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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一个很大的弱点，叫较少公共意识。从公共空间来说，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大的弱点。第二个弱点是较少实证思维，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弱点。这个弱点和公共意识相比，它的问题一点不少。某种意义上，可能会更大一点。它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话是华裔的历史学家，叫黄仁宇教授那里得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启发，他是这样讲的，他说中国文化在思维逻辑上最大的毛病是缺少数字化管理。他的著作刚一发表的时候，我们好像不太了解他指的是什么，甚至我们翻译“数字化管理”的时候，还翻译成“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这样很勉强的说法。但是，现在我们全民都知道数字化是怎么回事了，我们的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了，我们就明白黄仁宇教授指的是什么了。
什么叫做数字化管理的缺失呢？
黄仁宇教授，认为缺少数字化管理是很多像封建观念、保守主义、极权主义等等毛病当中的一个基座。譬如，在朝廷上皇帝决定要不要打这个仗，大臣们痛哭流涕地都在讲忠和奸，都在讲我们朝廷多么重要，对方多么的糟糕等等。却很少有人说：我们这个地方现在有多少兵，我们有多少粮食，我们库存银子有多少。这就叫数字了。
而且数字不能空讲，要讲得非常实在。我们从哪儿调过来，调过来的道路是多少里路，要走多少天，押送队伍需要多少人，这个叫数字化管理。但是我们朝廷上更在乎的是，那些慷慨激昂或者痛哭流涕的声音，忠和奸比什么都重要，比数字重要，甚至于比真假还重要。
因为数字可以决定真假，这件事情能做不能做、是真是假，都是由数字来标明的。这一点呢，在中国历史上历来不重视。但是由于欧洲比较早地进入了科学主义的启蒙，当科学主义启蒙出现以后，就已经开始摆脱了这种毛病，就是所谓假大空的毛病，也就是进入到数字化管理了。举个例子，以前有些报纸上写，粮食亩产20万斤、一天能够炼多少万吨钢、15年赶上哪个国家、20年赶上哪个国家，都是数字。这些数字没有被管理也没有被实证，数字未被实证就不是我们今天的数字化的要求了，就是胡言乱语的数字了。
大量存在的非实证思维
黄仁宇教授，为了说明我们经常遇到的这种数字化失控，他举了几个例子。他举了一个明代朝廷的原始资料叫《明实录》，明朝的明，实际的实，记录的录。
实录照道理应该是实实在在的，但是，他说嘉靖年间记录有一次铸钱，有9500万管，它是写在这个《明实录》里边了。这个数字——一次铸钱9500万管，是明代200多年前铸钱的总数的十倍以上。这个数字是完全失控了，简直就叫乱写。他举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数字以后，惊讶的不是乱写，惊讶的是，《明实录》写上这些以后，任何奏报者、统计者、记录者、抄录者、核对者、校订者和查阅者，全都毫不在乎。
黄仁宇先生又在明朝的档案里边找到，全国军屯的粮食居然在1505年到1518年这整整14年间，粮食的数字都是104万又158万旦，十四年每年都一模一样，一旦不多，一旦不少。
那么大的国家的粮食储存，十多年间，每一年可以一旦不多、一旦不少，那只有一个结论，就是后面所记录的全部是抄14年前的数字，完全没有经过调查、没有经过实证。这就证明了，我们中国文化在数字化上的一个大弊病，就是数字化失控。黄仁宇先生找的是《明实录》和明代的国家档案，国家档案都可以那么乱写，乱写的时候的严重性就是，一大批的阅读者、校对者、查阅者发现问题毫不在乎，而且也不把问题当问题。
可见，我们的文化在这方面还是个盲区。除了前面提到的公共空间是个盲区之外，实证思维也是个大盲区，这个盲区我们需要重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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