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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后期，江西派诗风日渐衰微，江西诗派末流之弊也日益显露出来。诗人们为矫正江西之流弊，重新倡导学习唐诗，形成了江西诗派与宗唐的水嘉四灵派对全的局面。一些文学批评家也高举尊唐贬宋的大旗，不遗余力地为唐诗大张其目，而对本朝诗歌则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其中影响最大的文学批评家。
严羽在其著作《沧浪诗话》第一章《诗辨》中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当首推习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签者上也。诗者，吟性情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在极盛唐之诗后，又论宋诗：“近代请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歇焉。”极力竖斥苏轼、黄庭堅以及江西诗派诸公之诗。严羽的批评，几乎成了后人对宋诗进行批评的绍领性意见。从此之后，对宋诗的贬斥或褒扬总是固绕这几点来发，直到今天，人们在评价宋诗时也总要提到宋诗的散文化、才学化、议论化等倾向。所不同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经能够客观、公正地评价宋诗，把“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缺点论，改变成为宋诗的特点论。
先看以文字为诗。严羽所说的“以文字为诗”究竟指什么。在他的文章中从没有明确的简述，历来论者多以艰涩、奇怪、生僻字入诗来加以附会、发挥。然面，对文字熟识的多算，当属“以才学为诗”的范畴内，难以自立途。因此，后世论宋诗者，竞逐新把“以文字为诗”和“以文为诗”两个不同概念混同一谈，大谈“以文为诗”，而绝少谈起“以文字为诗”。“以文为诗”就是把散文创作中的章法、结构、语言等技巧运用到诗歌制作中。如苏轼《和子由池怀旧》中的四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句式的构思及表达都是散文化的，但表达的思想情感仍然是诗化的。赵翼在其《甌北诗话》中说：“以文为诗，自昌察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可见，诗歌散文化是宋诗对唐诗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是宋诗的主要特点之一。
再看以才学为诗。オ学、顾名思义应包括才气和学问两个方画。以学问为诗包括喜好使事用典，广征博引；要字义有出处，以至补辍奇字，强争险的等等。“以学问为诗”自王安石、苏轼时渐成倾向，至黄庭坚时达到高峰，以至于泛。以学问人诗总的来说是一种不良倾向，很容易误导诗人脱离现实社会生活，只是在书本中乞诗料。但是在诗歌创作中适当地增加一些学识色彩，也会州加诗歌的的味、如黄庭的《寄黄几复》：“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及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星，治病不暨三折肢。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嶂溪路。”
此诗多处使事用典，丰富了诗句的内涵，并且以《左传》、《史记》中的散文语言入诗，又给全诗增加了苍劲古朴的风味。至于以才气入诗，则不是尽人可为，唯有苏轼这样才情洋溢的大家，才能随心所欲地退才使气。“天地万物，笑怒，无不鼓舞于笔端”（叶登《原诗卷一》）。方能“人所不能比者，东能比喻；人所不能形容者东坡能形容；比喻之后，再用比喻；形容之后，再加形容”（施补华《佣说诗》）。如前文列举的苏轼《和子由混た怀日》四句，“雪泥鸿爪”的比喻，既打发了人生泊的怅之情，又包含了对人生艰难历程的回顾和眷恋，不仅形象鲜明，而且含义丰富深刻，感情层次也更加曲折。但过分逞才使气，会破坏诗歌的含蓄蕴藉的审美原则，甚至出现“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留为诗”（严羽《沧浪诗话》）现象这大概是严羽批评“以才学为诗”的原因。
再看以议论为诗。“以议论为诗”，解释开来，就是用议论的方法作诗。议论和叙事、抒情等一样，是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方式，诗和散文、词、赋一样，是文体的一种，并没有一定的规则，重要的是哪种方式更能精辟深刻的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严羽之所以“以议论入诗”唐诗多借景抒情、咏物抒情等表达方式大相径庭，且宋代一些作家以及心理学家忽视诗歌的艺术特征硬要在书中发议论讲道理，让人读来感到兴味索然。其实，以议论入诗，如果运用得当是会增添诗歌的感染力的。如苏轼的《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全诗四句，都在议论，通过琴与表演技巧的相互依赖关系，告诉人们要做好一件事，既要有客观条件，又要有人的主观努力。因其哲理深邃，至今仍受人们的喜爱。以议论入诗也是宋诗发展的必然趋势。唐诗是我国古典诗歌创作的高峰，“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鲁迅《致杨界云》），宋要想在诗歌领域有所发展，就必须另辟径。“以议论入诗”就是另辟途径的手段之一。另一原因是，宋代高度重视文治”、重用文人，所以文人和政的关系非常密切，往往是文人、官僚、政治家三位一体，越是大诗人官位越高，一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这些诗人，把歌作为表现政治斗争的武器，在诗中反映复杂的政治斗全，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批驳各种不同的见解，表达自己对国家命运的责任感，因此，“以议论人诗”就杜甫的诗中就已体现了以议论入诗的特点成为宋诗发展的历史必然，成为宋诗的主要特征之一。
事实上，“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创作方法都非始自宋代。唐代大诗人杜甫、韩愈都是这些方面的典型代表。杜甫《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洗兵马》等诗中都夹杂着议论，再如（前出塞九首》之六：“挽弓当挽强，用萧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思，列国自有缰。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几句都是议论。并且，杜甫“读书破万卷”，学问精深，使事用典，字字有来历，只是运用自然，如同已出。一般认为韩愈是“以文为诗”的创始者，且也有《调张籍》一类的议论诗，而《南山诗》、《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等诗，估屈牙，没有深厚的学问功底，是很难读懂的。宋诗的面貌也正是在几代诗人大张鼓地倡导学韩愈、杜甫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种在唐诗中并非主流的创作风格，却使宋诗取得了与唐诗争辉的地位，历代的唐宋诗之争便是一个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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