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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论语》当编剧，穿越到夫子的课堂”
1.10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子禽问子贡说：“夫子每到一个国家，必定听得到这个国家的政事。那是求人家告诉他的呢，还是人家主动说给他听的呢？”子贡说：“夫子是靠温和、善良、恭敬、节俭和谦让得来的。夫子的那种求得的方式，大概是不同于别人的吧？”
子禽春秋时期人，姓陈名亢，字子禽，是孔子后期收的学生。从论语记载看他对夫子的过往和行事特别关注。
子禽会有这种问题，并且被孔门弟子记录下来，肯定不是像字面意思那样简单。那个年代字是刻在竹简木牍上的，真的是惜字如金的。
想来大概有这方面的原因。孔子的影响不止在现在，生前就已经很大，在众弟子心目中更是无上高大，大都以师从夫子为荣，为之感到骄傲。但是有一点是他们感到耿耿于怀的，就是孔子一生不得志，自己的主张未能得到伸张。逐年积累下来，弟子们对各国当政者就有了鄙视和怨气。所以看到孔子每每到达一个国家，还得低下身段去游说国君，感到不可接受。在他们心目中，夫子应该是登高一呼从者云集才对。
所以当又一次看到夫子给弟子分析某个诸侯国的国内国际形势，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而且再一次准备去游说的时候，子禽感到实在无法接受，于是向师兄子贡发出疑问。
“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
这个问题还真的不好回答。如果是“求之”，那么作为弟子，很多人是不可接受的，他们骄傲的心会受到伤害，为夫子不值；如果是“与之”，弟子们照样会怨气冲天，既然知道有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也知道我们我们夫子有好办法，为什么不用夫子呢？
可以说子贡无论怎么回答，都是子禽无法接受的。面对这个两难问题，以能言善辩著称的子贡能怎么说呢？只好迂回回答：“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子贡的答案看似只对孔子的品德进行了赞美，似乎没有解答子禽的问题。其实，已经完美的回答了子禽的问题。
夫子品德高尚，如果是“求之”，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造福于天下，无可厚非。如果是“与之”，说明国君们是识货的，只是他们缺乏实施的勇气，白白错过了机会，是他们的损失，无损于夫子的伟大。
今天想来，在孔子民主宽松的教学方式下，当时的弟子们所讨论的，一定不仅仅是这种需要我们从字里行间体会的问题，答案也不会是这样隐晦。
以今天的观点想来，子禽其实提出了好几个普通弟子的疑问。
夫子是怎么得到各国有价值详细信息的；夫子的主张为什么不为各国所接受？是夫子的主张有问题，还是夫子的能力有问题，亦或是国君们有问题，公卿大夫们有问题，还是他们不敢说出的：“夫子有问题”？
仔细琢磨一下，问题也不难回答，夫子的弟子们一定讨论出了结论，只是有一些在那个时代没法明说而已。下面臆想一下，孔门弟子的结论：
1.为什么夫子到一个国家就能及时知道这个国家的政事。
这在消息闭塞，三里地外就无可靠信息的古代是很特殊的。孔子之所以能够熟知各国政事，不外乎这几方面原因：
⑴多年的经历和经验
孔子周游列国多年，对时事世事了解颇深，那个时代又不像现在这样瞬息万变，是典型的慢节奏社会，很多经验可以长期不过时。
⑵孔子弟子提供
孔子在当时是弟子遍及列国，人数多分布广，夫子每到一国，弟子闻风前来拜见夫子时提供了大量详实的信息。
⑶思变的民众提供
由于孔子的巨大威望，夫子每到一个地方，当地人就会感觉看到了某种变革希望，希望孔子能够影响本国国君。这样无论下层平民或不得志的基层行政人员，还是希望可以实现某种变革的上层当政者，都会去拜访孔子，希望孔子给出个主意，或能给孔子出个主意。
⑷当面的国君提供
那些或遇到疑难或大权旁落或希望振作国家的各国国君们也会向孔子求教，这样必定也会提供一些普通民众无法得知的秘闻。
这样孔子就这样靠着自己的人格魅力，获取了一手的当地国情，从不同角度了解当地国情，也就知道了各种政事。
3.孔子一生不得志的原因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⑴肯定不是主张本身的问题
后世传言夫子克己复礼、因循守旧不符合潮流，这只是行事无原则后人的一种臆测.
作为出身没落贵族的政治家，孔子肯定能敏锐感觉到当时的社会弊端症结所在。当然希望有所作为有所改变。孔子不是一方诸侯，也不是预谋暴力颠覆政权的人，要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只能游说国君，如果开宗明义就是伤害统治者利益，怎么能够获得支持？只能掺杂一些对诸侯有利的说法。恢复古制无疑对统治者是有利的，但主张克己复礼就代表复辟吗？笑话！孔子首先属于政治人物，政治人物的话不都是可以从字面进行理解的。政治人物最擅长的就是进行曲线救国、迂回前进，往往所做的与所说的大相径庭，多少改革都是假借复古之名进行的。激进的改革就好吗？进行社会改造政策对比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前苏联和当今的中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采用的是颠覆性的激进政策，结果国家解体了。而搞改良的中国呢？则从一个除了人多、骨头硬之外几乎一无是处的弱国变成了举足轻重的强国。作为中庸之道的提倡和践行者，孔子的政治主张肯定不是激进的，也同样不会抱残守缺，应该是比较柔和的。
⑵也一定不是执政能力问题。
长久以来，人们总说儒门只会坐而论道夸夸其谈，没有实际能力，实际不是这个样子的。
孔子在鲁国几年的执政表现已经很好反驳了这个观点，另外孔子大量优异弟子的表现也能推翻这种结论。对当时及后世影响巨大的很多法家人物，本身就是出生儒门。比如李斯和韩非师承荀子，李悝、吴起的老师是子夏。
所谓礼法本身就是法，孔子治国也不是靠说教，而是靠制度。孔子在鲁国从政时期的有些手段就近似法家，在与别国交往时也是智计百出，阳谋阴谋具备的，而且效果很好。
⑶是当时国君方面有问题
①没有碰到雄主明主。
春秋末期处于一个社会发生很大变化的时代，但孔子所到国家的国君基本就是一伙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甚至最后过不下去的主。在那种制度下，靠这种国君，孔子的政见是无法施展的。
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双刃剑因素
孔子的君臣父子主义貌似为统治者说话，可是诸侯需要臣子的效忠，却不愿意效忠自己的君——周天子。因此，君臣父子这把双刃剑挠到了诸侯的痒处，也戳到了诸侯的痛处，让他们犹疑不决，时间和机会就这样错过了。
③害怕尾大不掉的恐惧心理作祟
孔子弟子三千，遍布当时各国各地各个阶层，很多弟子也是名声卓著，有些当了大夫、家臣，很有地位。孔子本身的崇高声望加上他的三千弟子，在当时是一个能让统治者产生恐怖感的存在。一旦孔子在某个国家当政，肯定要重用自己的弟子，庞大的弟子群遍布各个阶层，加上夫子本身卓越的能力，巨大的威望，自然而然会让国君感觉自己控制不了夫子，所以不敢用。
⑷既得利益者的排斥
孔子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侵害某些既得利益者。另外，施政改革要进行人事重组，重用新人才的，这自然会受到把持权力的既得利益者的反对。比如素有贤名的晏婴就曾给夫子进谗言。涉及到政治，不是任何方面都是可以调和的。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一定会横加阻挠的。有时候，卑鄙群体的力量不见得会输于正义的。
⑸夫子自身原因
其实应该也有孔子自身的原因，严格讲夫子是有些表里不一的，表面上温良恭谦让，骨子里却是无比高傲，对很多人很多事都看不惯，道不同不相为谋，不肯同流合污。孔子在那个时代还是缺乏某些政治素质的，脸皮不够厚，心也不够黑。行走坐卧吃穿住行都很讲究的夫子，道德洁癖还好说，因为它只是要求个人。而品行高雅导致的政治洁癖，还会对别人提出要求，所以夫子是不适合混官场的。如果他肯伏低做小放下身段，在人格上做出妥协，其实是有不少从政机会的，但是如果那样就没有如今我们大家眼中的夫子圣人了。
所以，窃以为《论语》把这一段疑问和有些不知所云的回答放在开篇，应该是有原因的，是有不能明道的深意在里面的，需要后人好好琢磨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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