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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词话》版本问题不复杂但不简单，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被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是最早刊刻成书的“词话本”系统，目前存世者仅有三部半，[①]而且由于其珍贵，极难为人所见。
研究者们所赖以引用的，只能是根据这些希世罕物再造的影印本或排印本。
但正如黄霖先生在他的《关于<金瓶梅>词话本的几个问题》[②]一文中所论，最具有代表性的供一般研究所用的三种版本——古佚本、大安本和联经本，都各自存在着不小的问题，或多或少地给研究者带来一些误解，不利于“金学”研究的深入。
对比之下，故宫本被湮没已久的研究价值就此呈现出来：
它不仅是现存明刊本中“品相最佳”者，可以有效弥补日本所藏二种明刊本（包括以此二本补苴罅漏、自称最为精良的“大安本”——日本大安株式会社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影印本）的缺叶、漫漶、字句错讹等问题，更因书写其上的朱、墨笔删改、批评的墨迹而平添一份独特的价值。
黄霖先生对于现存《词话》各重要版本的严谨比勘及其精审判断，无疑起到了在“金学”界廓清迷雾，让人重识“真金”的作用。
也正是在这样的启迪之下，笔者亦步亦趋，与上海交通大学许建平老师、姚大勇老师先后两赴台湾，对珍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此一版本作了尽可能完整和全面的检视，抄录了其中千余处删改、批评（包含眉批和夹批）的墨迹，并做了初步的整理工作。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注意到这些墨迹的某些内容及形式上都有些并不寻常的特点，在我们试图还原《词话》的原始文本，重新整理一个更接近原貌的版本，甚至对探索它的成书、刊刻过程、以及其与《水浒传》之间的关系等论题的时候，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别样的视角。
鉴于包括黄霖先生的大文在内的诸多相关文章并未详细描述故宫本的版本形态，本文遂不揣鄙陋，将所抄见及待解之处，呈请方家审正。
一、故宫藏本《金瓶梅词话》的版本形态及其特征
故宫博物院藏本《金瓶梅词话》，凡二十册，一百回，无插图。
版芯半框高约22.9cm，宽约14.3cm，白口，单鱼尾。
首册先后排列了欣欣子序、东吴弄珠客序以及廿公跋、《四贪词》、目录。目录有卷数，十回一卷，凡十卷。每卷首题“新刻金瓶梅词话第×卷”字样，但卷数有阙误，详下。
正文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四字。第52回第6叶后有二叶空白，这也是大安本在其影印时诟病故宫本之处。[③]目录与正文回目多有错讹之处。
如目录第5回“郓哥帮捉骂王婆 淫妇鸩杀武大郎”，正文回目中则把“鸩杀”改为“药酖”；
第8回，目录作“潘金莲永夜盼门庆烧夫灵和尚听淫声”，“西门庆”竟被省称为“门庆”，而正文回目则使用全称；与此相似的还有第11回。
但也有像第31回那样，目录用“西门庆”全称，而正文回目则省称为“门庆”的例子。
第63回差异较大，目录作“亲朋宿伴玉箫记西门庆观戏感李瓶”，正文回目上半则作“亲朋祭奠开筵宴”；
第100回“韩爱姐湖州寻父 普静师荐拔群冤”，目录或许是为了上下联字数相等，居然是“韩爱姐湖寻父母普静师荐拔群冤”。
类似目录与正文回目有异的错讹达50处之多。另有卷数不合之处。
如“新刻金瓶梅词话卷四”在正文中出现两次，卷五误刻为卷四，卷三则阙失。
然就整体而言，故宫本大气精美，字迹整秀，亲见过它及日本两种版本的黄霖老师早就作出了它“品相最佳”的结论，已如前述，甚至也更胜后出的崇祯本（包括再后来的张竹坡评本），就笔者所目验之现存六种崇祯本与之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④]
因为下文将要论述到的眉批位置的问题，我们特地测量了其外版口（即页面）的高度和宽度，分别是28.3cm和18.5cm，开本都较现存的数种崇祯本更为阔大。
正如前述，故宫本最大的特点，是由不知名的删改、批评者校订了书中错讹字句，凡约一千余处。
删改方式大致为点、删、补、订，即对重出或错出的字、词、句在其上加点删去，个别也有在旁边以“×”号删去；
对于所缺字、词、句，则于旁增补，订正的方式，大多数情况下是先将错字点去，再于旁边注以正确的字；或在错讹字上径改，如在“（呼奴使）俾”上径加笔划描改为“婢”（第74回，10a,3）。
这样的删改工作进行过应该不止一次，因为大部分的墨迹为朱笔手写，但也有不少的墨笔删改处，或者二者同时对某一字进行过删改的痕迹。
朱、墨二种笔迹除颜色不同，字迹也有差异，应非出于同一人手笔。
除以上二种墨迹外，还偶有字色及笔迹都不相同的第三种甚至更多种的删改和批语，不过为数不多，有些也或者就是朱笔或墨笔褪色之后的相貌，且与朱笔并无明显冲突。经过这样的删改，极大地避免了原书讹字连篇，甚至影响句意的粗陋之病。[⑤]其后的崇祯本以及当代种类繁多的各种影印或排印本中相沿成讹的字词——如我们下节将要谈到的梅节先生校注本等——如果对照这些删改，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完善。
在整理这些删改文字的时候，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删改者对于叙述文字有着近乎“洁癖”的严格要求。
几个很明显的例子：一个是对诸如“里”、“动旦”等俗体字的改订，这几个字贯串整部小说，无虑有几十处之多，有时甚至相邻数行内同时出现数处，朱笔都一一改订为“裡”、“动弹”；
另一方面，对刻工（或抄手）习惯性的别字，如“僱”误为“顧”、“候”误为“矦”、“籍”“藉”混用之类，删改者也绝不放过一个，逐一改正。其细心、认真如此。
有些人名由于刊刻的差讹，致使前后并不一致，删改者也同样不厌其烦地一一更正。
如改订“胡九”为“何九”（第6回，1a,7）、“何九”改为其弟“何十”（第76回,16a,2）以及“先考西门通”订正为“西门达”（第39回,6b,9）之类，特别是西门庆“十兄弟”之一的“谢子纯”被误为“谢子张”，小说原文竟从第40回一直到第60回，几乎提及这个帮闲姓名的时候，都出现了这样的错误，批评者逐一加以改订，显示出他对于文本的熟悉及对文本准确性的严肃要求。
除这些删改的字句之外，书中还有以朱笔为主的120余条眉批、夹批。
虽然是手写，类似于读书时随手而记的涂鸦，但由此显示出来批评者与刊刻者特殊的关系，特别是这些批语（尤其是眉批）出现的位置以及其存在的形态，还是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由于是手写，所以出现在故宫本上的眉批不像崇祯本眉批的二行、三行或四行的整齐排列，显得比较随意，好像批点者的读书笔记。
而大多数的眉批中，其首行的第一个字往往不能辨识，其原因是字形/字迹的不完整，而之所以不完整，则是由于原批语应是在超过了现存的页面高度书写，后来书页显然经过了裁边剪切，致使每行最上面文字就被裁切了一部分，仅剩部分笔画
。比如，第12回，12a，5行上有眉批：“言媚语得不使 人爱”，本为三行，行四字。但第一字仅剩下明显被裁剪过的下半部分的残缺笔画。
前二行的首字已无法辨认，末行首字“人”字因笔画简单，故据左撇右捺的残留痕迹，约略可辨。第13回，8a，1行上眉批：“个不顾朋友妻个那存夫子面之坏人如此”同样如此。
此眉批亦为三行，行首第一字截去。疑前二字即“一”，末一字据残留笔画，或为“色”字。
这并非个例，数量最多的显为同一人所为的朱笔眉批，几乎每条都难逃此厄。
因为前述此书开本已属阔大，推测这些遭到裁切的眉批的原因之一，是批评者先在已刊刻成书的散页上完成了批评之后，其后因装订成书的需要，对书页进行裁剪，而因批语离版线太过高远，故无意间或不得不被裁削掉每行首字（或一部分）。
因为据黄霖老师介绍，故宫本与同版的日本所藏两种本子的版框高度、宽度乃至外版口（即书页面）的高度、宽度完全一致，所以不存在装订成书之后再加眉批，此后再有为整饬版面等原因裁剪书页的情况。[⑥]
如果是这样，是谁才有可能在小说刚刚刊刻出来，尚未来得及装订成册的时候，就能在第一时间拿到散页，并且加以详实的删改、批语？他的目的又何在？
这或许涉及到《词话》刊刻成书的过程、刊刻者和批评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有待专文另行研究。
但仅此一点，足以表明故宫本批评者绝非有些研究者所怀疑的那样，竟是近代的人物。
二、与梅节本及人文本的比较：以前十回为例
粗略地说，对于《金瓶梅》研究的热潮，是随着进入到二十世纪之后，在文学研究崇俗尚俚的转型过程中，经由鲁迅、郑振铎等先生的大力推崇而形成的。
而1930年代在山西介休发现的、在本文中被称为故宫本的《金瓶梅词话》可算是“金学”研究热潮一个比较精确的起点。
包括鲁迅先生等一批小说研究者在内的古佚小说刊行会集资众筹，影印了104部该词话本，可谓是“金学”史上的一次盛举。
（山西介休堂本·1931）
但正如学界所周知的那样，这个最初的影印本是有着很大缺憾的，不仅在于受大安本《例言》中诟病的影印时的逞臆墨改，受限于当时的影印条件或者可能还有意识上的未加重视，故宫本今天仍存的大量朱、墨删订、批评的文字，在此影印本上几乎无一保留。
虽然后世陆续有影印及刊印本行世，但都缺乏对于上述墨迹的保留或还原。
目前被认为最忠实于原貌的日本大安本，因其底本上并无上述朱、墨笔迹，因此也未有所表现。
由于词发现话本的难得以至难睹，研究者不得不寄望于二手的影印或刊行本，而即使大安本、台湾的联经本等，虽然都算是较为可靠的影印本，但卷帙繁杂，又出版于海外，于目前的研究环境中，仍属难得，加之盗版又多，使得即使费尽心思辗转入手，其可信度也不免令人生疑。
倒是一些校勘精审的整理排印本，因其易得和校勘校订者的权威性，成为研究者案头必备之书。
这其中最具影响的印本可举梅节先生穷数十年之力校注的梦梅馆梅节校本（金城陈少卿钞阅，[台]里仁书局，2007年），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戴鸿森校点的《金瓶梅词话》为代表。
梅节先生的校注本及其《<金瓶梅词话>校读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代表着梅节先生（及“金学”界）“金学”基础研究的辉煌成果；
戴鸿森先生1985年的校本则是中国大陆地区第一次公开发行的排印本，虽删节达近二万字，但因其校对精审，刊行较早又比较易得，故其影响较大。
一般来说，校注整理者对于原文的增删改订，除了对于手民之误的订正、疏通文意之外，还要能忠实地呈现原书文本的原貌，或者作者的原意，以利于研究者的引据。
鉴于上述校订整理刊印本的精审、专业及影响，本文择取此二本，将之与故宫本删改者的订正工作作一对比，列成一表，冀可见出三者删订之处的异同，尤其对其相异之处正可作一比较，以见其合理性所在。
需要先做说明的是，下表所列的校例，集中在《词话》前十回，固然是限于篇幅，而更重要的，是这十回（第7回除外；第10回也仅有半回相同）与《水浒传》最精彩的“武十回”（主要是包含武松打虎、杀嫂事迹的第23-26回）部分大面积重合，
这也是历来研究者把《金瓶梅》当作“抄袭”《水浒传》的重要证据，对这二部小说的研究历来有着莫大的关系，人文本、梅节本也都把容本《水浒传》作为其参校本。
故下表所列，在备注部分时常有容与堂本《水浒传》——即容与堂刊刻《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的相关文字说明。
众所周知，这个本子是《水浒传》繁本系统中现存刊刻最早，也堪称最精致的本子，其刊刻时间应是万历三十八年（1610），与刊刻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而创作则早于万历二十四年（1592）的《词话》几乎是同时完成，其间的联系应该最为紧密。[⑦]
表格说明：
1.梅节本,指台山梅节挺秀校订 金城陈少卿钞阅 《金瓶梅词话》，[台湾]里仁书局，2007年；人文本，指戴鸿森校点《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故宫本指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明万历刊本《金瓶梅词话》;
备注中出现若干次的“崇本”则指现今学界通的“崇祯本”或者“说散本”、“绣像本”，多数人的意见，是据《词话》本改订的后出的本子；《水浒传》或容本，指明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百回繁本）。
2.原文及回数、叶数概以故宫本为据。
3.本表格所列，并非各本对词话本原文校正的全部，而是以故宫本对原文的重要删改（如正讹补漏，疏通文意）为主。
故宫本未改而梅节、人文本改订者，本表暂不列入。
一些简单的错字订谬（有时或许不过是刻工之失），也不列入上表。
如故宫本第8回，10a,7,“如今以自大即百日来到”，“大即”显为“大郎”之误，各本均改为“郎”；
第9回，6a,8,“在卓子土”，“土”亦显然是“上”之误，各本均径改。此表不收。
4.行格内留白，表示该本此处不作改动。
三、故宫本改订、批评的整理价值和文献价值
上表所列诸本校改的差异，大致可以反映出故宫本对小说文本所作删改的价值。[⑧]
故宫本与梅节、人文二本的删改之处互有参差，总体上少于后二本之改动。但在其改动中，颇有为其他二本所忽略的删订。
像表中所列第8回（4b,11）“麻饭肐胆的帐”，故宫本删改者就把“饭”改为“犯”。考下文西门庆回答王婆嘲戏时说：“紧自他麻犯人，你又自作耍”，[⑨]至少两处词语的用法统一了起来（梅节本此处改为“烦”，亦与前不应）。
同回11a,5，小说写一班禅心不定的和尚心不在焉，把“武大”念成了“大父”。此处梅节本和人文本均不作改动，而故宫本删改者则将“父”改成“武”。
固然出之于夸张和谐谑，“大父”“大武”效果几无差，对于一部文字错讹在在皆是的小说，也似乎不存在绝对是非，但自其情景想来，推原删改者的理由，和尚们将二字顺序颠倒念出，较还多改一字更为合理些吧。
像上举删订字句考虑到前后文的例子，还有对第2回“爪睛目”的改订。
显然“爪睛目”应为“爪哇国”之刊误。
人文本则据崇祯本订正为“爪洼国”。
两处写法略异的称呼都是古代中国对于一个遥远的东南亚国家（梵文名Yavadvipa）的音译，它于今天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一带建国，元军曾征伐其地，它后来也一度为明朝藩属，《元史》（列传第四十九）、《明史》（列传二百十三外国六）、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十二 广西七）等等，都将之写作“爪哇国”。
文学作品中，与《词话》大约同时的冯梦龙《醒世恒言》第23卷《金海陵纵欲亡身》也是同样的写法。
更重要的是，这个词在《词话》第12回中，又出现一次，这次正确地写作了“爪哇国”。
因此，即使“爪洼国”也因见于载籍，并不算错，但考虑到使用的普遍性，尤其是同一小说文本中前后文字统一的要求，故宫本的改订还是更值得同意。
当然，由于删订字数数量少于其他二本，有些明显的错字讹句，故宫本或有疏于改正之嫌，
如第2回9b,6-7，介绍王婆的一大段韵文部分的末两句“这婆子端的惯调风月巧排常在公门遭斗殴”，故宫本不改如旧；梅节本加一字改为“巧安排”，文意较胜；人文本则据容本《水浒传》及崇本将此句径删去。
而就整篇韵语来看，尚有二处改动，“解使三里门内女，遮么九皈殿中仙”，梅节本与人文本都据容与堂本《水浒传》（人文本还参校了崇祯本）将“三里”改为“三重”，“九皈”改为“九级”。
在这些地方故宫本删改者反倒无动于衷，似乎对《水浒传》的“武十回”故事和崇祯本并不熟悉（详下）。
不过有时改动太多，反倒并不妥当。
如第9回中关于“李外传”的一段介绍，小说写他“专一在县在府绰揽些公事，往来听气儿撰钱使。……或是官吏打点，他便两下里打背又。因此县中起了他个浑名，叫做‘李外传’。”
故宫本此段无改动；人文本也仅改“背又”为“背工”，是；而梅节本则把“撰钱”改为了“赚钱”、“背又”改为“背公”，[⑩]县中为李外传所起的浑名“李外传”，则直接改为词意明显的“里外赚”。这就有改得太多之嫌。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伟教授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根据“传”字的两个读音，对这浑名有一段精彩的析论，提示出“这个浑名也可以有几个不同的读法，或暗示这一人物的行为方式，或揭示小说叙述的形式特征和修辞手段：
一是‘里外传’奔走于衙门内外，通风报信，也因此承担了传递消息、制造事端、聚集人物和勾连情节等小说叙述的多重功能……
二是‘里外赚’，身为衙役，他吃了原告吃被告，上下其手，里外通吃。……
其三，除了谐音之外，‘传’字也可读成‘传记’的‘传’，因此又衍生出另外一个双关语，即‘里外传’，也就是一个文体的命名，与《词话》的自我定义密不可分”。[]
单独着眼于其里外“赚钱”，坐实了名字的寓意，却无意中取消了这个“浑名”蕴蓄的语义的丰富性，梅节本的此处改动，似乎有些得不偿失。
在这个例子中，故宫本未作改动当然并不意味着删改者对于上述三重含意的体知，但就上表所列删订处看，故宫本的每一处改订都有着较充足的理由，在文意疏通和恢复字句的完整性上，相较于梅节本与人文本，大都更令人信服。
如上表第3回中“不肯与你同桌吃去了回去了”一句，是王婆在向西门庆介绍她的“十光计”，说到第八分光的时候，设计安排西门庆与潘金莲一桌吃酒，以便他们进一步发展暧昧关系。
故宫本朱笔改“去”为“丢”，可理解为“（潘金莲）丢下（手上活计/你），回去了”,意似较胜。而梅节本据《水浒传》改为“走了，回去了”[]其实与不作改动的人文本差别不大。
还有第10回的“并忤作甲邻人等”，故宫本经改订成为“忤作、保甲、邻人等”，足见删改者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制度的熟悉：
《金瓶梅》借宋喻明，也常会保留宋代的官制、习俗等，甚至多有不伦不类之处。
保甲制度起于宋代王安石变法，明代虽沿袭之，但“其初曰里甲，继称为乡甲，终之又称曰保甲”，[]明中前期“里设老人”[]以为里长；嘉万年间才实行“保甲制”，“里甲”、“保甲”实同而名异，正足以显示时代的差别。
不管《金瓶梅》写作、刊刻的时代，还是小说故事发生所假托的宋代，都是保甲制盛行之际，故宫本删改者在文本此处添字成为“保甲”，恰合小说内外的社会现实。
下文清河县的申文上，就明说武松“被地方保甲捉获”，[]正可见其所处时代。
梅节本不改，断句为“仵作、甲邻人等”，后半即不能解；[]人文本断为“仵作、甲、邻人等”，虽不错但不足表现时代特征。
结合上节末我们自其眉批的特殊形态所作的推测，多少可以打消“批评者或为近现代人”的怀疑。
当然，由于《词话》叙事的矛盾非止一处，错讹也比比皆是，所以故宫本在校订时难免也有疏失。
如上表所列第10回“家人来报星夜来往东京”一句，故宫本就把“来报”改为西门庆的大家人“来保”。因为来旺、来保都可受西门庆派遣到东京干事，而来保去东京的次数似乎更多，并且当二人一同去东京办事的时候，处处以来保为主，回目也仅作“来保上东京干事”（第18回）。
同时，“报”与“保”的音讹，在校改时也的确会让人望文生义，梅节本就作了同故宫本的改订。然而根据小说第25回，来旺酒后“醉谤西门庆”，亲口说出旧时潘金莲因武松告状报仇，亏了他去东京打点才得救。[]
后面来兴儿向金莲学舌，以及金莲向西门庆构陷来旺，都提到这一情节。因有明确的叙事，崇祯本以及根据崇本改订的人文本此处作“来旺”，应该是正确的。
除此之外，还有研究者指出，故宫本删改的有些文字是错误的，如杨琳从语言学角度指出，词话本中的一些方言习惯，被“介休本”（按即本文所谓“故宫本”）因不懂原本为方言而误改，如第1回中写武大“所过”使用的动词性“所”字结构；
第65回“不止”位于句末“义为说不定，表示估计”等等，[]所论坚实可信。但说“少顿”都被故宫本删改者改为“少顷”（梅节本和人文本也作了同样的修改），也是误改，恐怕还需要再加详考。
即使《本草纲目》及清郑重光《素圃医案》卷二中，都有以“少顿”表示时间短暂的例证，[]我们仍很怀疑这些“少顿”不过是刻工（许多刻工并不识字）照猫画虎地摹刻时的错误而致。
因为“少顷”在小说中的使用并不罕见，并且这个字也经常被错刻为他字，如第17回中此字（6b,11），既非“顿”，也非“顷”，而是一个与二者都似是而非的错字（“土頁”）；
第78回有两处刻为了“少倾”(10a,1和29b,4)，这些也都为删改者正确地改为了“少顷”。
因此，“少顿”改为“少顷”是否一定是故宫本的错改，可能还有讨论的余地。
还有一些改订值得细细商量。
第7回中首次介绍西门庆的药铺合伙人傅二叔，说他姓傅，名铭，字自新。故宫本批改者把“自”改为“日”，成为“傅日新”。
第65回还有一处同样的改动。其实究竟是“傅自新”还是“傅日新”，不是很容易判断的，故宫本并未全部统一订正，似乎也是犹豫不决。
人文本据崇祯本都统一成了“自新”，而从古人名、字统一的原则来看，“日新”似更与“铭”相应。《大学》中有言：“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盘上所刻“铭文”，正是“日新”。乐工李铭也字“日新”，正与此呼应。
不过在朱熹的注释中，“新”即“自新”，所谓“自新新民，皆欲止于至善也”，[21]似乎也说得通。
而像傅铭一样，小说文本中对李铭也常“日新”、“自新”混称一气，而就连温秀才温必古，也不约而同地字“日新”。
所以，“自新”和“日新”的用意以及孰是孰非，还难以遽断。或许正是由于这样复杂的重复情况，使得故宫本批改者也显得有些踌躇吧。
正如前述，相较于对字词的订正，故宫本删改的价值更体现在它对于文意的疏通也常有帮助，在梅节本与人文本中读来难解之处，故宫本的删改往往有得。
如第35回中，贲四讲了一个因音误而产生的笑话，说县官审一起“奸情”案，男方交待他们行房时，女方的姿式是头朝东脚也朝东。县官斥道：“那里有个缺（曲）着行房的道理！”[22]是质疑这样曲折着身体无法行房，而他的一个手下把“曲着行房”误听成了“缺着刑房”，因此向县令求此“刑房”的职位，闹了个大笑话。
但在小说刊刻时径把县官质疑的话刻成了“缺着行房”，就使这句话并不合理，而这个笑话也因此失去了主要的笑点。
故宫本删改者据意改“缺”为“曲”；梅节本、人文本则均未改此字，就没有弥补文意上的这层缺憾。
综上，尽管故宫本的上述批改未必全都正确，但其批改意见仍然值得我们特别重视。
这首先是因其距离刊本的时间最近，其同时代的典章制度、风俗人情乃至语言习惯等等（如前述“保甲”一例），都比几百年后的我们更加熟悉，也更具权威性；
再据其删改错讹的认真严谨程度来看，不排除其有计划“新刻”一部精刻本的可能。
特别是几乎在小说甫经刊印、尚未装订之时，删订者就拿来做了校正、删改，表现出与刊刻者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甚至让人怀疑其有确凿的文本依据（比如《金瓶梅》的原始稿本）。
果真如此，故宫本所作删订的依据也就更为可信。
而从对于小说文本的文意分析，以及错讹字、句的订正上，故宫本的删订墨迹也给我们提供了更为准确的意见。上文的对比即可大体呈现出来这一特点及其价值。
因此可以设想的是，如果能依据故宫本的增删改订重新校理《金瓶梅词话》，我们得到的应该是一个更接近于原貌和更符合小说作者本意的文本。
补注：在刚结束不久的第十四届（开封）《金瓶梅》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新加坡南洋出版社的董玉振先生做大会发言，也提出在详细考察故宫本的基础上，忠实影印、还原包括大量眉批、夹批在内的故宫本的想法，并在会后与许建平老师和我进行了简单的沟通，讨论合作的可能。
故宫本的价值正在日益彰显，研究者的需求也正显迫切。对未来可期的是：对于故宫本的全面整理、研究，将会使“金学”向前大大推进一步。
注 释
[①]它们分别是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故宫本（因其最初是1931年于山西介休被发现并收藏于原北平图书馆，故研究者或称其为北图本、中土本、介休本或台藏本等。本文简称其为故宫本）、现藏于日本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的慈眼堂本（或日光本），以及被称为“毛利本”（也常被称作“栖息堂本”）的日本德山藩主毛利氏家藏本。另外所谓“半部”藏于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残存仅二十三回。
[②]载《文学遗产》，2015年第3期。
[③]日本大安株式会社影印《<金瓶梅词话>·例言》：“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本，以北京图书馆所藏本为据，不但随处见墨改补整，而有缺叶。”北京图书馆所藏本，即本文所指的故宫本。
[④]崇祯本现存的六种本子，如北大本、上图甲、乙本、天津本等的开本较大，但仍略小于故宫本。详见拙著《崇祉本金瓶梅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10月。
[⑤]如黄霖先生曾举出一个例子：现行各影印本《金瓶梅词话》第8回，写武松往东京公干，“街上各处闭门了几日”，（9a,6）人多不解。故宫本将“闭门”改为“闲行”，文意即通。像这样的例子甚多。第42回（2b,8）“先在捲棚内摆床”，也是无解，朱笔改“床”为“茶”，文意因而得以疏通。原文更有些阙字、衍字造成行文滞碍，如第67回应伯爵说西门庆，“他自来有些快伤叔人家。”(11a,8)虽似勉强可通，但批评者删去“叔”和“家”，与下文“快屎口伤人”相应，就更通行无碍了。此类例极多，不胜枚举。
[⑥]承蒙“金学”同仁张青松先生指教：在对破损古籍书页进行修复完成后，会统一裁边，眉批往往会受损，也会造成文中所说的现象。如果是这样，那故宫本的开本一定较现在及日本的二种本子还要阔大，如此，则天头就会宽阔得不成比例，不像是正常古籍的刊行状态了。而且，能费尽心力一叶一叶细加修复，而又漫不在意地对原书上的眉批不加完整保留，也从常理上说不过去。
[⑦]袁宏道于万历二十四年（1592）写给董其昌的一封信中，透露出了《金瓶梅词话》至少已经完成一部分的信息，说明它的创作年代的下限不晚于是年。见袁宏道《锦帆集之四——尺牍·董思白》，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89页。
[⑧]为省减计，下文“故宫本”常指经过对小说原文删改之后的样貌，其用法一同梅节本、人文本。
[⑨]《金瓶梅词话》第8回。
[⑩]这个词在小说中出现数次。第35回中也作“背又”，故宫本均未改。第33回有“打了三十两背工”之语，人文本即以此为据改“又”为“工”。梅节先生则对此词作了详实的考证，认为“背公”是习见之说法。参梅节《<金瓶梅词话>校读记》，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50-51页。
[][美]商伟《复式小说的构成：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词话>》，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33页。
[]梅节《<金瓶梅词话>校读记》，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第26页。容与堂本《水浒传》的“走了回去”，也较可通。梅先生的改动与《水浒传》也有差异。
[]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233页、206页。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十三，四库全书本。
[]《金瓶梅词话》第十回。
[]梅节本断句方式不为我们同意，但是他把明显是别字的“忤”改为“仵”，是正确的。
[]《词话》第25回：“潘家那淫妇，想他在家摆死了他头汉子武大，他小叔武松因来告状，多亏了谁替他上东京打点，把武松垫发充军去了？”
[]杨琳《<金瓶梅词话>中的三种语言指纹》，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第2期，第70页。
[]参考杨琳《<金瓶梅词话>中的三种语言指纹》，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第2期。
[][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北京：中华书局，2012，第5页。
[21]同上。
[22]《金瓶梅词话》第35回。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中国文学研究》，2019，第三十二辑。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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