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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四岁丧父，其母“以荻画地”教他认字，背诵古人篇章。欧阳修十分好学，可是家贫无藏书，而随州地属偏僻，为学气息不浓，求学不可不谓之难。幸得李尧辅家藏书颇多，可借而读之。少年欧阳修惟读书是务，废寝忘食，遇到佳作经常自行抄录，有时候还未抄录完就已经能背诵了。年轻的欧阳修发奋自学，却因缺少良师的亲身教诲与指导而颇为遗憾。“涉猎书史，姑随世俗作所谓时文者，皆穿蠹经、传，移此俪彼，以为浮薄，惟恐不悦于时人”，只能跟随世俗，而没有如古人一样的卓然自立之言。因为缺少先生的悉心教诲与指导，年少的欧阳修只好奋发自学。天圣八年抵洛后，以钱惟演、谢绛为中心的幕府文人集团诗文切磋不断，对欧阳修多有扶持奖掖，指导不遗余力。“七友”相伴饮酒赋诗，游山玩水，“以文章道义相切劘”，文学造诣和境界得以显著提高。
钱惟演与谢绛为欧阳修等人创造了优裕宽松的文学创作环境，欧阳修因此得以迅速成长进步、崭露头角。对于欧阳修来说，钱惟演和谢绛等人的奖励提携及爱护扶持，让欧阳修感念不已，深刻地影响了欧阳修的文学创作。《归田录》卷二记载当年钱惟演、谢绛等人向后辈传授创作经验，“平生唯好读书，坐则读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耳濡目染，由此欧阳修也养成了利用一切闲暇时间读书的习惯，“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钱惟演和谢绛亦师亦友的陪伴与教导，以及喜文爱才、积极提拔奖掖后进的言传身教对欧阳修影响深远，这让少年求学经历之艰，依靠自学成才的欧阳修感念不已，也愈发感到师门传承的重要性。如修之愚，少无师传，而学出己见，未一发其蕴，忽发焉，果辄得罪，是其学不本实，而其中空虚无有而然也。
景祐三年在《回丁判官书》里，欧阳修把遭贬夷陵的主要原因归咎于缺少师传，学不本实却盲目自负。其实欧阳修对自己年少时师承的缺乏一直抱憾不已，在《与张秀才棐第一书》里感慨道：“士之居也，游必有友，学必有师”，为自己没能拜于严师座下深感遗憾。这也使得他越发珍惜一切求教机会，“转益多师是汝师”，钱惟演、谢绛、尹洙、梅尧臣等人都对欧阳修一代文坛宗师的造就产生了重大影响。欧阳修少年的求学的艰难经历，让他深深感悟到了师承的重要性，乐育人材，奖掖后进，促使他在以后的文学生涯中逐步形成了强烈的师门意识。景祐四年，他在《答祖择之书》一文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师承观点，学于严师，然后知道尊笃敬，其后方能自守，“能自守然后果于用,果于用然后不畏而不迁。”
此后欧阳修无论官运亨通还是仕途坎坷，对于前来求学之人一律优待，并给予诚恳的建议与劝勉。嘉祐二年主盟文坛期间，欧阳修更是积极践行奖掖后进的做法。宋六家里的曾巩、苏轼兄弟皆多受欧阳修悉心培养指导，苏洵、王安石亦得其荐举，为神宗、哲宗两朝提供了大量文化精英。《宋史本传》称赞道：“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奖掖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主盟文坛后，欧阳修一直留意继承者的挑选。
熙宁四年九月，当苏轼、苏辙兄弟前来拜访时，欧阳修自觉来日无多，于是决定将引导文学发展的重任托付给苏轼，嘱咐苏轼“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利而迁，则非我徒。”而后来苏轼用他的一生践行了自己对欧阳修的承诺，政治上以“天下为己任”，无论荣辱与否，绝不屈从于任何势力。文学上继承了欧阳修扶持俊彦的作风，“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贵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积极培养下一任文坛盟主的接班人，以主盟并引导文坛文风为己任，大力培养并提携不少学士，继承前任文坛领袖的革新使命，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推向顶峰。门下培养的“苏门四学士”和“苏门六君子”不遗余力地对为文之道进行探究；
黄庭坚更是自创流派，与陈师道共同开创了“江西诗派”，对流行已久的诗歌“宋调”加以修正，深刻影响了北宋后期及之后的诗坛，从而为北宋古文革新运动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从“欧门”到“苏门”，他们的这种自觉的师门意识，保持了文学发展的连续性和一贯性，为北宋文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进力量，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一步步坚实地推向成功。“南渡四大家”继承“江西诗派”的创作理念及方法，最终得以跳出“江西诗派”的牢笼而自成一派，开创了宋代第二个诗歌繁荣时期。至此宋诗“以文为诗”、“议论为诗”的特征趋于成熟，学韩却不因循蹈袭，形成了宋诗理性思想与平易诗风兼具的特点，宋代诗风的特色已经基本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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