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本文共有 3835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8 分钟。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道也说了很多，德也说了很多，仁也说了很多，艺倒是说的不多，究竟四者之间什么关系？一部论语已经过八成了，这关系也该搞个明白了。
从人道讲，道就是人人能走的道路，走的人越多，这路也就越宽畅，后来人也就越好走，所以人道就是人间的公共大道。是不是人人都走同一条道就可以聚成人群社会，能长久能绵延，这问题就玄了。论语里也提到很多古之贤人，无论怎么看都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可以说人始终是各走一道，那什么是公道？
比如伊尹自任为民之先觉，以治平大道自担负，五就桀五就汤而得志，终成殷商一代之治，孟子称之为圣之任。春秋战国各种游说诸侯，包括子张问干禄，也可以说是行此一道，然终无伊尹成就，又是何道理？伯夷叩马谏武王，认为武王伐纣是臣伐君，乃一乱道，故而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孟子称之为圣之清。伯夷叔齐则是无功业可言，唯一志求仁而得仁，后世三国管宁也有其遗风，也是人可行之一道。柳下惠三黜而直道而行，不去父母之邦，孟子称之为圣之和。后世直道事君三黜三起这种人就多了，要做到柳下惠的“坐怀不乱”，你是你我是我也不容易，故也成一圣。然孟子终以孔子为榜样，称之为圣之时，即时而任时而清时而和皆可。
四人各为一圣也可谓各行一道，后人也都可自择其道，公道又在哪里？王阳明自幼问先生为什么要读书，先生说考状元啊，然后呢，先生说当宰相啊，然后呢，先生答不上来了。王阳明说至少也要当一圣人，后世讲圣人即指孔子也，因为正是孔子为人群社会修了一条人人可行的公共大道。孔子究竟什么样，论语中慢慢去品。后来王阳明龙场悟道，说只是圣人来做我，即圣人处于我这种环境会怎么做，所以孟子说人皆可为尧舜。难道孟子说每个人都可以像尧舜一样做天子吗？是可以像尧舜一样做人，又可以像尧舜一样得天下人心之同然。即圣人处这种环境，也会这样行道而已。所谓大道至简也就这个道理，贵于人人能行。
至于是不是当天子，有环境条件，人人所处时空条件皆不同，这个即所谓天命。中国文化特重这方面，易经就是讲时与位随时在变，而人能不能看懂而应变。空间位置是相对可见的，而时间不可见，故往往多讲时。历史上每到改朝换代，义军四起，而最终得天下的根本是另一回事，套用现在一句话打败你的不是同行而是跨界。
比如隋末的李密也很优秀，如果不从天命看问题，最早李密给杨玄素提供的三策，已经可谓战略家或军事家了，杨玄素选择了下策所以早早结束历史使命。等到李密自己干革命，却也只能选择下策，这时就算知天命也只有尽人事了。而李渊却能轻轻松松完成了李密的中策，最后李密投降李渊也不能活命。像徐世勣、秦叔宝、程交金、魏征一大批初唐人物原都是跟着他的。后来魏征给这位故主立传就称赞他“声动四方，威行万里”，无奈“乖运天眷”。
再比如近代孙中山，实施的起义不下十次，最后在武昌成功了，换句话说前面选了十回，选到武昌才是得其位。武昌革命成功之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也才是得其时之关键。要早两年光绪慈禧还活着，各省也不会宣布独立；就算他们死了，张之洞还活着也轮不到武昌成功。所有孙中山说张之洞是“不言革命的革命家”，辜鸿鸣说“民国成立，系孙中山与张香涛的合作。”时与位的问题实在很难讲，天道之幽微也就在这里。
那么天道可不可知？如果说不可知科学计算就没有基础了；但是又不可尽知，就是《中庸》说的“致广大而尽精微”，“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之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所以科学之所知就是因为有夫妇之愚，倒是孔子说“虽百世可知也”，所以他老人家也真活了百世。那有人又要问可知可不可改？这个就玄了，如果说科技改变世界，那就可改吧。不过孔子改变了这个世道吗，如果说东西方文化之不同就差了个孔子，那还是改变了吧？真改变了吗？好像也没有吧！
自古所谓成仙成佛的人，都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来看这个世界就清清楚楚，如果身在其中又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善易者不卜。比如中医的望闻问切，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工巧，现在完全用工具不知算什么；望而知生死的神医大有人在，但怎么跟病人说就是学养了。再说那些名医，往往有自己喜常用的喜欢的某一味药，照样能医各种疑难杂症，这里面的道理就深了。人之所以可与天地并立，伟大之处也在这里。中医如果不能治病那就没理由一直存在啊，中国人可能早该灭绝了，现代中西医之争也实在无道理，都是分裂的看问题，对立看问题的结果。根本不懂中西医其实也不离道。
孔子说“天道远，人道弥”，论语并不过多阐释天道的问题，上论最后一篇《乡党》记录孔子的生活言行，以孔子的“时哉！时哉！”之叹结束，孔子究竟知不知天道，实在耐人寻味。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所以小说里那些江湖侠士甚至山贼盗匪，劫贫济富时都喜欢说替天行道，也可谓懂天之道就知道人之道怎么与其相合了。老子又说“功成身退天之道”，怎么算成功，该进还是该退就是时的问题了，张良都退得不算干净，除非真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道是道，德是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最大的学问就是道，就在于明白那个最光明的大德，在止于至善。德者，得也。得个什么，就是得道。也可以说得生命之本然，也是宇宙之本然。怎么明白怎么得呢，在止于至善。所以中国人讲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佛学讲众善奉行，诸恶莫作。
孔子说性相近，善才是所谓相近。我们听到父慈子孝的故事会油然欣慰，就是相近之性所发之同情；若听到不孝的事则必有一番寻究，实在有不得已之情才有一番怜悯，然终与前面之感情大不同。一个婴儿天生也不会骗人，天然就有信用的，思想拐个弯骗人也只是后天习得，故习相远。所以孝弟忠信皆天生之善，相近之性，然在地生活久了，离天生之性善也远了，而后天习得之性越多，故不能得生命之本然。
所以德即是得这个相近的，共同的天性，孝弟忠信实是性之分别，皆是德。比如讲孝，大舜之家庭父顽母嚣弟劣，所以大舜之孝也特别难能可贵，然大舜也只是依天性而行而已，没有后天的妄念杂念，与一个父慈子孝的家庭，其所孝也可以说没什么不同。所谓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寒门无孝子。有条件的可以给父母吃燕窝，没有的粗茶淡饭也是孝，所以孝子只是这一心之同然。孝弟忠信皆是，故皆通于人心，舜是孝周公是孝，我也是孝，故曰“人皆可为尧舜”，“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孝弟忠信——德之修则只在己，无人可替为修行，因为也是各人之自性。然人人皆修德，即得人群之同心同德，则人群也就有可行之公共之道。现在道德连讲，实多指德。德愈厚，则可通于人心愈广。中国几千来不断广土众民，实是通于人心愈广，聚集人心愈多而已。故中国文化实是道德的文化，即以道德化民成俗，有深厚的道德风俗才有这地广人多的大统一国家。所谓化，教化还是其次，实是感化与风化，风化即德化，现在讲教育已是不得其然。范仲淹《游严子陵祠》最后一句“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据说范仲淹原来写的是“先生之德”，接受友人的建议而改为风，因为德仅限于一己之私，不足以表达对后世的影响。就是论语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风化可对群体而言，感化则指人与人之间，两人之间而言。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仁臣敬等等，孝弟忠信发之于人事则皆是情。以我之情感你之情而得同情，才得“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这样也就叫仁。
仁就是二人，孟子说“仁者，人也”和“仁者，人心也”，就是二人相感之同情同心，也就是论语里处处提到的推己及人，忠恕之道。孔子所提的仁放在这章中就是这个道理，至于怎么成仁，一部论语慢慢学去。
艺就是孔子所教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实包含了一切学问，礼乐就是文化、音乐、艺术、哲学等等，射御则是体育、驾驶、军事等等，书包括书法、文学、历史等，数是数学也包括自然科学。这章的艺是指职业，六艺实际已经包括三百六十行，马一浮说“言忠信，行笃敬”，六艺之道皆从此入。
整体四句连起来，孔子说立志在道上，据守在德上，依倚在仁上，悠游在艺上。人生的志向就是道，求证得宇宙的创生与生命的起源，这是千古人类之大问题，回到人道上就是为人群社会走出一条人人能行之人间公道。怎么做到这个，据守在德上，所谓“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因为德就是性，由天来，从这里追寻上去，自能得天理。天理即人情，所以依倚在情理中，由近及远地处好人与人的情与礼，自能不断通于广大之人心，成仁成人。至于做什么职业，皇帝也好乞丐也好，均只是一职业，“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悠游其中，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这样就是学问之理想境界。
现在的人以为道德是后天习得的，完全搞错了，本末颠倒。就像当年嬉皮士运动，本是年轻人追寻“真我”的活动，他们奉禅宗的寒山为祖师爷，所以现在外国人中认知度最高的一首古诗是“姑苏城外寒山寺”。最后却变成吸毒酗酒，以为这种精神状态就是真我。寒山问拾得曰：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云：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寒山这种学问嬉皮士学到吗，完全是本末颠倒。西方禅学是因日本战败，日本人慌了，认为无条件投降即无法与西方世界平等交流，所以资助耄耋老人铃木大拙到西方输出禅学，遂有嬉皮士之成果，乔布斯就是深受影响之一人，由此也可见日本民族心理之一面。
世人总是颠倒因果，古人修道学佛，实就是求证生命的本源，宇宙的本源，德性就是天性，修德自通天道。有成就的古宗大德均是因为努力为人群修建公道而成就。
本文如果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参论语一百 道德文化》，同时在此感谢原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