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本文共有 8425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17 分钟。
历史是未来的启迪，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者。
顺着中国历史的脉络，跟随徐祥的视角，一起来了解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顶级国宝。今天介绍战国时期的重要文物，依然以青铜为主。
战国时期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推翻智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周威烈王册封三晋为诸侯， 中国 历史进入战国时期。公元前221年，秦国灭齐国，统一六国，标志着战国时代的结束。
战国时期是 中国 历史上继春秋时期之后的大变革时期。春秋一百多国，经过不断兼并，战国初年，约有十几个国。大国有秦、魏、韩、燕、赵、齐、楚，即“战国七雄”。此外还有越国一个较为强大的国家。小国有宋、鲁、卫、 中山 、滕、邹等。另外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分布在四周，北与 西北 有林胡、楼烦、东胡、仪渠，南有巴国、蜀国、闽越。至秦统一，通过列国的兼并战争和自发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迁徙，这些少数民族多与中原民族融合，有些则保持了原有的民族风貌，部分如匈奴则与中原成对立姿态。
战国时期是农业、纺织业、思想、科技、军事 和政 治发展的黄金时期。图强求存的各诸侯国展开了许多举世闻名的变法和改革，如吴起商鞅的变法图强，而在兼并战争过程中，如张仪、苏秦的纵横捭阖，廉颇、李牧的战场争锋，春申君、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的政治斡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涌现出了大量为后世传诵的成语和典故。
鎏金嵌玉镶琉璃银带钩
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
带钩是古代贵族和文人武士所系腰带的挂钩。古代衣服没有纽扣，需要在腰间加以绑系。除用丝带外，也可用革带。革带常用兽皮，因为较硬，需用带钩来连接，相当于今天的皮带扣，常与 玉环 同时使用。带钩有金、银、铜、铁、玉等材质，一般由钩首、钩身、钩纽三部分组成，钩首用于勾连，钩纽则起固定作用。
这件鎏金嵌玉镶琉璃银带钩1951年出土于 河南 辉县 固围村，长18.7、宽4.9厘米，是战国时期魏国的物品，国家规定的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的顶级文物之一。此件带钩由 白银 制成，器形较大，通体鎏金，钩身铸浮雕式的兽首和长尾鸟，兽首分列钩前后两端，长尾鸟居钩左右两侧，盘曲逶迤。钩身正面嵌饰 白玉 玦3枚，玉玦中心各镶一粒半球形琉璃珠，钩身前端镶 白玉 琢成的雁首形钩首，从侧面看犹如一只曲颈高歌的鸿雁。带钩的制造工艺也十分精湛，采用鎏金、镶嵌、凿刻等多种方法，将不同质地、不同色泽的材料，巧妙地配合使用，使不同色彩的对比非常和谐，产生绚丽多彩的装饰效果。此带钩纹饰繁复，玲珑剔透，包金镶玉，雍容华贵，是战围带钩中的精品，极为奢华，反映了当时金银工艺的最高水平。
曾侯乙青铜缶
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件青铜缶1978年出土于 湖北 省 随县 擂鼓墩1号墓，是战国时期曾国的物品，高124.5厘米、口径48.4厘米。
此缶盖上有4个环钮，盖用环链扣在肩上的龙形拱钮上。腹部有4个环钮，大概是供移动时捆绑绳索所用。缶的颈和下腹部饰有蟠虺纹组成的蕉叶纹，其上为3匝蟠虺纹，颈部有“曾侯乙乍持，用冬（终）”的铭文，表明它是曾侯乙王室所用的大型储酒器。这是目前 中国 发现的最大铜缶，也是战国时期最大的铜器。
这件青铜缶采用分段铸造再拼合的工艺，器身分两次铸接，即先铸上半截，再铸下半截，从内壁上可以清楚的看到接合处有凸起的箍带。器表有四条纵向接范的痕迹，由于范块结合不整齐，所以上下的范痕线不在一条直线上。器耳和钮是单独铸造然后拼接上的。多范合铸技术代表了青铜时代范铸法技术的高峰，这种工艺的熟练应用为大型精美的青铜礼器铸造提供了前提。
曾国是一个姬姓小国，战国时期为楚国的附庸国，与楚国的关系极为密切。曾侯“乙”在位时间是公元前453年-前433年，被称为曾国的“中兴之君”。
曾侯乙青铜冰鉴
中国国家博物馆
曾侯乙青铜冰鉴为国宝级文物，1978年 湖北 随州 擂鼓墩战国早期1号墓出土，同时出土两件，造型、纹饰、大小均同。此器结构复杂，造型奇特，工艺精湛，是一件具有特殊用途的大型酒具，被誉为我国最早的“冰箱”。两件文物现分别藏于 中国 国家博物馆和 湖北 省博物馆。
铜冰鉴长76厘米，宽76厘米，高63.2厘米，是一件双层的器皿，方鉴内套有一方缶。鉴为方体，像一个方口的大盆，腹深，平底，四个兽足。铜冰鉴的四足是四只动感很强，稳健有力的龙首兽身的怪兽。四个龙头向外伸张，兽身则以后肢蹬地作匍匐状。整个兽形看起来好像正在努力向上支撑铜冰鉴的全部重量。鉴身为方形，其四面、四角一共有八个龙耳，作拱曲攀伏状。这些龙的尾部都有小龙缠绕，还有两朵五瓣的小花点缀其上。鉴口四角及四边中部分别有方形或曲尺形附饰，均用凸榫与口沿上相应的榫眼套接。鉴内中部有方孔，鉴内之缶口颈即从方孔中露出，盖之四面各有一兽面衔环，以便启闭鉴盖。盖上浮雕变形蟠纹，鉴体上多浮雕蟠螭纹，下腹饰蕉叶纹。鉴体铭刻“曾侯乙作持用终”。四足兽、八龙耳，八接檐，蟠螭纹、勾连云纹，异常精美。铸造技艺精湛，失蜡、镶嵌、镂雕、浮雕俱全，极具艺术珍藏价值。
铜缶亦为方体，小口，斜肩，腹瘦深，平底，圈足。缶盖平顶，上置四个圆环钮。盖沿内折，与缶口以子母榫相扣合。缶肩有四个圆环钮。缶上饰T形勾连纹、菱形带纹、斜三角纹、勾连云雷纹、蕉叶纹、涡纹和浮雕变形螭纹，盖内刻铭与鉴铭相同。鉴与缶的组合，设有专门的机关。在使用时，将缶之口、底与鉴之口、底套合固定，灌酒挹酒不需打开鉴盖，只用打开缶盖即可。这套酒器设计巧妙，铸作精细，形体壮伟，在现知商周青铜酒器中尚无可朋比者。与之同期出土战国时期曾侯乙墓青铜缶，器形巨大，重327.5公斤。
与青铜冰鉴配套的还有一把长柄青铜勺，勺的长度足以探到尊缶内底。
曾侯乙青铜冰鉴的出土，与古代文献记载的周代流行在夏季饮冰镇酒恰相印证。这一青铜冰鉴的发现证明，我国至迟在战国时代已发明了原始的“冰箱”，而冷饮的出现也就肯定不会晚于战国时代。冰鉴的工作原理，是依靠装在鉴内的缶四周的冰块，使缶中的酒降温的。这套青铜冰鉴除可降温冻饮之外，还可在鉴腹内加入热水，使缶内美酒迅速增温，成为适合冬天时饮用的温酒。
曾侯漆耳杯
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两件漆耳杯是战国时期曾国的物品。和曾侯乙青铜缶一起在1978年出土于 湖北 省 随县 擂鼓墩1号墓。
右侧的漆耳杯高4.2厘米，口长14.6厘米，宽11厘米，外髹黑漆，内髹朱漆，边缘及双耳绘云纹。此墓出土漆器很多，因为是诸侯之墓，随葬漆器的工艺非常精美。
耳杯是战国漆器中十分流行的一种饮食器，其椭圆形带双耳的造型很独特、时尚。
栾叔青铜缶
中国国家博物馆
栾叔青铜缶通高40.5厘米、口径16.5厘米、足径17厘米，为战国时期栾书子孙祭祀祖先而作，盛酒或盛水器。“栾书”青铜缶器形似壶，小口，短颈溜肩，圆腹，矮圈足，圈足外缘有三个等距离的小长方形片状饰向外侧伸出，底部作十字形凸起。盖顶弧形，盖面内沿有三个等距离的小长方形微凸的卡。盖上和腹侧各有四个对称的环形耳，耳上有阴线的云纹。缶盖与腹表均有铭文。盖铭2行8字：“正月季春元日己丑。”腹铭错金5行40字：“正月季春元日己丑，余畜孙书也择其吉金，以作铸缶。以祭我皇祖，虞（余）以祈眉寿。栾书之子孙，万世是宝。”此器相传出土于 河南 辉县 。1958年容庚、张维持的《殷周青铜器通论》将其定名为“栾书缶”，认为栾书即为栾武子，“栾书”青铜缶铸成在鲁成公十二年（公元前579年）。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将“栾书”青铜缶作为春秋中期晋国的器物来看待，视之为一件极具史料价值的珍贵文物。
错金银马首形青铜
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件错金银马首形青铜是战国时期魏国贵族的车辕饰件，1951年 河南 省 辉县 固围村出土，高8.8厘米、长13.7厘米、管径4.8厘米。这件错金银青铜代表了魏国青铜器铸造及错金银工艺的最高水平，也反映了贵族生活的奢靡。
人形铜灯
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件人形铜灯1957年 山东 省 诸城 县葛埠口村出土，战国时期齐国使用的照明用具，高21.3厘米、盘径1 1.5厘米。这件青铜灯整体造型为一男子双手分别托举竹节形灯盏，盏盘下有子母口与盘柄插合，可根据需要拆卸。男子身着短衣，腰束宽带，脚踏盘龙形底座，形象威武，底座旁还附有一个添油用的长柄青铜勺。青铜灯造型新颖，构造精巧，可能是齐国宫廷中的器物，既是日常用器，也是有装饰效果的艺术品，是王公贵族奢华生活的代表。灯的燃料可能来源于动物油脂。
六山纹青铜镜
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件六山纹铜镜直径23.2厘米，厚0.6厘米。
战国铜镜纹饰丰富多彩，仅几何图纹就有山字纹、菱形纹、连弧纹等，其 中山 字纹镜分布地区广，数量多，堪称是战国铜镜的典范之作。
山字有左旋、右旋两种，根据山字的数目可分为三山镜、四山镜、五山镜、六山镜四种，其中四山镜出土数量最多，可占山字纹镜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山字纹镜中六山镜的数量绝少，这枚镜是其中的精品。镜圆形，三弦钮、双重圆钮座，座外有六个山字纹，字体瘦削，倾斜度很大。山字中间的竖画甚长，顶住镜缘，每个山字的外框镶有细边，左边细边延长伸至另一山字的底边，形成六出星芒形。钮座外均匀向外伸出六片花瓣，各山字右肋又配一花瓣，共12花瓣，精美华丽。
十六联弧三兽纹青铜镜
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件十六联弧三兽纹青铜镜直径14厘米、边厚0.2厘米。
此镜为圆钮，钮四周为花瓣形花纹，边缘内部以等长的弧线连接成16个内向联弧，联弧内有蜷曲飞腾的3个长尾神兽，造型生动，栩栩如生。 中国 的青铜镜铸造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甘肃 省齐家文化遗址中即有发现。商周青铜镜不多见，并且形体一般都较小。从战国时期开始，青铜镜大量流行，铸造、装饰工艺水平极高。
狼噬牛纹金牌饰
中国国家博物馆
战国狼噬牛纹金牌饰1972年出土于 内蒙古 自治区伊克昭盟 杭锦旗 阿鲁登，长12.7厘米，宽：7.4厘米，重：237.625克，是战国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饰物。
这件牌饰用黄金制成，牌面上压制出四狼噬牛的纹样。以牛的脊柱为轴，中分画面，四狼两两成对，对称分布于左右。画面线条流动，动感极强，纹饰丰满，使得整个场景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战国时期生活在 蒙古 高原的林胡、楼烦、匈奴等少数民族，与 中亚 草原的游牧民族联系密切，金属制品的纹饰风格深受其影响，狼噬牛纹即是比较典型的 中亚 草原艺术风格。同时这些民族又受到中原文化的熏染，此牌饰对称布局的画面就带有中原艺术风格。因此，这件器物从制作工艺到纹饰风格，集中体现了这种不同文化的交汇与创新。
长角鹿形青铜饰件
中国国家博物馆
长角鹿形青铜饰件、卧鹿形青铜饰件， 内蒙古 出土。
战国时期生活在 中国 北方长城沿线广大地区的北方民族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融合了中原地区及欧亚草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形成了自身特色。北方民族使用的装饰品有头饰（包括耳饰）、项饰、服饰等，这些装饰品种类繁多、造型富于变化、制作精美，洋溢着浓郁的北方民族风情。本篇为国博《古代 中国 》展中的部分青铜（金）饰品。
中国国家博物馆
青铜武士像，战国赵，1955年 山西 长治 分水岭出土。
靴形青铜钺（yuè）
中国国家博物馆
广西 壮族自治区 平乐县 银山 岭出土。战国时期百越物品，长8.5厘米，刃宽13.7厘米。
此钺形如皮靴，是具有百越地方风格而与中原不同的兵器。
青铜钺形似皮靴，銎部呈六棱形，一侧有附耳，钺面饰有网格纹和齿状图案。青铜钺是古代越族地区最具地方特色的器物之一。有学者甚至认为，越族的得名与他们首先发明和使用了“戉”(钺)这种工具有关。实际上，越人的青铜钺只是 广西 、 云南 地区的西瓯、骆越和滇越人的青铜钺， 浙江 、 湖南 等地发现的青铜钺是岭南越文化向北传播的结果。这些越式青铜钺最早出现在春秋后期，最晚的一直延续到西汉时期，其传播范围一直扩展到 东南亚 地区。
靴形青铜钺是越式青铜钺中的一类，亦被称为“不对称形钺”。关于靴形青铜钺的用途，学术界有除草器、武器、切割器具、祭祀用具以及纺织用具等说法。从各地出土的有关器物看，一些靴形钺制造精美，上面往往装饰羽人舞蹈、羽人划船以及蛇形等图案，这些图案在 中国 南方先秦至秦汉时期的青 铜鼓 上也有所反映。很多学者认为这些图案和古代越人进行的水上祭祀有关。因此，类似图案表现在靴形青铜钺上，似乎也显示出这类器物有祭祀用的可能。
插栓式人首方柱形器
中国国家博物馆
1973年出土于 广东 省 四会 县，战国时期百越国物品，一件长24.1厘米、宽2.3厘米、厚2厘米，底部插栓8.7厘米;一件长23.5厘米、宽2.2厘米、厚2厘米，底部插栓8.2厘米。
该器可能是用以固定棺木的铜质部件。器体呈长方形，上端饰浮雕人首，人首脸颊较瘦，鼻细长，双椭圆形目内凹，嘴内凹，有双耳。长颈收束，窄肩，肩下有格，下接细长方柱。柱下端有一孔，内插一细长方形栓。
百越是战国时期生活在楚、越以南地区的部族，分布在今 浙江 省南部到 福建 省 福州 一带的称"闽越"，今 广东 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及 江西 省南部的称“南越”。
错金银犀牛青铜带钩
中国国家博物馆
错金银犀牛青 铜带 钩，1954年 四川 省昭化县宝轮院出土，长17.5厘米、高6.5厘米，战国时期巴国物品。
带钩整体为独角犀形，颈有双鬣，鼻向前伸成钩，钩端作口首兽头形，造型异常优美。巴人是战国时期生活在今 四川 省东部的部族，习惯于乘船在水上渔猎，后亦从事农业生产。巴人最后迁都于今 四川 省 重庆 市嘉陵江沿岸一带，因长期与楚接壤，受楚文化影响甚深。以独木舟作船棺而葬是巴人的风俗。
此件带钩为古代巴人制品，造型独特，惟妙惟肖。呈犀牛形，犀牛体型健硕，鼻上有双角，前角长且弯曲。犀牛鼻端伸出一柱形钩喙。通体饰卷草纹，用以表现犀牛皮肤的褶皱，纹饰绚烂而有致，极具装饰效果。
错银卧牛青铜镇
中国国家博物馆
错银卧牛青铜镇，长10厘米，高5厘米，于1956年在 安徽 寿县 出土，战国时期楚国文物。
古人习愤跪坐于地、床、榻之上，必铺席，文献中也称作“筵”。为了避免起身和落坐时折卷席角，需要重物将其四隅压住。青铜镇就是用来压席子四角的用品，完整的一套为四枚，多动物造型，如虎、豹、辟邪、羊、鹿、熊、龟等。
《楚辞九歌》有“ 白玉 兮为镇”的词句，但考古发现中极少见到玉质的镇，质地以铜为多，其工艺有銮金或错金银。
这件铜卧牛，蟠伏顾首，形态逼真，栩栩如生。牛身有精美的错银云纹装饰，不仅动感十足，且充满神秘气氛。腹下刻有“大府之器”四字，《周礼天官大府》职云：“大府掌九贡、九赋、九功之贰，以受其货贿之入，颁其货于受藏之府。”“大府”是王室掌管财币货藏的机构，是王室府库的官长，掌管四方向王室进贡的“货贿”，同时在王进行赏赐时负责从府库中搬取、清点赏赐品。此器当是大府所藏专供王室使用的器物，故造型制作都异常精美。
楚国青铜编钟
中国国家博物馆
1957年 河南 信阳 长台关出土，制造于战国时期的楚囯。
这套编钟共13件，附铜辖(悬挂编钟的钩鞘)13个。高度依次是30.5厘米、25.7厘米、24.5厘米、23.4厘米、21.8厘米、21.4厘米、20.3厘米、19厘米、17.6厘米、16.6厘米、15.9厘米、15.5厘米、13厘米。最大一件钟的两面铸有铭文12字，记载楚历屈之月，晋国救戎于楚的事件。经试音发现这组编钟音阶准确，音质优美，每枚钟都能发两个乐音，两音之间为大三度关系，符合现代声学原理。该编钟音律准确、声音悠扬。
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遨游太空携带的乐曲《东方红》就是用这组编钟演奏的。
周朝是依靠礼制来维护统治秩序的，编钟这种礼乐用器的数量和种类的多少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从西周早期出现三个一组的编钟以后，其每组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春秋战国时期，上层贵族仍沿袭周王朝的一些礼制，因此在其大墓中经常陪葬编钟、编磬。
西周时期贵族的音乐，主要是配合礼仪演奏的，曲调讲究严肃、平稳，伴奏的乐器以钟、磬、鼓等打击乐器为主，被称为“金石之音”。《荀子乐论篇》中谈到各种乐器之音在礼乐中的作用：鼓似天，钟似地，磬似水，竽、笙、管等似日月星辰。礼乐在春秋战国时期被称为“雅乐”，可在庙堂上制造出一种天、地、人浑然一体的庄重气氛。
锦纹青铜戈
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件青铜戈长24厘米，相传出土于 湖南 省 长沙 市。
此戈有四穿，长胡两面均有方胜形锦纹，极工细美观。据研究，这样美观的方胜形锦纹，是用硫化铜特殊工艺处理的结果。经过这样的处理，兵器既美观，又可防锈，反映了 中国 古代高超的冶铸水平。楚国是战国七雄之中最有能力与秦抗衡统一天下的对于。春秋的吴、越诸国战国时都归于楚，因而楚国多名剑，兵器制造有极高的水平。 这把精美的兵器，决不是一般士兵或低级军官使用的，它肯定是某一位高级将领的兵刃。此戈出土时为两件，可能是一对。
此戈援身略上扬，背微鼓起，呈长弧状。直内，尾端向下弧弯呈钩状。胡上有3个长条形穿，上阑处有1个三角形穿，内上有1个长条形穿。援身和胡上均饰双线组成的菱形纹，并在双线相交处饰一圆点。
据研究，此戈精美的纹饰是用硫化铜特殊工艺处理的结果。经这样处理，兵器既美观，又可防锈，反映了 中国 古代高超的铸造水平。此戈上的双线菱形纹是典型的吴越兵器上的装饰。公元前473年，吴为越所灭，公元前333年，越又为楚所灭，此后吴越地区完全为楚控制。在战国时期，楚与吴、越一直毗邻，时战时和，因此，吴越的精美兵器有可能流入楚地，这也是战国时期楚文化区内出土较多吴越兵器的原因之一。
据报道，此戈当时共出土2件，可能是一对。由于制作精美，其使用者的身份不可能是一般士兵或低级军官，当是一位高级将领。
错金鄂君启铜节
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件铜节1957年出土于安徽省寿县城东丘家花园，是战国时期楚国的水陆交通运输凭证。早期的节是把竹子剖开来制作，后来虽用青铜铸造，但是仍然铸造成竹节的形状。
铜节分舟节和车节两种，用时双方各持一半，合节验证无讹才发生效力，舟节 长30.9厘米，宽7.1厘米，厚0.6厘米，有错金铭文9行165字；车节 长29.6厘米，宽7.3厘米，厚0.7厘米，有错金铭文150字。铭文记载了公元前323年，楚怀王发给鄂君启舟节和车节的过程，并详细规定了鄂君启水路、陆路交通运输的路线、运载额、运输种类和纳税情况，是研究战国时楚国交通、地理和商业赋税制度的珍贵资料。
王命传青铜虎节
中国国家博物馆
“王命传”青铜虎节相传出土于 安徽 寿县 ，长12.4厘米，高7厘米，厚0.5厘米。战国楚王发布的印章符号，用于交通凭证。
节是调动军队、出入关驿及征收赋税的凭证，同时双方各持一节，合符验证无误才能生效。就形制而言，节有虎形、马形、龙形、竹节形。此节整体成虎形，正面背上刻“王命传遽”4个字。大意是：王命令各驿站，凡有人持此节过站，可借与车马及饮食。
令狐君嗣子铜壶
中国国家博物馆
相传1927年 河南 省 洛阳 市金村古墓出土，高46.5厘米、口径14.8厘米，战国时期 韩国 物品。
铜壶盖四周出6莲瓣，器身有5道蟠螭纹，中间以凹下的环带相隔。该壶颈部有铭文23行50字，内容是令狐君的嗣子铸壶的颂辞。令狐在今 山西 省猗氏县西南。战国初晋封其大夫于令狐，称令狐君。
该青铜壶分壶盖和器身两部分。壶盖上有镂空的六莲瓣状捉手，下有子口以纳入壶身中。壶身侈口，束颈、溜肩、鼓腹，壶底有圈足，肩部两侧有相对的衔环耳。盖缘和壶身均饰散虺纹，其中壶身纹饰共5周。铭文位于壶颈部，共23行50字，中有“命瓜”（令狐）字样，揭示了器主的族氏和身份。
该壶出于 洛阳 金村的一座墓葬中，同出者两件，形制、纹饰和铭文基本相同，另一件在 加拿大 多伦多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命瓜”在文献中写作“令狐”，见载于《左传》、《国语》等，其地在今 山西 临猗 一带；春秋中期，令狐是晋国魏氏的封邑，战国时期归属魏国，令狐君当与魏国有密切关系，作器者为其后嗣。 洛阳 金村墓地的性质，历来有秦墓、韩墓、周墓等几种说法，当以东周墓或周墓最为可能，有学者推测令狐君嗣子可能为周王之臣子。
壶为盛酒器，按形状分方壶和圆壶两类，在东周较高等级墓葬中，青铜壶大多成对出现。此类带莲瓣状捉手的壶盖，出现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春秋末年到战国中期，代表器物有著名的莲鹤方壶。与本器形制较接近的有山彪镇1号墓出土的几件青铜壶，有的在莲瓣内还有立鸟。
鸟形青铜匜
中国国家博物馆
1952年出土于 河北 省 唐山 市贾庄，通高16厘米、通长22.9厘米。
这件青铜匜流部呈鸟首形，上有眼、冠、耳，上喙可开合；匜身呈横椭圆形，圜底，下承三个细高的兽蹄足，后有鸟首“S”形鋬。流部鸟首饰鳞纹，并有一道凸箍，口缘下饰一周纹，腹部饰横鳞纹，匜内底饰鸟纹。
此青铜匜形制较特殊，与其形制相近的还见于 河北 灵寿 西岔头和 唐县 北城子等地，地域特征鲜明。
作者，徐祥，贵州安顺人，偶尔读书、旅行、写作、摄影，信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喜欢从历史的视角观察现实与未来。
本文如果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国家博物馆系列（第21期）——战国时期青铜器及其他文物》，同时在此感谢原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