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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号东坡居士，北宋百年难遇的才子，年少成名，二十出头便名震京师，名气和才华远超同龄人，同时又得到欧阳修的赏识，犹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前途不可限量。或许苏轼本人都觉得，自己品学兼优，智商无可挑剔，性格积极乐观，人缘也比较好，未来可期，即便成不了宰相，至少能官居要职。
理想总是美好的，现实却十分残酷，苏轼的官场之路崎岖无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基本处于被贬状态。假如苏轼生活在现代，最爱唱的歌肯定是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如此扎心的歌词，简直就是为苏轼量身打造。
升迁速度慢，苏轼忍了；屡次被贬官流放，苏轼也忍了；最让他不能忍受的是，竟然差点被皇帝处死，原因也非常滑稽。元丰二年，苏轼从徐州调到湖州，属于正常人事调动，按照流程，苏轼立即赶赴湖州，走马上任，并且要给朝廷写一封感谢信，其实只是例行公事。
感谢信的内容，无非是谦虚一下，为官期间所取得的些许政绩，归功于朝廷和皇帝，顺便感谢皇恩浩荡。写完信之后，苏轼意犹未尽，在后面又添加几句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充其量只是发发牢骚，无伤大雅，结果摊上大事了。
前文提到，苏轼的人缘不错，但也不能讨好所有人，甚至因一些小事情得罪过一些人，比如李定、王珪、舒亶。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苏轼给朝廷的感谢信，被李定、王珪和舒亶看到。三人早就看不惯苏轼，其中难免有嫉妒的心理，决定借题发挥，揪住《湖州谢上表》最后的几句话不放。
当时李定是御史中丞，王珪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舒亶为监察御史，都是名副其实的朝廷重臣。他们并非只想教训一下苏轼，而是打算将他置于死地，称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简单来说，就是藐视朝廷和皇帝宋神宗，这个罪名太大了，苏轼承担不起。
其实，苏轼真的太冤枉了，比传说中的窦娥都冤，别说丝毫没有欺君的想法，即使有一点，他也不可能写出来，毕竟苏轼又不是傻子。面对李、王、舒的无中生有，苏轼百口莫辩，只有深深的无奈和委屈。对手太聪明，知道仅凭几句话，不足以把苏轼整死，于是派人搜集有关苏轼写过的作品，就连给同僚、朋友写的诗词也没落下。
宰相王珪亲自上阵，加班加点审阅苏轼的所有诗文，标点符号都不放过，用断章取义的办法，摘取不少诗句，比如“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还有“阵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以及“俱曰予圣，谁识乌之雌雄”，连夜呈送给皇帝，并对宋神宗说：“陛下，这些都是苏轼嘲讽、诽谤你的铁证”。
宋神宗很生气，下令把苏轼关进御史台的监狱，乌台诗案就此拉开帷幕。由于古代通讯落后，在逮捕苏轼的圣旨下达之前，驸马王诜提前得到消息，并派心腹连夜给在南京做官的苏辙送了一封信，让苏辙告知苏轼情况。目的非常明确，并非通知苏轼逃跑，而是让他想办法给皇帝解释。
苏轼心里很清楚，无中生有的罪名，根本无法解释，而且对手李定、王珪、舒亶位高权重，苏轼有心无力。见到钦差皇甫遵，苏轼无奈地说：“自来疏于口舌笔墨，着恼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敢辞，乞归与家人诀别。”处于崩溃边缘的苏轼，也想过一死了之，如此便能解脱，但他担心自杀会连累亲友，于是作罢。
深处阴暗潮湿的牢房，苏轼绝望了，感觉必死无疑，谁也救不了他。于是，给弟弟苏辙写了两首诀别诗，其中两句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由于苏轼平时人缘不错，其中不乏身居高位的大臣，这些朋友没有置身事外，尽最大努力替苏轼求情。
吴充，曾经担任枢密使，后来与王珪同为宰相，虽然与苏轼的关系一般，但他为人正直，上书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时任应天府判官的苏辙，愿意放弃官职，只求朝廷赦免哥哥苏轼。就连与苏轼政见不同的章惇，以及昔日宰相王安石，也纷纷出手相助。
吴充、苏辙还好，章惇、王安石也罢，都未能让宋神宗放弃杀苏轼的态度，苏轼之死仿佛已成定局。然而，这个女人的一句话，就改变苏轼的命运，把他从狱中救出，她就是太皇太后曹氏。曹太后当时已身患重病，却并不糊涂，反而是极具智慧的女人，识破李定、王珪、舒亶的小伎俩，无非欲借皇帝之手除掉苏轼。
曹太后的原话是：“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其实能量惊人，相当于警告宋神宗，苏轼是被仁宗视作宰相的人才，如果杀了他，等同于否定仁宗，你自己看着办吧。
听完曹太后的话，宋神宗不敢反驳，赶紧下旨释放苏轼，乌台诗案以贬苏轼为黄州团练副使结案。虽然被贬官，但至少保住性命，结局还算不错，苏轼最应该感激曹太后。多说一点，王安石与章惇同属变法派，而苏轼为保守派，就事论事的话，苏轼曾是他们的对手，因为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
但是，王安石、章惇在苏轼身陷囹圄之时，非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竭尽全力营救。反观以前经常与苏轼吟诗作对的，且同为保守派的大臣们，竟然无人替苏轼求情，包括司马光。从这件事可以总结出一个道理，患难才能见真情，表面上关系很好的朋友，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或许持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交朋友一定要擦亮眼睛。
参考文献：《宋史》《湖州谢上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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