指导学习的，以及学术的各种定期刊物。此外正筹备建立造纸厂，监制仪器文具和电播教育事业。
我们深信，一切事业的成功，只有依靠广大人士的支持与协助，也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事业，方能存在和发展。因此，我们公开征募股份，竭诚欢迎社会人士和我们合作，期为新中国文化事业而尽绵薄的努力。”（黑体字为笔者所加）
严格说，三联书店正式成立的日子，应是上述股东大会举行并通过《增资缘起及简章》的1948年10月18日。
一个星期后的10月26日，据沈静芷回忆，是书店的休假日，当晚在香港皇后大道中54号二楼原生活书店门市部举行了三店在港员工联欢晚会，有四十多人参加。会后，大家合影留念。这一天，后来被官方追认为三联书店诞生的日子。
1948年10月26日三联书店成立联欢晚会上合影
（一排左七）万国均
（三排左五）沈静芷 （左八）胡绳 （右一）徐伯昕
（四排右二）蓝真
1948年10月26日联欢晚会上三位负责人合影
（左）沈静芷 （中）黄洛峰 （右）徐伯昕
合并后的新公司是否称三联书店？
否。
今天，几乎所有关于三联店史的文字，都忽略了“新中国文化企业公司”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尽管这段历史很短，前后大概只有十个月时间。
1948年底三店合并后在香港皇后大道中挂出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香港联合发行所」新招牌
从上引《增资缘起及简章》中，读者已知道︰1948年10月18日，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正式合并时，启用的新公司名称是“新中国文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新中国文化企业公司”（见该《招股简章》第一条）。另外，当时合并所在地——香港皇后大道中54号二楼——门市部新挂出的营业招牌，也还没启用“三联”名称，而是“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香港联合发行所”。据当年直接参与三店合并工作、后来成为香港三联书店负责人的蓝真先生回忆说︰“10月26日合并，港店定名为‘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香港联合发行所’，在骑楼向街处挂起黑底白字的大招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是后来改的。”注4
为配合“新中国文化企业公司”的诞生，临时管理委员会决定︰今后凡在华北解放区开设的所有新店，一律命名为“新中国书局”。第一家“新中国书局”于1948年12月在石家庄开业，店名由吴玉章题字。1949年3月11日，临时管理委员会从香港迁往北平，在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对面一个原先卖绸缎的店铺开设北平分店（也是管委会办公所在地），对外挂出的新招牌也是“新中国书局”注5。
1949年6月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印发《全国出版事业概况》，其附件4是“新中国书局简史”︰“新中国书局系由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三店合并组成。……1948年10月18日，生活、读书、新知三店于香港完成彻底合并（笔者注︰瞧！当年官方文件上也是说10月18日是正式合并日，不知后人为何定10月26日为三联生日？），并推举黄洛峰为临时管理委员会主席，徐伯昕为总经理，沈静芷为副总经理，万国钧为协理，并改称为新中国书局。」注6
那么，“三联书店”这个名称是什么时候才正式对外启用的呢？
这有一段过程。如前所述，1945年底至1947年10月，重庆一度使用过“三联”名称；国共内战期间，大连、沈阳、哈尔宾、济南等东北和山东解放区，改用“光华书店”名义；在香港和上海，沿用“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出版社联合发行所”叫法；在北平、天津、石家庄、开封等华北新解放区，则启用“新中国书局”新名。
1949年7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要求各地书店“统一名称，具体办法由该书店总店通知各分店。”注7 根据中共中央这一指示，1949年8月15日，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才在全国各大报纸刊登“为统一店名敬告全国读者/同业书”︰
“一九四八年底，为了能进一步为人民民主文化服务，三店就彻底合并为三联书店，但为了避免反动派对留在国统区的我店人员加以迫害，除在东北及山东仍称光华书店外，在华北各地暂称新中国书局。
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即将全部解放，过去以光华书店及新中国书局名义分散经营的方式，已不能适应当前的需要。因此，把我们的业务重新加以部署，并将店名加以统一，自八月十五日起，恢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名义，重新以本来的面目和读者见面。”
据此，“三联书店”名称是1949年8月15日之后才正式对外启用的。
1949年8月15日在全国各大报纸刊登的《为统一店名敬告全国读者/同业书》
三联书店资产是否全由生、读、新三店合并而成？
亦否。
1948年10月18日，新中国文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招股简章》第五条写道︰“本公司股份总额，定为港币五百万元，分为甲乙种股，甲种股（一般股）一万五千股，每股港币二百五十元；乙种股（读者股）五万股，每股港币二十五元。”第十三条写道︰“本公司股份已由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全部资产并足甲种股八千股，计港币贰百万元。余额公开招募。”即是说，合并后新公司总资产为港币500万元，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原先资产折价200万元，占40%，其余300万元向社会公开招募。
1949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北平出版事业致彭真、叶剑英、赵振声的电文中提道︰“新中国书店（局）现在事实上是国家与私人合营，将来可能仍保持此种方式。具体决定，须待黄洛峰来后再定。我们对此书店态度，须积极加以帮助与领导，望在没收的书店门市部中拨一个给他。”注8
1949年7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中也要求︰“党应经过政府给予三联书店以贷款等必要与可能的帮助。同时，三联书店仍应进行私人募股的工作。”注7
1949年10月8日，邵公文在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八次大会上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工作报告》时指出︰“至于由三店合并成为三联书店以后，究竟国家资本占多少？私人资本占多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详细计算过。大约的估计是︰国家资本占80%，私人资本占20%。”注9
从上面引述的历史文件，可以基本勾勒出这样一个轮廓︰合并后的三联书店经历了三个资本结构变迁的阶段。
第一阶段，1948年10月在香港成立新中国文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时，纯为私人股本性质，其中生活、读书、新知三店旧资产折价200万港币占40%股份，其余60%股本向社会公开招募。此时的管理体制“依照（香港）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规定组织之”（见《招股简章》第一条），由股东大会推举管理委员会（董事会），管理委员会再委任总经理、副总经理及协理全权负责经营工作；
第二阶段，随着北平解放，1949年3月临时管理委员会从香港迁往北平。新政府将没收来的一些店铺、资产注入到三联或透过政府贷款注资到三联，逐渐形成“公私合营”局面。虽然迟至1949年7月中共中央还要求三联书店“仍应进行私人募股的工作”，但形势比人强，此时“公股”比例逐日增大（过程和细节无从查考），以致三个月后据邵公文“大约的估计”，国家资本已经占到80%了；
第三阶段，“公私合营”局面也维持不了多久，1950年7月21日，由香港股东大会推举的临时管理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做出一项重要决议︰“原由股东代表会产生的临时管理委员会已无存在的必要，今后三联书店业务归出版总署领导。”注10 当天，接受总经理徐伯昕、副总经理沈静芷、协理万国钧和薛迪畅的请辞，另选邵公文为总经理。至此，三联书店结束作为私人股本的历史，变成一家百分百国家资本的公司。
六十年前一个青年路经香港时买了一股
1949年1月中旬，一架国泰航空Betsy号客机从马尼拉机场缓缓起飞。这架改装自道格拉斯DC-3型的美军二战军用机，是国泰航空购入的第一架民用飞机，载客量只有24名。国泰航空由一名美国籍和一名澳洲籍机师于1946年9月创办，初期经营香港至马尼拉、曼谷、新加坡及上海之间的客运和货运航班。
数小时飞行后，Betsy号降落于香港启德机场。这时，机舱内走出一位华人青年，约莫25岁，个子不高，浓密的黑发整齐梳向后面。看去有点近视，没戴眼镜。表情严肃，双目有神，向四周迅速扫视一遍。启德机场南边紧挨着的是维多利亚港，隔着维多利亚港可以望见对岸香港岛上的建筑物和移动中的车辆。青年的目光没有在香港岛的方向停留太久，他转过身来，朝北方天空久久凝视并沈思起来。北方，是他此行的目的地和实践爱国理想的地方。
青年手里紧紧抓着一个公文袋，公文袋里是一堆厚厚的剪报，那是他过往三年来在菲律宾华文报纸上发表过的诗歌、散文、政论，愤世嫉俗亦追求光明。刚才在飞机上，他一路还想着这样一桩心事︰这次停留香港，希望能找家出版社，把这些作品汇集成一本小书，既是对自己过往思想的一次小结，也算是献给新中国的一份见面礼吧﹗想到这里，青年脸上不经意流露出一丝笑容。
第二天，青年带着他的剪报坐船渡过维多利亚港，找到港岛干诺道上的《华商报》（广东《南方日报》前身）。他在菲律宾时结交了一位文坛朋友杜埃，此时担任《华商报》的主编。杜埃热情接待了青年人，“他知道我带来了那些作品的剪报，便主动抽空带我去见司马文森先生。当时司马在香港文化事业界是颇有声望的一位长者。我放下一包稿件，惶恐地等着回音。”青年后来回忆说。
一星期后，青年再去拜访杜埃。杜埃语气有些婉转的说︰“现在国内解放战争发展得很快，大家都在准备着从各种渠道回国内参加建设。形势逼人，我看出书的事能不能暂时搁一搁？”青年似乎听出一点话中话，有些失望，但随即也认同了朋友的劝说。的确，那个时刻在香港，每天从北方都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新中国的曙光已历历在目，此时才专意去出一本个人作品集，似乎是有些不合时宜。年长十岁的杜埃也善解青年人的心，末了特意补充一句︰“你放心，过两天我会去把你的那包宝贝稿件要回来的。”
几天后，1949年1月24日星期一早上，青年如约再到《华商报》取回稿件。杜埃远远望见他就大声喊︰“来得正是时候﹗这里有家新中国文化企业公司正在募股。你身上不是带点钱准备印书吗？不如就先拿这点钱去认一股吧﹗”青年不知这家新公司什么来头，不过听到“新中国”三个字倍感亲切，直觉上认定它是做着某种神圣事业的。既然书出不成，就听朋友建议去认一股，也算是为新中国贡献绵薄之力吧﹗
杜埃引着青年人穿过热闹街市，来到皇后大道中一座唐楼下，登上吱吱呀呀老式木楼梯，在二楼骑楼靠近窗户的办公桌前，青年从口袋里摸出港币二百五十元，即场认购了一股，取回一张股款收据。
几个月后，青年登上一艘开往厦门的轮船，从此离开香港，投身到新中国建设的洪流中去了。此别五十多年，青年几乎完全忘记了曾经发生在香港的这幕小小插曲。
歪打正着成为三联书店第一个股东
2003年5月24日，是王尚政七十九实岁生日，按传统叫做八十大寿。这天，王家老少聚集在王尚政香港的住所，为老人家祝寿。
闲聊间，小儿子忽然问起父亲何来一张香港联合出版集团的金卡，可以享受商务、三联、中华购书八折的优惠？王尚政一时支支吾吾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猛地忆起好像有张什么收据的，大概跟它有点瓜葛吧。边上王太太记性较好，疾步走入房内，从床底抽屉最里层翻找出一张黄皱皱的、右边已缺了个口的股款收据来，摊在灯光下让大家一起细看︰
（正面）
No. 0001
新中国文化企业公司
股 款 收 据
兹收到王尚政先生交下 户名甲种股份壹股，每股港币二百五十元，共计港币贰佰伍拾元整。特先掣给股款收据，待正式股票印就后通知换发。此据。
新中国文化企业公司（签名及盖章︰徐伯昕、黄洛峰、沈静芷）
经手人（签名及盖章︰万国钧）
中华民国参拾捌年壹月贰拾肆日
（背面）
一、 股款征收，暂以黄金为本位，甲种股每股港币二百五十元，折合黄金一市两，待将来新币制确定后，再以黄金按照当时市价折成新币为资本。
二、 本公司原有固定资产港币二百五十万元，全部账册，正在清理中。一俟结算完毕，当委托会计师查核证明，于第一届股东大会时正式报告。
王尚政几个儿子媳妇虽都读过点书，但对这家“新中国文化企业公司”却也个个茫然。唯一感兴趣的，倒是那独特的0001编号﹗忽然，小儿子发现收据左下角四个签名人——彷佛是徐伯昕、黄洛峰、沈静芷、万国钧——非常的眼熟，便影印了一份，带回去考证。第二天，儿子兴奋而肯定的打电话给王尚政︰这家“新中国文化企业公司”绝对就是三联书店无疑﹗
从此，这张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股款收据，才开始得到人们对它应有的重视。
根据这张股款收据上的说明，当时正式股票尚未印就出来，所以“特先掣给股款收据，待正式股票印就后通知换发。”一个多月后的3月11日，公司管理委员会便从香港迁去北平；再过五个月后的8月15日，“新中国文化企业公司”名称就不再使用了。显然，这家新公司的股票最终肯定来不及发行了，而“换发”二字，更具有了特殊意义：它代表了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于1948年10月18日正式合并成立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股东大会通过的《招股简章》所发出的第一张合法股权证明文件。
也许有人会说，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仍拥有新公司甲种股八千股，它们总该先于王尚政成为股东的吧﹗若从历史渊源看，我不会否认这一说法。但从正式法律文件看，王尚政是三联书店第一个股东乃客观事实。
查实，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自三十年代中期创办以来，一直实行的是合作社的模式（生活书店的正式名称即为“生活出版合作社”）。合作社的性质为：职员、读者自愿加入也自愿退出，因而社员名单难以精准造册。抗战期间，社员情况变动更是非常之大，导致了三书店实际股权历来从未认真清理和确认过。
情况一直延至1950年12月1日，三联书店股份整理委员会才在全国各大报纸刊登两则启事，一则是《为生活出版合作社（生活书店）在1945年前之股权全部捐赠韬奋图书馆公告全体社员启事》，另一则是《为征集登记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私人股权启事》，后者写到︰“对股份方面未曾做一彻底之整理与交代。……兹为整理私人股权，并便于联系起见，特刊登全国各大行政区主要报纸。凡持有两单位之股票、临时收据及相当证明文件者，或收据文件均已遗失但能详述当时入股情况、介绍人、股额、日期、收据号码及人证等情形者，请一律于1951年1月31日以前投函北京西总布胡同29号三联书店总管理处转本会登记，以凭核对整理。”注11 这是至今为止我所见到的关于征集生活、读书、新知三书店旧股东的最早官方文件。既然迟至1950年底才开始征集登记旧股东资料，绝不可能在两年前即1948年，当新中国文化企业公司刚成立的时候，便发行合并后新公司的股票或收据给予三家书店的旧股东吧！
当然，说王尚政是三联书店第一位股东，绝无沽名钓誉的意思，这纯粹是对这位今年已步入八十五岁的老人家一种精神上的慰藉。遥想当年，一个血气方刚、向往光明的海外热血青年，告别南洋母亲，只身远赴新中国。他仅仅凭着“新中国”三个字，便毅然买下这一股。五十多年来，他从未去考证核实过这一股的来龙与去脉，也从未在任何人前提起过这桩往事。风风雨雨都经历过了，他唯一珍藏的依旧只是这张印着0001号的发黄的股款收据。对他来说，这是他当年决定献身新中国的最原始证明，这点比什么都来得重要。今天，当老人家知道，他六十年前无意中捐助的——对，一点没错，半个多世纪来王尚政一直认为那次行为乃是一种捐助——“新中国文化企业公司”不仅依然存在，并且超乎想象的发扬光大，影响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你说，老人家能不开怀一笑、吐气扬眉吗？
2008年1月1日元旦定稿于香港
*此文2008年11月12日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后，作者随即接到上海一家博物馆来函，表示愿收藏此张股款收据。香港三联书店名义董事长蓝真先生及公司总经理，亦特意宴请王尚政和作者，表示会收录此文作为三联店史档案之一。（作者补记）
参考资料︰
1. 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文献史料集》第51-52页。2004.5.北京三联出版。
2. 仲秋元《重庆三联书店的战斗历程》（1988年9月10日），原载1988年出版的《重庆出版纪实》。
3. 详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文献史料集》第63-67页，亦见本文附录二。
4. 蓝真《港店纪事》，原载香港《明报月刊》2001年8月号。
5. 陈原《三联纪实》，原载1998年9月《联谊通讯》64期。
6. 原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年辑第126页。
7. 原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年辑第190页。
8. 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手稿，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文献史料集》第38页。
9. 原载1949年10月8日新华书店总管理处编印《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专辑》。
10. 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文献史料集》第1365页。
11. 原载1950年12月1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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