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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让黄乃远赴苏联莫斯科皇宫医院治疗。
几次治疗后，皇宫医院的教授，检查了黄乃的眼底，非常亲切和蔼又十分委婉地对他说：“你没有必要留在这里了，我们能为你做的，都尽最大能力做了。你应该考虑一下以后的生活和工作，其实很多出色的音乐家、作曲家、作家等，都是眼睛不好，但不妨碍他们成为优秀的专家。”
黄乃听出了言外之意，他的眼睛治不好了！
这一年，他才33岁，却永远失去了光明！
他没有被打倒，他想起父亲的座右铭“一毫荣辱不须惊”！父亲百折不挠的精神激励了他，让他从短暂的萎靡中振作起来。
是的，他是黄兴之子，革命家的继承者。
不久后，他回国了。他不仅带回了苏联的俄文盲字字母表，还创造了现行的盲文。
当发现现行盲字有缺陷时，他又推翻自己，重新推出一套新的“汉语双拼盲字方案”。
因为他，新中国几代、几十万盲人的命运，从此被改变了。他不仅仅成为了盲文文学家、盲人教育家，更是杰出的人道主义者。
01 命途多舛
1917年1月，黄乃来到了人间，他出生在上海。黄乃出生时，父亲黄兴已经去世了。
4个月后，母亲抱着襁褓中的他，回到了老家长沙，为尚未完成大业就辞世的父亲出殡。
虽然失去了父亲的关爱，但黄乃也在母亲的慈爱中长大了。
17岁那年，他在体育课上与同学争足球，一位同学心急之下，一脚来了个“冲天炮”，球狠狠砸在了黄乃的头上，他的右眼被踢坏了。
这名同学，从此销声匿迹，而黄乃的命运，彻底被改变。
他在家人陪同下，先后跑了南京、上海的各大医院，最后南京中央医院让他到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的眼科主任，是一名奥地利人，他为黄乃做了一次成功的手术。
手术是成功的，但手术后，黄乃的右眼看东西还是模糊不清、变形，他只能用左眼看。
1934年秋，他回到学校继续求学，但不到一年，他的视网膜再次脱落了，他只得再到北京做手术。
可手术已经没用了，他只得离开学校，回去长沙老家。
不久后，他决定去日本留学。
那时候日元贬值，到日本读书和到上海读书的费用差不多。
黄乃想，自己还有一只眼睛看得见，于是就远赴东洋了。
抗战爆发后，黄乃回国了，参加了上海和南京的“留日同学救亡会”，但他更想去延安。
去延安前，他在西安三原中学代课，认识了留日时期的同学潘宗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西安事变后，时任西北军指挥官的许权中因为坚持抗战，被免了官职，路过三原时，认识了黄乃。
得知黄乃精通日文，许权中希望他教官兵们一些简单的日语，以便知己知彼，方便和日本人打仗。
不久后，黄乃拿到了进入延安的介绍信，这一年他21岁，还有一只眼睛是好的。
02 黑暗中的曙光
到延安后，黄乃先在延安马列学院哲学研究室工作，后被调入八路军总政治部工作。
1942年，他成家了，生下一个可爱的儿子。但不到5年，他就和妻子离异了。
1949年，黄乃的好眼开始看不清东西，他随统战部队进城，到北京同仁医院治疗，做了手术。
这次手术不算成功，他开始出现了幻听、头晕、幻觉，还患上了轻度的精神分裂。
1950年，周总理亲自安排他去苏联莫斯科皇宫治疗，没想到治疗无效，他的双眼完全看不见东西了！
悲伤、迷茫、不知所措，经历过消沉的日子，黄乃决定留在莫斯科学习，用5到7年的时间，在莫斯科上盲童学校，学会俄文，然后考大学。
但组织没有批准他的请求，他只得收拾心情，准备回国。
不料，莫斯科盲童学校得知黄乃想上学的消息，热情邀请他前去参观。
离开苏联前的一个星期天，黄乃被带到盲童学校，接待他的，是一位年轻的盲人女教师。
女教师通过声音，辨认出黄乃的位置，然后轻轻地走过去，用自己的腿部，轻轻地碰了碰黄乃的膝盖，示意他坐下交谈。
女教师谈起自己刚失明时，也是十分痛苦和害怕，什么事都不敢自己做，也不敢出门。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她坦然接受了现实，并努力试着去改变。
于是，她学会了自己独立行走和料理家务，现在有了家庭和两个孩子。更重要的是，她在盲童学校任教了十几年，每月都有不错的收入，完全不需要依赖别人。
黄乃听了，心头一热，被女教师的事迹所感动。
女教师十分热心，鼓励他可以回国好好学习盲文。
然而，女教师并不知道，那时候，新中国还没有中文盲字。中国盲人，没有一整套系统的学习方法。
黄乃内心一动，马上想到了汉语拼音化和拉丁化的问题，他对女教师说：“我将研制出一套适合汉语的盲字体系来。”
女教师听了，开心地笑了，让他要为中国盲人的幸福而努力。
是啊，要为中国盲人的幸福而努力！
回国的列车上，黄乃立刻打开俄文的盲字字母表，开始了小学一年级功课的学习……
03 推翻自己
1950年底，黄乃从莫斯科回到祖国，带回了两套盲文的书写工具：盲文写字板、盲文笔和英语盲人文字母表。
那时候，新中国还没有中文的盲文字母表。
3年后，现行盲文方案问世，黄乃用自己所创的盲字，创办了《盲人月刊》，开始“扫盲”。
在创刊号上，他在文章《向愚昧和无知进行坚决的斗争》中写到：“中国的盲人有两个可怕的敌人：一个是旧社会对盲人的压迫和歧视；另一个就是愚昧和无知。第一个敌人，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已经被打倒了；现在，中国盲人就要向第二个盲人开战！首先，当然是要有自己的武器——中文盲字！“
这武器，被黄乃创造出来了！
他成为了现行盲文的创制者，从此改变了中国几十万盲人的命运，连毛泽东也称赞他是新中国盲文的领路人。
可以说，在盲文界，没有人的地位，在黄乃之上。
但他仍不满足，在现行盲文的推广中，他发现了许多弊端。
由于现行盲文一般不标声调，所以一些简单的句子因为没有声调而变得滑稽可笑。
例如，本来是“当敲起了牛皮鼓的时候”，往往被念成“当翘起牛屁股的时候”；“深挖洞、广积粮”，被念成了“深挖洞、光脊梁”；“旗上大书，替天行道”被念成“骑上大树，替天行道”……
这是黄乃自己在调研中看到的笑话，也看出了现行盲文因为没有声调而带来的诸多误解。
黄乃深入研究后，发现现行盲文没有妥善解决拼音文字和汉字之间的矛盾。于是他立志改造，花了20多年的心血，发明了《汉语双拼盲文方案》。
此时，现行盲文已经在广大盲人中推广应用，因为其独特的优点而被广泛接受。
现在，黄乃要“自己打自己的脸”，推翻自己创制的盲字，启用新的《汉语双拼盲文方案》。
为了推广汉语双拼盲文，黄乃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盲人日报》等重大报刊，发表诸多文章，希望把我国的拼音盲字推向更高的发展水平。
这意味着，他将彻底颠覆自己1953年创制的现行盲文。
不料，“汉语拼音盲文”却受到从下而上的重重阻力。
中国盲人，已经用了40年的时间，来学习和适应现行盲文的使用。现在，又要重新学习一套新的方案，说真的，除了黄乃自己，没几个人愿意。
一些重要地位的盲人朋友理解黄乃，他们觉得现行盲文好好的，有必要改革吗？
其实，黄乃并非为自己，他是要为子孙后代准备攀登知识高峰，献出自己最后的一份力量。
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摈弃不足的，才能找到更好的。
《盲人月刊》的主编朱淑英说：“黄乃即使吃老本，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他在盲人界的地位无人可及。但他为了捍卫汉语双拼盲文的科学性，仍然不遗余力地拼搏。这点上，说明他是一个有学者风范的工作者，他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盲文之父’”。
为了推广“汉语双拼盲文”，80多岁的黄乃仍坚持辛勤工作。
1995年后，盲字推广实验形势转好，有许多专家领导希望，尽快结束现行盲文的使用，以使得双拼盲文的推广进度变得快一点。
黄乃得知形势后，心情十分激动，已经忘了自己是一位87岁高龄的老人。
2004年1月30日，他在工作时，因为劳累，不幸病逝。
可以说，他是继阿炳之后，最伟大的盲人。
整个中国，10万盲人按摩大军，全都是靠着阅读盲文教材掌握技术的；100多所各类盲人学校中，因为使用着黄乃的盲字授课，培养出了多少有文化的盲人……
中国盲人，因为黄乃的努力，获得了新生。他们不再惧怕黑暗，有了生活的勇气，这正是黄乃所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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