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本文共有 5756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12 分钟。
乔丽华
编者按：“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作为鲁迅的旧式太太，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朱安留下的话语不多，但句句都令人震撼。
这些年来，“朱安”已然是一个较为热门的话题，也成为人们认识鲁迅的另外一个切面。《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是迄今唯一一部鲁迅原配夫人朱安的完整传记，作者乔丽华通过走访朱氏后人，实地勘查采访，钩沉相关史料，搜集各方面人士的回忆，记录了她的人生，以及她对鲁迅的影响。
杨绛先生看到这本书后曾说，“朱安最后那一声凄惨的呼号，实在动人怜悯。常言‘一双小脚三升泪’，她却为此成了一件无人珍惜的‘弃物’！”
夫妇之间
兄弟失和，鲁迅带着朱安一起搬出去过，这使她重新看到了希望，以为他终于回心转意了。孙伏园讲到这样一件事：
到了新房子，这位太太忽然以为鲁迅先生要同她要好了。一天鲁迅先生对我说：“你说奇怪不奇怪？今天早上醒来，一睁眼，一个女人站在我的门口，问我大少爷七月拜那一天在什么时候拜？”（七月拜是绍兴一个节日，有的人家在七月十四拜，有的人家在七月十五日，但鲁迅先生从来不曾参加过。）
无疑地，这位太太误解他所以带她出来是由于鲁迅先生已经觉悟了从前对她的不好，现在要改变态度了。从这一点我们也可知道这位太太实在不够机灵的。
鲁迅似乎常向孙伏园私下里抱怨他的这位旧式太太。七月十五是盂兰盆会，亦即中元节，按绍兴风俗，有祭祖先（俗称“做七月半”）、扫孤坟（没有后代的坟）、寺院营斋供、民间作盂兰盆会等，皆与鬼事有关，为一年之中的祭祀盛典。此时已是1920年间的北京，朱安却还是满脑子“七月拜”“大少爷”，那口吻，那神情，不能不让鲁迅感到心寒。鲁迅没有说他是怎么回答朱安的，恐怕除了报以沉默，也没什么可说的。
朱安对鲁迅在生活上的照顾是无可挑剔的。鲁迅迁入砖塔胡同不久，就病倒了，她对“大先生”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鲁迅当时不能吃饭，只能吃粥，据俞芳回忆：
“大师母每次烧粥前，先把米弄碎，烧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并托大姐到稻香村等有名的食品商店去买糟鸡、熟火腿、肉松等大先生平时喜欢吃的菜，给大先生下粥，使之开胃。她自己却不吃这些好菜。”
在砖塔胡同，鲁迅的书桌是放在朱安的屋子里的，鲁迅白天的案头工作，一般就在这桌上进行，因为这里光线好，安静，朱安白天常在厨房里张罗饭菜等事，轻易不去打扰他的工作。有时同院的俞家姐妹有些吵闹，朱安也提醒他们不要吵大先生，有时甚至是恳求她们：大先生回来时，你们不要吵他，让他安安静静写文章……这一刻的朱安，终于有了一点女主人的样子。
作为女主人，朱安做菜的手艺相当不错。据许羡苏回忆：“他们家的绍兴饭菜做得很不差，有酱过心的蚌蟹蛋，泡得适时的麻哈，但也有很多干菜。”不过，鲁迅在外生活多年，对于绍兴菜也有些不满的地方，特别是干菜太多，觉得单调。但或许也有某种感情因素在内。据阮和孙的女儿回忆说，在北京的时候，朱安只能从饭菜的剩余来判断鲁迅喜欢吃什么，假使这道菜吃剩得不多或吃光了，她揣摩鲁迅一定很喜爱，下一次做菜时，就多做一些。
每逢家里有客人来访，朱安也是尽心尽力地招待。初搬到砖塔胡同时，有一天鲁迅的学生常维钧来，那时天很热，扇着扇子还出汗，而朱安除泡了两杯热茶外，还送去两碗热气腾腾的藕粉当点心。客人接了点心，很尴尬，热上加热，怎么吃呢?鲁迅对常维钧摇摇头，苦笑着说：既然拿来了，就吃吧，无非是再出一身汗而已。
这件小事，给常维钧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也常向别人说起。查鲁迅日记，1923年8月8日有“下午常维钧来并赠《歌谣》周刊一本”的记载，大概就是这一次。他们刚搬进来不到一星期，正是大热天。作为女主人，朱安端茶递水，十分卖力，然而做事不够得体，反而有时落得吃力不讨好。据俞芳说，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朱安总抱着一丝幻想，以为只要好好地服侍好丈夫，孝敬婆婆，终有一天对方能幡然悔悟，发现从前是错待了她。对朱安在生活上给予自己的照料，鲁迅也是清楚的，可是，他可以同情她，供养她，却无法对她产生那种“爱情”。
此时的鲁迅，已然成为公众人物，他的住所不断有学生、朋友前来拜访，也就难免触及到他私生活的领域。在八道湾时，由于家中人口众多，朱安的存在或许并不那么引人瞩目，但是，自从与周作人决裂，搬到砖塔胡同那个狭小的四合院，以及后来定居西三条后，他和旧式太太之间的关系，就一下子被凸显出来，引来了朋友们好奇的窥探的目光。这一时期有不少人回忆到鲁迅那冷冰冰的家庭生活。
俞芳是俞英崖的二女儿，当时年仅12岁，还是个小学生，鲁迅夫妇搬到砖塔胡同后，她看到大先生和大师母虽在同一屋檐下，却过着各归各的生活：
“白天大先生上班或在家做自己的工作，大师母则在厨房料理饭菜，有时在自己屋里做针线或休息，或吸水烟，晚上则各到各的屋里睡觉。我所看到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此而已。”
而在西三条，鲁迅就住在那间被称为“老虎尾巴”的屋子里，既是书房，又是卧房。又据许羡苏回忆，鲁迅在八道湾时也是独居一室。总之，即便把朱安接到北京后，鲁迅仍独自一人居住。
北京砖塔胡同故居。1923年8月2日至1924年5月24日鲁迅和朱安租住在此。
据俞芳回忆，鲁迅很少主动跟朱安说话，在砖塔胡同九个多月的时间里，她甚至连他们之间当面如何称呼都不知道，大概是没有称呼的，背后则随着孩子们的称呼，如朱安称鲁迅为大先生；鲁迅称她为大师母或大太太，有时称太太。
另据俞芳的观察，她发现为了省得开口，大先生甚至想出来这样一个办法：把一只柳条箱的底和盖放在两处，箱底放在自己的床下，里面放着换下来的要洗涤的衣裤；箱盖放在朱安的屋门右手边，即桌式柜的左边，盖子翻过来，口朝上，里面放着他替换的干净衣裤；箱底、箱盖上面各盖着一块白布，外人是不易知道其中的奥秘的。这样，彼此间连说话也不必了。
荆有麟住的地方离西三条很近，自鲁迅搬到西三条后，他是这个家里的常客，鲁迅日记从1924年12月起频频提到他。当时他虽然只有20多岁，却对鲁迅的家庭观察得可谓细致入微，连家里用几个老妈子，老妈子的工钱都打听得清清楚楚。他这样描述鲁迅家里的气氛：
一九一九年，先生三十九岁时，因在北平买了西直门公用库八道湾的房屋，始将家眷接京。但在北平所表现的，却完全是分居，夫妻各住一间房，因家庭人口多（当时先生之二弟三弟皆住在一块），先生算比较活跃些。殆后，周建人赴沪，先生又与周作人分居。那家庭，可就太怕人了。
家庭是三个主人，一个老太太，鲁迅夫妻二人。两个女佣人，一个王妈，一个胡妈。除老太太年纪更大外，其余都是三四十岁的人（曾记他家王妈年纪稍轻，但已在三十岁以外），因为没有青年同小孩，家庭便显出寂静来。老太太保守着旧式家规，每天只看书，鲁迅太太依照着旧式家规，除每早每晚向老太太请安外，还得下厨房，因为两个女佣人，王妈是专门服侍老太太的。胡妈除买菜，煮饭，打扫之外，关于烧菜的事儿，总是鲁迅太太自己动手。……
鲁迅先生当时，除任教育部佥事外，还担任北京大学、高等师范等校讲师。倘若上课钟点是在上午，那么，下午总要到教育部转一转。如果上课时间是在下午，那么，上半天也许到教育部转一转，因此，他的家庭，更加寂静。而鲁迅常年四季，除例话外，又不大与太太谈天。
据他家老妈讲：“大先生与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话，早晨太太喊先生起来，先生答应一声‘哼’，太太喊先生吃饭，先生又是‘哼’，晚上先生睡觉迟，太太睡觉早，太太总要问：门关不关？这时节，先生才有一句简单话：‘关’，或者‘不关’，要不，是太太向先生要家用钱，先生才会讲着较多的话。如‘要多少’？或者再顺便问一下，什么东西添买不添买？但这种较长的话，一月之中，不过一两次。”
几乎所有去过砖塔胡同或西三条的人，都能感觉到这个家笼罩在一种异样的氛围下，压抑得令人窒息。荆有麟还举了一件他亲眼见到的事，以说明他们夫妇关系不佳：
1925年夏天，朱安忽然生病了，住在日本人山本开的医院里。有一天上午，荆有麟夫妇去山本医院看她，到了不一会，鲁迅也来了。一进门，就问：“检验过了没有？”朱安说：“检验过了。”鲁迅就往外走，嘴里还说着：“我问问医生去。”过一刻，鲁迅回来了。一进门就对荆有麟夫妇说：“走罢，到我家里吃中饭去。”他们走出病房时听见朱安在问：“医生怎么说？”鲁迅只简单地回答：“没有什么，多养几天就好了。”说完，就匆匆走出了病房。
朱安生病的事，鲁迅1925年9月29日给许钦文的信里也曾提及：
“……内子进病院约有五六天出〔现〕已出来，本是去检查的，因为胃病；现在颇有胃癌嫌疑，而是慢性的，实在无法（因为此病现在无药可医），只能随时对付而已。”
看来，这次朱安的病不轻，甚至有胃癌的嫌疑，荆有麟去探望的时候，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幸而没有大碍。但正如荆有麟的观察，鲁迅只是对朱安尽了义务，却不愿在病房多逗留一刻陪伴她，也不愿多说一句安慰温存的话。
在亲友们的回忆中，都提到鲁迅几乎不跟朱安说话，他们之间的交流只限于日常的几句问答。这大概就是他们婚姻的常态。当他们两个单独相处的时候，整个屋子里既无语言的震荡，也无情感的流淌，空气是冰冻而凝固的，这个家如同一个冰窟，令身处其中的人不寒而栗。
Wife——性
鲁迅生前很少向外人诉说他的婚姻生活，显然，他并不希望自己不幸的婚姻成为他人的谈资，因此三缄其口。鲁迅对朱安为什么这么冷淡，甚至到了厌恶说话的地步？两人之间一新一旧，差距实在太大，这自然是主要原因，但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他对太太冷淡到令外人难以理解的地步，婚后也一直过着苦行僧般不合情理的生活，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他们夫妇关系的好奇。
朱安中年半身像
郁达夫是创造社的元老，以《沉沦》等自我暴露式的小说蜚声文坛，因为鲁迅冬天不穿棉裤，他自然就联想到性心理的压抑：
同一个来访我的学生，谈起了鲁迅。他说：“鲁迅虽在冬天，也不穿棉裤，是抑制性欲的意思。他和他的旧式的夫人是不要好的。”因此，我就想起了那天去访问他时，来开门的那一位清秀的中年妇人。她人亦矮小，缠足梳头，完全是一个典型的绍兴太太。
鲁迅从日本回来后，一直保持着冬天穿单裤的习惯。这究竟是否为了禁欲，姑且不论，他和朱安之间缺乏正常的夫妻生活，这一点是肯定的。这里也涉及到一个颇为敏感的问题，那就是鲁迅与朱安生活了这么多年，他们之间究竟有没有夫妻之实？有人断然否认，认为鲁迅对朱安没有感情，而没有爱情的性是不道德的，不洁的，因此他们之间不可能有性生活，他们从来都只是形式上的夫妇。
荆有麟在《鲁迅回忆断片》中指出，“终鲁迅一生，他的太太没有生产过”，主要是因为他们夫妇关系极其疏远和冷淡。但在这篇回忆文字中，他又提到了鲁迅本人的自述：
因为鲁迅先生对于家庭——其实是对整个旧社会——的悲苦。在先生思想上，增加了不少的凄惶的成分，先生对于自己的太太，认定只是一种负担义务，毫无恋爱成分在里边。无论是在先生谈话里，文章里，都很难看到或听到：先生提到他太太的事情。我记得：在北平时代，先生谈话而讲到：Wife，多年中，也仅仅一两次。而文章中，除了“连累贱内都改了国籍”对旁人辩的话外，再没有关于他太太的事情。
鲁迅曾对荆有麟说：“Wife，多年中，也仅仅一两次。”这里的wife，显然是有特定的含义，指的是性生活，而不仅仅是妻子的意思。否则，“多年中，也仅仅一两次”就很难说得通了。鲁迅与朱安的关系，向来被认为是徒具形式的，彼此从无肉体的接触。但如果荆有麟所言是事实，那也并不能改变他们婚姻不幸的事实。作为夫妇，性是正当的，而作为西方文化意义上的有着实质性关系的wife，多年来也仅仅一两回，这恰恰证明了一个万分可悲的事实——作为夫妇他们从灵魂到身体都是隔阂的，无法融合，无法结为一体。
关于朱安为何婚后没有生育，张铁铮与晚年的周作人有过交往，他曾打听过这个问题：
我接着问“琴瑟不调”的原因。周先生说，可以说是新旧思想上的冲突，鲁迅那时（指婚期）正在日本留学。我又问，朱夫人何以多年不生育。周先生说，朱夫人有侏儒症，发育不全。“侏儒”二字字音我听不准，周先生用我的钢笔，把这两个字写在纸上。
这是张铁铮转述周作人的话，其真实性如何已无法考证。但《知堂回想录》中的确说过“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我们知道，在20世纪初，许多人虽不满于父母包办的婚姻，与元配妻子没有感情，但也都生了孩子，至少在形式上是一个完整的家庭。鲁迅与朱安结婚多年而没有孩子，究竟是因为道德上的极端的洁癖，还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有着外人所无法参透的隐秘的苦痛？这就不得而知了。
1925年女师大风潮中，他针对独身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写了一篇《寡妇主义》，其中有一段话：
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欧洲中世的教士，日本维新前的御殿女中（女内侍），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别的独身者也一样，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嫉。其实这也是势所必至的事：为社会所逼迫，表面上固不能不装作纯洁，但内心却终于逃不掉本能之力的牵掣，不自主地蠢动着缺憾之感的。
鲁迅对独身者的变态心理看得这么透，人们不由联想到他自身，因为他的生活也等同于独身。他骂杨荫榆是“寡妇主义”，而他的敌手则骂他是“准鳏夫”。顾颉刚在1973年补写的日记里仍意犹未尽地指摘鲁迅：“
彼与徐氏结婚，出于父母之命，远在清末，尚无反抗之觉悟，仅为无感情之同居而已。然性欲者，人类与一切生物所同，感情者，人类之所以异于其他生物。既两不相协，名为同居而实无衾枕之好，其痛苦何如？闻孙伏园言，鲁迅晨起未理床，徐氏为之叠被，彼乃取而投诸地，其感情恶化如此，故绝未生育。鲁迅作文诋杨荫榆，谓其独身生活使之陷于猜疑、暴躁之心理状态，故以残酷手段施诸学生，虽非寡妇而有寡妇之实，故名之曰“准寡妇”。以此语观鲁迅，则虽非鳏夫而有鳏夫之实，名之曰‘准鳏夫’可也。”
鲁迅的这种不自然的家庭生活，不仅朋友们看不下去了，就连他的对手也不惮以恶意去揣测他的私生活。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朱安不也可名之为“准寡妇”吗？
本文如果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鲁迅名存实亡的家：大先生与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话》，同时在此感谢原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