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以女性为中心，其研究对象包括女性形象、女性创作和女性阅读等在内的文学批评理论。它首先从挖掘被埋没或被曲解、被贬低的女作家及其作品着手，要求以一种全新的女性视角重新审视文学作品，研究女性特有的写作、表达方式，关注女作家的创作状况，探讨女性文学传统，声讨男性中心传统文化对女性创作的压抑，提倡一种女性主义写作方式。
实际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正式兴起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般认为，1970年美国人凯特·米利特的博士论文《性政治》的出版，标志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形成。
但早在1929年，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就在她的论著《一间自己的屋子》中，以其夸张、反讽的风格，第一次提出了许多关于妇女和文学的严肃问题，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初见规模，表达了她对当时社会男女不平等地位的强烈不满，充分体现了伍尔夫独特的女性意识和先进的女权思想。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伍尔夫一直以女性特有的直觉、细腻密切注视着妇女的辛酸历史和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在文本中阅读妇女，思考妇女，书写妇女。
她曾写下了大量的随笔，谈论女作家、女诗人的命运，如《纽卡斯尔公爵夫人》、《简·奥斯汀》、《论<简·爱>与<呼啸山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多萝西·华兹华斯》等，力图发掘女性文学的传统，寻找女性话语。
在这些作品中，她从妇女的经济地位、社会阅历、文化教养等方面考察女性的文学创作活动，根据基本的文学理论，以深刻的女权主义的视角，对妇女和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而富有说服力的探讨，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因此，她被后来的女性主义者们尊称为女性主义运动的先驱，成为西方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奠基人。综合来看，伍尔夫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01 肯定女性的文学作品无论题材还是语言风格上，都有着不同于男性的特点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认为，女性文学具有自己独立的文学传统，只是在父权制文化霸权的压抑下时时被迫中断，变得不太明显。事实上，男性撰写的文学史埋没了许多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
当代女权主义者把发掘女性文学的传统视为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力图重新发现这些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并进行重新评价，推动女性文学的蓬勃发展，打破男性对文化的垄断。为追溯女性文学发展的历史，伍尔夫在其大量的随笔散文中对有史以来的女性作家及其作品给予了公正的评价。
比如，她崇敬古希腊女诗人萨福，赞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萨福与古希腊伟大的男诗人荷马相提并论；她理解纽卡斯尔公爵夫人因为违背所谓女性规范去从事诗歌创作，被人误解为疯子而在作品中渗透出的怨愤；她慨叹多萝西·奥斯本虽然具有写作才能，却坚持说服自己相信女人写书荒唐可笑；她称赞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独立思想；她痛惜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不幸命运，她一分为二地评论布郎宁夫人的《奥罗拉·李》，她认为：
“所有的妇女都应当一起把花撤在阿弗拉·贝恩（英国第一个女作家）的墓上，……正是她为妇女赢得了说出她们的思想的权利。”
在伍尔夫看来，女作家阿弗拉·贝恩的出现在英国历史上比十字军东征或者玫瑰战争更为重要。贝恩依靠写小说独立谋生，进而带动了一批中产阶级妇女于18世纪末克服重重困难投身于写作事业，开始了英国女性文学的重要转折，终于使女性文学在19世纪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阶段。此后，简·奥斯汀、乔治·爱略特、勃郎特姐妹的作品不得不让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才能刮目相看。
伍尔夫仔细研究了历史上留下过蛛丝马迹的女作家，在《妇女的职业》和《妇女和小说》等短文中，对女性文学的传统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她认为妇女的生活经历不同于男性，她们的创作也有别于男性，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学传统，这一传统是妇女作家赖以吸取营养的地方。
她声称自己的创作就是沿着女性先辈开拓出的道路进行的：
“因为这条道路在很多年以前就开辟出来了——开辟者有范尼·伯尔尼、阿弗拉·贝思、哈里特·马蒂诺、简·奥斯汀、乔治·爱略特等许多著名的女人，更有许多不知名的和被忘却的女人，曾在我之前把遗条路修得平平顺顺，并且调整看我的步伐。因此，在我着手写作的时候，便只有极少的物质障碍来阻挡我的道路。”
不过，女性文学传统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男性主流文化的否定，女作家们遭到奚落。她们被男性书写的文学史彻底遗忘而尘封在人类文明史的边缘角落里。伍尔夫指出，女性文学的发展由于历史的原因呈现出间歇状态：
“似乎常有奇特的沉默阶段将一个活跃期与另一个分隔开来。公元前六百多年在某个希腊岛屿上有萨福和一小群女人写诗：后来她们沉默了。然后在公元一千年左右我们发现日本有一位宫廷贵妇，即紫式部夫人，写了一部很长很优美的小说但在戏剧家和诗人无比活跃的16世纪的英国，妇女却噤口无言。伊丽莎白时代文学是清一色的男性文学。此后，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我们看到妇女又开始写作——这一次是在英国——写得很多，而且成绩斐然。”
伍尔夫意识到，女性的文学作品无论从题材还是语言风格上看，都有着不同于男性的特点：19世纪女作家由于被社会禁锢在家庭生活中，人生经验比较狭隘，在她们的作品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从她们的作品中，读者常常还可以感受到为妇女的待遇而愤懑和为妇女权利而呼吁的激情。
她认为，20世纪以后，女作家们不再愤懑或请命，她们开始越来越专注于艺术，越来越有独立见解，其作品越来越倾向于探讨人类的命运和生话的意义等更广泛的问题，对个人生活的分析减少，而对社会的批评增多，获得了可喜的进步。她希望未来女性文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更多的辉煌。
02 揭示了女性在历史上的从属地位是严重阻碍女性文学发展的主要因素
伍尔夫在她的女权主义经典论著《一间自己的屋子》中，编造了一个莎士比亚妹妹的故事。她说莎士比亚有个叫朱迪思的妹妹，和莎士比亚一样禀赋超群，富于冒险精神和充满想象力。
父母把哥哥送进文法学校，学习拉丁文、文法和逻辑，却让她呆在家里，不让她上学，使她失去了学文法和逻辑的机会。她偶尔拿起哥哥的一本书来读上几页，父母亲就会要她去补袜子或者照看炉子上的炖肉。她只能偷偷涂抹几笔，还得仔细收藏，要不就毁掉。
她哥哥后来在伦敦进入剧院，成为伟大的戏剧家，而她后来被许配给了一个相邻的羊毛商的儿子。因为抗婚，她被父亲狠揍一顿，以致离家出走，逃到伦敦。当时，她也想象她哥哥一样做个演员，却受到男人们的嘲笑，并且被经纪人引诱而怀上了孩子，最后，她那颗诗人的心被压抑得痛苦万分，她不得不在一个冬夜里自杀了，尸体被埋在一个十字路口。“莎士比亚的妹妹”实际隐喻着无数具有文学天分的妇女的不幸命运，伍尔夫写道：
“我以为，倘若在莎士比亚时代有一位妇女具有莎士比亚的天才的话，那么她的故事就会大体上是这个样子。”
莎士比亚妹妹的故事旨在说明：一个在16世纪诞生并具有诗歌天赋的女人，注定是一个不幸的女人，一个与自身相冲突的女人。她的全部生活、她的所有本能都使她不具备创作所需要的条件。
换言之，妇女在历史上的从属地位是严重阻碍女性文学发展的主要因素，在生活条件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她们中间根本不可能有人会写出莎士比亚似的戏剧。
由于长期受到婚姻、家庭、经济、社会、法律、习俗等因素的禁锢，妇女几乎被剥夺了创作的机会和创作的能力，在诗与小说面前只能保持沉默。
即使在18世纪以后，她们中极少数一些人终于有了一点创作机会，也还是不可避免地继续受到了不良的历史条件和物质条件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不同于男性的创作思路和创作心理。
毕竟，写作有赖于闲暇的时间和金钱，以及金钱和闲暇所能提供的观察世界的机会。只有在进入20世纪后，女性文学才有了飞速发展。她说：
“有了钱和闲暇，妇女自然会比往都更多地用心于文字的技艺。她们将更充分、也更精妙地利用写作工具。她们的技巧会更大胆、更丰富。"
03 寻求女性话语，号召女性积极挑战男性的话语霸权，倡导女性进行文学创作
追踪女性文学的历史，伍尔夫注意到，在英国文学史上极为辉煌的伊丽莎白时代，不仅产生了莎士比亚等许多男性文学巨人，而且似乎所有其他男人都能写点歌剧或者十四行诗，惟独不见任何妇女写过片言只语。
这说明，妇女在男性的压制下，丧失了话语权。即使她们中有天才存在，也肯定从来诉诸笔墨。她们通常都不得不遵循男权社会的习俗和规范，不到十五六岁就嫁为人妇，忙于相夫教子，操持家务，根本没有时间、也不被允许去舞文弄墨。
或许当时一些所谓的女巫、聪明的卖草药女人、杰出男性的母亲都可能是被压抑的女诗人或女作家，而她们却一直被人们所回避。
在十七八世纪，女作家总是被当作疯子和怪物。即使在19世纪，妇女仍很少能有时间、更得不到什么鼓励去进行写作。比如，简·奥斯汀没有单独的书房，大多数工作须在共用的起居室里进行，她总是在别人进门时小心翼翼地把手稿藏起来；乔治·爱略特使用男性化名，目的在于掩藏她的女性身份。
甚至在20世纪，一个女人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写作，她仍然面临许多困难。弗尔夫说：
“首先有个技术性问题——即，对她来说语句的形式不得心应手。这看起来非常简单，实际上极为棘手。现有的语句是男人编造的，它们太松散，太沉重，太庄重其事，不舍女性使用。”
她认为，女性文学始终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男性文化霸权的压制。她说，在文学创作领域中，男人控制着话语权，他们的价值观念历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批评家断定某书重要，因为它写的是战争；某书无足轻重，因为它写的是在起居室里的女人的感情。”
当一名女性提笔创作时，她会发现自己总想更正现存的价值观——想认真地对待那些男人们看来无关紧要的事，并使那些他们认为重大的事显得渺小。一旦她这么去做，她便立刻受到男性批评家的挞伐。
男人们根本不能理解、也不能容忍女性破坏他们的传统男性常常借助于自己在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权威地位，打击违背他们的文学规范的女作家，逼迫她们改变自己的眼光，收起自己独特的价值判断。
在男性霸权的统治下，女作家或者温顺羞怯，或者愤怒高声，始终不能心平如镜地在作品中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时，由于女性先辈们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被剥夺了话语扳，女性文学的传统实在太短暂而且不完整，结果写作对妇女而言，其艰难的程度更是非同一般。
虽然她们可以从伟大的男作家身上学习几个技巧，却不可能从他们那儿获得实质性的帮助，因为：
“男人的头脑的分量、速度和步幅与她本人的情况不相象。”
伍尔夫号召妇女积极挑战男性的话语霸权，在《妇女的职业》一文中要求妇女“杀死房间里的天使”，即摆脱男性强加给她们的价值标准，如实按照自己的体验重新解释世界、表达自己的经验，不再做一个沉默的群体，因为那样她们必然会成为被淹没的群体。
为了对抗男性话语霸权，她除了竭力挖掘女性文学传统，还倡导妇女写作。在《自己的一间屋》结尾处，她写道，莎士比亚的妹妹朱迪思还活着，活在新一代妇女身上，伟大的诗人不会死去，她将在妇女赢得独立自由的未来重新复活。
伍尔夫呼吁女性拿起笔，创造属于她们自己的女性话语，将现有的男性的语言修改变形，使它适合她们的思想的自然形态，使它既不压垮、也不歪曲她们的思想。
她身先士卒，在创作中不断革新文学传统，探索人物内心隐秘的深处，捕捉人物生命中的重要的瞬间，记录其心灵上“原子坠落”和开掘“内心的洞穴”，强调男性与女性、理智与直觉、事实与幻景、白昼与黑夜、清醒与梦幻、言辞与沉默、社交与孤独、钟表时间与意识时间、现实主义与印象主义、晦暗与透明、土地与水域等等的对照，力图寻找新的艺术形式和技巧，突破男性文学规范。
在文学理论园地里，她与贝内特等老一辈男性作家论战，批评他们那种基于男性理性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推崇一种从女性美学立场出发的意识流创作方法，提倡抛开人之外的物质世界，关注人的内在精神世界。
伍尔夫甚至提出，女作家应该打破男性对女性作家表达肉体和情欲方面的体验的禁忌。她在《妇女的职业》一文中写到：
“一旦意识到男人会如何议论一个说出自己在情欲上的真实感受的女人，便把她从她艺术家的无意识状态中唤醒了，她根本无法再写下去了。……我相信这在女作家们中是一种非常普遍的体验——她们被另一种性别的极端性的习俗惯例遏制住了。”
1928年，当女作家拉德克利夫·霍尔创作的小说《孤独的井》因为描写了女性同性恋而遭到舆论的群起攻击，并被英国内务部和法庭下令销毁时。伍尔夫参加了抗议话动，并在报纸上发表了联名声援信。
她还在自己的小说中也描绘了同性间的亲昵。倒如，《达罗卫夫人》中达罗卫夫人年青时和女友之间的关系、《到灯塔去》中莉丽与拉姆齐夫人之间的关系等。
伍尔夫为寻求女性话语所做的努力极大地影响了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女权主义者们就强调：这个世界用的是男人的话语。必须发明女性的话语，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
法国女作家西格苏斯甚至直接宣扬“身体写作”：
“是生活用我的身体造就文本，我即文本。历史、爱情、暴力、时间、工作、欲望，把文本记入了我的身体。女性写作就是要消解语言中的男性成分，让女性的身体发言。”
04 抛弃男性的价值判断，倡导书写女性，在创作中真实地重现现代女性的觉醒
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伍尔夫批评说从最早期起，在所有诗人的作品之中，妇女都像烽火般燃烧着，男作家一般都按照男性的观念来描写女性，结果就是：
“倘若妇女只存在于由男人所写的虚构作品之中的话，那么人们就会想象妇女是最为重要的人，千姿百态，既崇高又卑贱，既光彩照人又令人沮丧，既美艳绝伦又极端丑陋，像男人一样伟大，有人认为比男人还要伟大。”
其实，男人只是把女人当作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有那种不可思议、奇妙的力量能够把男人的影子反照成原来的两倍大。”
男人们在作品中以自己的审美标准评判女人，总是经常歪曲妇女的真实面貌。伍尔夫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与男性诗篇中的以女性形象出现的审美形象的不一致。她在自己的小说中，彻底抛弃了男性的价值判断，真实地重现了现代女性的觉醒。
例如《远航》中的女主人公雷切尔和《夜与日》的女主人公凯瑟琳都是传统性别观念的反叛者，她们对想把其培养成淑女、去顺从男人的父亲充满了怨恨。
《夜与日》中的人物玛丽更是直接代表了新时代热衷于献身自己的事业、自尊自强的女性形象。
在小说创作中，伍尔夫常常把女性作为小说的中心。例如，在《达罗卫夫人》中，就是以女主人公达罗卫夫人为中心，描写了女性眼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她还在作品中不断探讨男女两性的关系问题。例如，她在《雅各的房间》里表现了男女两性间无法诗调的裂痕。
伍尔夫在女性文学创作中还提出了“双性同体说”。她在《保护人和番红花》一文中提出：
“一个作家是没有性别的。”
她也批评作家执著于自己的性别，认为这样会妨碍艺术的完美。在《奥兰多》中，通过一个由男性转换为女性的主人公对世界、对传统价值的重新审视和重新判断，暗示了两性融合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奥兰多曾经是一个男人，后来变成了女人，他/她的性别变换直接体现了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思想。
伍尔夫相信，性别应该是互通互融的，只有当男女两性都摆脱了性别意识的纠缠之后，或者说，只有当男女两性都获得了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和解放之后，人类才能达到文明的巅峰，才会涌现出大批真正合格的艺术家。
伍尔夫的女权主义文学观实际上成为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话语的出发点。她对男女作家不同的创作道路、不同的价值判断和不同话语的关注，在后来的女性作家和女性主义者身上激起了强烈共鸣。
比如，著名的德国女性主义者波伏娃在《妇女与创造力》一文中承认自己很钦佩弗吉尼亚·伍尔夫，对她讲的莎士比亚妹妹的故事表示赞同；当代美国女作家艾德里安娜·里奇在重读《自己的一间屋》后感到：
“我为作品奋发的意识、拼搏和顽强尝试所震惊。”
在伍尔夫的启发下，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越来越重视研究文学和批评的社会与文化语境，她们积极挑战传统的文学史和美学概念，力图改变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美国的伍尔夫研究专家马克·赫西在《弗吉尼亚·伍尔夫和战争》一书的序言中指出：
“20世纪70年代初叶以来，弗吉尼亚·伍尔夫研究中意义最为重大、最为可喜的成果之一，便是纠正伍尔夫自己的国家给她颁布的‘官方版式’：一个精巧的文体学家，她对传统被叫做‘政治’的那些东西的兴趣，是渺不足道的，重新装饰伍尔夫的形象和地位，是更为恢宏的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凡此，随着女权主义的深入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伍尔夫的理论，称赞她是一个地道的女权主义者，一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奠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