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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变成了中年，郭敬明一直活跃在娱乐圈八卦新闻前线，当年被称为“80 后作家” 三个典型代表的最后一位——张悦然，虽然少年得志，但还是不温不火。
张悦然 14 岁开始发表作品，19 岁获得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2003 年——那一年她 21 岁——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论作品的厚度，张悦然不输于前面两位兴趣广泛的同侪。她的影响力也不小，对于出版社来说，她的小说起印量可以达到 10 万册，仍是销售的保障。
如今，张悦然的嘴里已经出现了“现在的年轻人”这样的字眼，一方面代表着读者越来越年轻化，最初读张悦然作品的同龄人，如今也难免要审视后起的“年轻人”；另一方面也让人意识到当初以“青春文学”概念起家、记录自己成长困惑的那群人，现在也不得不跟这一行当的前辈们一样，要去帮别人解答困惑了。
“我觉得在一个作者比较年轻的时候，” 张悦然的言谈间已经有了明确的回顾意识，“写的东西都会更绝对和彻底一些，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当死亡以及很多事情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开始感受到一种切肤疼痛的时候…就不再会有那么多彻底和绝对的因素。”
“切肤疼痛”这样的词从她口中说出多少揭露了她作为当年青春文学作家的“底色”。
无论是小说作品还是价值观，36 岁的张悦然已经柔和了不少。尽管她在采访中没有直接提及 “36”，但她几次强调年龄增长的不可抗力对她的影响。
如今她的小说结尾不再是极致的黑暗，死亡开始变得温和，死亡后通常还有重生的机会。张悦然评论起问题来也显得四平八稳，与年龄相仿，毕竟出道已经是 22 年前的事了，她甚至用“慈悲”和“宽容”形容自己这些年的转变。
即便这话出自一位 36 岁人士之口，也会让读者有片刻的诧异。
这可能也与她的身份转变有关。韩寒和郭敬明选择涉足电影娱乐，张悦然在 2012 年成为了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她称之为走上了一条“很正统、很规矩的道路。”
我们在上海静安区附近的酒店和张悦然聊了近一个半小时，尽管从各个角度看，她都是一位成熟自如得体的作家，但仍会让人感觉 “80” 的前缀黏滞着甩脱不掉。这群 80 后作家还没有完全“长大成人”，但已经显出几丝疲惫，透漏出中年人的状态。当年他们短暂争夺了一阵话语权，随即迅速被更年轻的一代赶上、嘲笑。一代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寂寞、自卑夹杂着压力加速着他们的老去，张悦然曾感叹本应富有朝气的 80 后，三十来岁好像就失去了好奇心和斗志。
她说，“就像一整个沉默的船，一千人一起落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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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
张：张悦然
Q：通常是什么契机让你想创作一篇小说？
张：有时候听到一个故事，我感兴趣的点可能不是一个外部的事件，不是谁背叛了谁，谁杀了谁，而是在某一个时刻那个人物所持的一种心理，一种态度，我觉得那种东西是我觉得奇怪或者独特的，当然它是真实的。
Q：你常常会选择从人心的某个切口进行创作，这些切口这些年有变化吗？
张：我觉得有变化，比如说这次的小说集里有一篇叫《嫁衣》的是比较早，大概 08 年左右写的，那个小说里更多是展示人和人之间的嫉妒，女人之间的嫉妒，还有一种挺邪恶的东西。我觉得这都可以展现的很深刻，但后来的小说里我就会找更小的切口，不是那么正面的切口去写嫉妒或者他们之间的纠缠。
比如一个特殊事件下我们所发现这个人的一种情感，这个情感可能包括嫉妒但同时也包括其他东西。我觉得每一种情感都不是单独存在的，所以我去呈现的时候，也不是专门去谈嫉妒这个问题，而是在这个情景下我们看到这个人当时可能有嫉妒，可能有同情，有怜悯，各种各样的丰富情感，后来我就更多的把这些复杂的情感放在一起。
Q：你近期的小说无论是文字还是故事结局似乎都温和了不少。
张：我觉得在一个作者比较年轻的时候，写的东西都会更加的绝对和彻底一些，比如我们看张爱玲 20 多岁的时候写了很多《花凋》那样的小说，那个女主人公写的非常彻底，没有任何同情，那个时候的死亡或者悲剧完全是她头脑中想象的东西，其实离她的生命很远。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当死亡以及很多的事情离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开始感觉到一种切肤疼痛的时候，我觉得作家笔下的世界就会变得更加复杂，更加不确定，就不会再有那么多的彻底和绝对的因素。
随着我年龄增长，周围也会有离开的亲人，甚至有自杀的朋友，他们都会让我重新去思考死亡这件事情，我能够感觉到它不再是我小时候写的那种，那时候的死亡是艺术的死亡，它和真实的肉体没有关系，它完全是因为一种审美的需要，觉得有一种美感所以就这样去表现，但现在我觉得它开始有一种肉体的死亡，其实我们就不能忽略它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一些好莱坞电影比如那种警匪片或者打斗片，死好多人，我们不会难过，因为死人的时候我们觉得不疼，就一下。但有时候有的电影死一个人甚至一个人也没有死，只是受了伤我们也会觉得很疼，因为那是一个真实肉体的存在，我们能感觉到那种疼。这两种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在小说里面更多去关注这种真正的肉体痛苦的时候，我们就非常难以不怀有慈悲的心。
Q：这种慈悲体现在哪里？
张：我在小说里写过，一个少年他受到非常大的冲击，很绝望，他当时的感觉是忽然之间眼前的这个世界和之前不一样了，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了。这样的时刻是我在小说里会去呈现的，不是单纯的从绝望到重生，而是给我们一种机会，让我们重新看待这个世界。只要生命还在继续，经历了多么大痛苦的人还是会从那种痛苦中康复，这更像是一种真实的情况。
康复疗愈这个过程特别能感觉到人心的复杂，感觉到人身上所有的生命力，有些时候有点像是我把小说结束的时间延迟了，我会在最低谷的时间再等待一会儿，看看那个地方会长出来什么，已经烧平了的原野上也可能还有一点种子，他们会在新的一年里长出来小草小苗，这种看到一丝绿色的等待时间非常重要，现在我会把他们当成现在小说结尾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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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社交媒体放大了文学性，广告文案、电影、公众号等都属于文学范畴，但纯粹的文学变少了。你怎么看待这其中的冲突？
张：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对纯粹的文学是有冲击的，也不可避免。我们得问自己现在读的小说，到底是哪一种小说，有人只看网络小说，有人读文学性小说，现在的情况比十年前分化的更细了，我觉的是好事。
现在很多人在朋友圈写文章，他们也有独特的才华，这些才华部分和文学有关，我们能感觉到他的创意或者有趣的地方。这种才华可能不是成为小说家的才华，它可能是另一种才华，也带有文学性，带有一点文学天赋。好的地方是，这个时代给了很多有不同文学天赋的人成名或者成功的机会，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包容。
如果在以前，我们只有一种职业叫做小说家，其他职业都和文学没有关系，可能这些人就没有办法找到这样独特的定位。
但对于文学来说，它变得更加狭窄，真正的文学读者在变少，因为很多人可以在别的渠道可以获得很多东西，就补充了他对某种文学的需要。对文学来说是一种不太好的处境，但是文学本来也不该承担特别多的责任，它不承担教化大众或者其他的作用。
朋友圈里的文章，有一些大的公众号，大家读它其实很多时候是去读道理，有非常多焦虑的女性都会问：“这个该怎么办”，“那个该怎么办”，她们希望从这些文章中获取一些道理，可以拿来用，现在她们就不会去小说里找道理了，这是一个好的地方，因为小说并不承担着教大家怎么生活的责任。现在的小说更自由了。
我在小说里会写到一些社会或者是现实议题的时候，我不觉得我是正面的去写这些事件，很多新闻跟非虚构都在承载着这样的责任，他们做得完全比小说更好。小说更多时候关注的是人心，现实也许是一个大背景，但在那个背景之下这些人物之间发生的冲突，人心可能会扭曲，也有可能在扭曲中有一种康复，这始终是我在小说里面关心的问题。即使小说写到一些大的事情，但其实在我看来并没有变化，依然在写着我觉得最朴素人心的一些道理。
Q：你平时也关注公众号吗？
张：我比较少看讲道理的公众号，因为我觉得生活也不是用道理可以讲清楚的。
Q：那你遇到困惑的时候如何寻求帮助？
张：我觉得其实小说本身就是作家想不清楚才提出的问题，我会把很多想要探讨的东西放在小说里，但小说其实不是去解答这个问题，我是用小说的方式去探究，“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内心世界？”小说是我提问的一种方式。
Q：最终能解决问题吗？
张：我觉得没有办法解决，其实生活中的很多问题都不能解决，要不就是等着它消失，要不就是一直在这里等着它质问你。
Q：但很多读者以为你知道事情的答案，会向你求助
张：对，在读书会上，读者经常会问我一些和现实生活有很大关系的问题，比如他们的爱情选择、事业选择，他们感到迷茫，他们就来问我。大家有一种误解，把作家当成了掌握更多真理的人。
我觉得这个时代我们都太需要找到一个人生导师了，我们会从作家，从文化人、名人里面把他们当成人生导师，但我觉得作家肯定不是掌握人生真理的人。作家是在提问的人，他在用写作的方式面对自己的困惑，试图把它呈现出来，但是我觉得他并没有知道更多，所以这种时候我总是很窘迫，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些问题。因为作家也是困惑当中的人。
作家也会把生活过的一塌糊涂，也会非常非常的迷惘，只不过我们每天面对这个困惑，或者说我们习惯了困惑是生活很大的一部份。一些做其他工作的人，他们觉得困惑是不能忍受的，要立马解决这个问题，要赶走困惑，让自己活得清楚、明白，他们是这样一种心态，但对于写作的人来说可能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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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有一些困惑很正常，尤其是有很多年轻的读者他们觉得迷惘，但是我觉得那个年龄就是用来迷惘的啊，你还想做什么？这个迷惘是很可贵的，因为这个时候你还会有很多可能性，你才会感到迷惘。
昨天还有记者问我说，“你写的人都那么恶，那人应该怎么样活下去？” 可是我觉得恶就是真实的存在，我们不会因为有恶存在，我们就不活了。我们能看到人的复杂，这正是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它不是一个二元。我真的觉得更年轻的一代人被教授了太多励志的东西，一定要把坏的东西撇出来，太多这样的思维了 。
Q：《水仙已乘鲤鱼去》和《大乔小乔》都正在筹备电影，也有其他小说的版权被买下，你的重心会有所转移吗？
张：其实我自己很少参与到电影比如说剧本的创作当中。因为我觉得电影电视剧和小说是两种不同的方式。我曾经想到一个比喻，短篇小说或者中篇小说的结局有点像一个河面，它可能不是停留在所有河汇集的点，它停留在前面一个河流尚且还比较宽广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它的趋势，我们可以想象它会在后面的某个地方汇集，这是我自己认为短篇小说，或者中篇小说有意思的地方。它不是到最后一页才结尾，可能到三分之二的时候就开始有一种趋势，所有的东西都朝着某个方向去，到达那个结尾的时候好像都是必然的。结束的地方不是我们的终点，是这个故事暂时告一段落，把思考和争论都交给读者。
但电视剧不是这样，电视剧有很多起伏，它就想让你猜不到，猜到你就放弃了，它把结局压在最后一集，是一个突兀的结局，让人往往感觉突然有人死了或者怎么样，然后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它不是在模拟一种更真实的世界，其实不太符合现实的逻辑。
Q：近段时间关于女性权利的呼吁，包括今年好莱坞的性侵丑闻在全球唤醒了不少女性意识，这对你有影响吗？
张：其实那种女性的意识还是会变得更强。我觉得这跟我们的社会环境理念有关，你看那些公众号还是会强调女性要独立，要强大，我觉得那种文章本身预设的立场，就是你应该接受你要被不公平的对待，所以你要变得更强大。这种状况大家都已经默认了，所以才会有这样一种既然如此，女性就应该怎么做怎么做……很多时候不是把人变得更强大，其实是斗智斗勇，用怎么样一种方式让自己在这种处境里面，活得更好，或者更精明一点。
现在这种不公平的处境，比十年前更糟糕了。我觉得女性被物化的更厉害了，有各种让女性变得更美的方式，我们的审美也越来越单一了，有所谓的网红脸，这种类型女性的呈现其实是男性的一种需要和认可。
Q：你是站出来发声的那种女性角色吗？
张：不是，我来自山东这样比较男权的地方，一些观念性的东西我觉得南北方有差异。农耕文化由于是体力活，最容易造成对男性的依赖，但江浙地区很早就摆脱了农耕文化，所以江浙地区相对来说女性的地位就会高一些。像上海和苏州这两个城市特别典型，从古到今都在赞颂一种女性的美，女性的美不是我们现在说的物化了的女性的美。女性的美是天然的能量，一种力量，所以在这些地方，女性的地位会更高一些。
在山东这些地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男性的世界，更依靠男性，男性是家族中的家长，我觉得这些对我肯定有影响，虽然我长大以后也努力的去跳出它，但是不可能从那样的世界里长大，会变成一个从小头脑中就赞颂女性美的人。小时候的童年记忆是不可能改变的，所以往往我也会有那种公众号的思维。
我后面创作了一个关于保姆的故事，这是一种天然的女性力量，女性用这种力量去救赎自己，也救赎别人的一个故事。对于女性的处境和她们的困难，我其实有这种发声的愿望，也想表达。但比较遗憾的是一个人肯定受制于他的教育，他的家庭背景，所以我比较悲观的觉得自己不可能成为一个很完整很强大的女性主义者，所以我始终还是以一种比较游离的态度或者说这样的视角去关心着女性的处境。
张悦然 pic/dazhongguo
Q： 现在在创作中还会尝试摆脱或者建立自己的标签吗？
张：现在比较少考虑这个问题了，我觉得早年的时候，80 后作家这个标签，有大概十年的时间一直都会在我身上，但现在我觉得渐渐地瓦解了，一个是因为已经不再年轻，不再有什么稀奇的了，都是一个个成熟的个体了，很少用标签来论了。
但我觉得女性写作者这个身份其实很难回避，在过去的很多时间里，我有时候会想自己如果是一个男性写作者会更好，因为女性写作者和她的文本关系会比较微妙，女性写作者天然要避免把自己投射到这个小说里，要避免一种在女性写作者身上看到的自恋的，还有自怜的东西。男性写作者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我曾经挺羡慕男性写作者的。
Q：你的文字风格在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是?
在 20 多岁的时候我会追求华丽的，充满着自己风格的文字。有一种这个句子、这个词、这个字只属于我，小说的每一个枝节，到最小的细胞都要打上自己烙印的这样一种愿望，这个愿望当然是追求独特性的一种诉求，我觉得无可厚非，但它其实比较幼稚。
现在我希望读者读完以后能够受到小说的冲击，喜欢里面的某个人物，产生了很深的思考，这些是我更喜欢收到的一种回应，而不是说拿笔标出来两个金句，“觉得这两个句子写的太好了，我要把它当做我的微信签名档”。这不是小说作者应该追求的东西。
小说之所以有一种巨大的能量，在于它是一个整体性的东西，你没有办法把它枝节到细胞，枝节到词和句子去看，后来当我意识到这点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小说里面去掉很多东西，我就开始让语言变得不再具有那么多的辨识性，当然我觉得最后它应该还是有一种具有辨识性的语言。但在这种转变的时期里面，我情愿让它变得更简单朴素一些，看看后面能够再长出来一些什么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在这个过程里我可能就不太会认领任何一个句子。
我觉得在很长的时间里，我没有写出一个让我觉得完全是属于我自己的，有一种强烈自我印记的句子。但是当你削弱了自己填词造句的快乐以后，我从这里面获得了某种叙事本身带给我的快乐，在叙事的快乐里面你感觉到，你对小说的理解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Q：你欣赏的作家里，哪些人在这方面做的不错？
张：有很多，比如像纳博克夫，福克纳，他们都有很漂亮的段落，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那种向心力，有点像我们看到的外在的花朵，但他们的根其实很深，根所给花朵的养分非常非常足，但我不能一开始就想着怎么把花弄得更漂亮。
Q：现在写作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张：坦白说无论什么工作，当我们作为一个职业去对待它的时候，它一定都有枯燥和重复的部分。
写作也一定是这样，我觉得对于一个写了那么多年的人来说，很难像最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写作给你的感觉是非常愉悦，非常快乐、自由的一种表达，现在其实已经不是了，现在写作里面有非常多的思考，更慎重，更缓慢，很多时候更迟疑了，有很多妨碍你的东西。
小说家 William Faulkner pic/famousauthors
Q：你对现在这个社会有什么忠告或者特别担忧的事情吗？
张：我觉得大家从各种方式和途径获取文学或者了解这些东西，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总有一种速成的心理，就是各种地方卖各种课程，甚至是帮你读书，把这个书的知识点标出来，可能十分钟就帮你 get 到这个书里所有的点。我对这点是怀疑的。
现在大家都挺好学的，要不然不会卖出去那么多课程，大家都害怕被时代抛弃，所以都在学习，但是大家都在以一种我觉得不是特别对的一种目的在学习。我觉得任何一种知识或者文学的阅读，读者在这个过程付出的时间非常重要，你需要有这个时间待在里面，这个时间包括你的思考，包括这个知识渗透到你的头脑当中去，但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摘要，有点像快餐似的，你去把它吸收掉，变成了一种非常急功近利的形式。
Q：你试图追求过这类以结果为导向性的事物吗？
张：我不会这么做，因为我觉得那个结果没什么用呀，人不会因为读了一本书而怎么样，所以我比较反对所有的速成型的东西。有些时候有地方让我去做领读，我觉得很难把这个书概括起来，我总觉得尤其是文学的读物，如果它能概括，能这样去讲就没有什么意思，对不对？它之所以被这样写出来，是因为它所有的好东西是分配在里面的，不是几句话概括出来的。现在我们太讲求效率、结果，但知识的获取，这个过程应该自己享受在里面。
Q：你觉得自己反感速成型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张：我现在在大学做老师，我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写作，我觉得写作某种程度上对我来说是一种保护，没有把我扔到社会里去，在职位上进行特别强的竞争，没有进入这样的循环。我觉得在那样的循环里可能就会强迫人武装自己，需要很多速成的学习，但是我没有，我是一个非常缓慢的阅读和书写的过程，所以不太会有强烈的那种争分夺秒获取东西的想法。
我会觉得那些经典的东西不就在那儿吗？你随时都可以去读。
Q：最新的小说为什么取名叫《我循着火光而来》？
张：火光是一种希望，同时也是一种欲望，火光可以是温暖的，但同时也可以是危险的。所以火光承载着非常矛盾和复杂的含义，这本书里就朝着这样一种既危险又温暖，既代表着希望，又代表着欲望的火光而前行。虽然他们最后有可能会被火光所伤，但我觉得这种前行和互相靠近彼此取暖的愿望，本身非常积极，是对抗自己的虚无和无意义的一种努力。
里面有一些小说我命名为沼泽，他们是下坠的、沉重的，里面包含着现实。还有一种小说更像是烟火，是非常摧残的瞬间，使我们忽然之间脱离现实地面，能够飞起来的瞬间，所以沼泽和烟火两种小说一直是我探索的两种可能性。我觉得我现在对于沼泽的认识比之前更深刻和强烈。正因为如此，我更不愿意放弃像烟火这样小说的存在，我觉得我们需要这样飞起来的瞬间，一种腾空，是自己内心强烈的回应。
题图：vice,duonao,up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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