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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儒家思想集大成者的孔子也力倡温柔思想。《礼记·表记》：“夫恭寡过，情可信，俭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鲜乎？《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孔子引用《诗经》中的句子，认为温温恭人是道德的楷模。《论语·季氏》中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其中“色思温”一语，指君子容貌形态的温和，儒家认为温柔敦厚这一类的道德品质必然形诸形色与容貌，通过音容笑貌、风度仪表而呈现。这种以温润为美的观念延伸到了审美文化领域。
动机源于功利
秦朝法家思想的特点正是从人性论出发，来构建他们的政治哲学。前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认为治国须以暴力与威权来推进改革，扫除一切仁义礼乐与《诗》《书》典籍，强调治国不能靠礼、乐、孝、弟、善、修治等道德与文化，只有采用赤裸裸的暴力，才能治国成功。
商鞅之后，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更是极端鼓吹人性的险恶。他认为人在社会间，一切行为的动机都源于功利，在《韩非子·备内》中，韩非以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才的故事说明他们的动机都源于“为战与驰”，他甚至提出卖棺材的喜欢人死，卖轿子的愿意人富贵，并非出于道德善恶，而是出于利益，他进而得出结论，世人的动机都是自私的，道德没有任何价值，徒劳无功。
同样，涉及人际关系的君臣、师生、父子、夫妻之间也是如此，一切都是以利益关系作为行动的准则，因此，不管什么人都是不可相信的，尤其是专制社会中的君臣关系，更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循此逻辑，人际关系毫无温柔敦厚可言，只有刻薄阴险。
封建专制帝国
在孔孟、老庄人生理想熏陶下形成的士，与社会总是落落不合的，这也是社会道德价值的均衡所必需的格局与态势。西汉建立了经学取士的选举制度，使得士能够凭借经术和其他才能进入各级政权组织。
但两汉时代的士，多为经学利禄所束缚，在两汉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帝国中，士失去了战国时代纵横捭阖、自由选择的机会，成为严密的帝国机器内部的一个零件。既然君王可以凭自己的意志和决断擢拔士人，也可以因个人喜怒无常而杀戮大臣。
汉代的礼乐教化是继秦之后而兴起的。汉高祖刘邦与臣民起自布衣，大率为草莽英雄，不知礼义，于是刘邦接受了秦朝原博士叔孙通的建议，初步制订朝堂礼仪，以约束群臣，然而深层次的礼乐教化一直到汉武帝时才被提上议事日程。
结语
当时的帝王与士人竞相讨论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形成一股风潮，而审美文化的重建则是题中应有之义，六艺之教的兴起，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温柔敦厚作为诗教的基本要求便应运而生，其中积淀着先秦以来的思想文化遗产，有着深厚的人文蕴涵。
六朝之后，这一诗教概念与诗学内在规律的探讨相结合，得到延续与发展，后来成为明清诗学之正宗，也证明了它是中华思想文化的凝聚，尽管受到历代激进士人的批判，但是其中的人文价值不应被忽视，需要具体分析。在建构中华文明的过程中，这一份文化遗产的价值是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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