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然而，承认其他要素也同样起到关键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富国与穷国之间的资本流就受到质疑。另外，如果缺乏从富国朝向穷国的巨额资本流，同样也提醒我们一般国际资本流的慢性弱点——例如，在西方国家里，全国可支配年储蓄量以及实际实现的全国年投资量，这两者是紧密相连的；其紧密程度要远胜过在这些国家之间金融市场整合所显示的关系，这种整合原则上会使全国储蓄与全国投资脱节。
实际上，与完全信贷市场模型暗示的假设相反的是，信贷操作并非只是简单地将资本机械地放到没有资本的地方，等待收益并收取足够的利润。在实践中，还应该确保投资项目具有赢利性和可接受的风险，这也是债务人自然总想了解的；还应该确保，尽管人们准备好收取将实现收益的大部分，但债务人尚有足够动力在长时期内做应做之事，以确保投资获得成功；最后，还应该确保一旦收益实现了，债务人不会“人间蒸发”。
所有这些激励问题，经济学家称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它们不可避免地与无时间性市场的各种情况相连，也就是说从信贷市场开始的多个阶段交易都在进行。我们在社会保险分析中还会再讲到这个。既然关于潜在债务人以及将在另一个国家实现投资项目的信息质量特别差，这些困难在国际市场的情况下就尤其重要，这也解释了国际资本流的极端弱点。
鉴于各方都被迫面对的这些信息难题，那么，竞争游戏是否能用最不差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难题呢？在实践中为确保债权人“赌注”不至于血本无归，债权人真正可以做的唯一事情是要求债务人提交保证金；或者性质相同的方法是，债务人以其初始所有者权益作为投资的一部分。
这样，就能给债权人对项目的可行性提供可信的担保。这就是为何一个人或一个企业，能够为某个投资项目而获得融资的信贷数量，这一点在实践中比债务人拥有多少自有资金要重要许多。换句话说，是“只把钱借给富人”。从债权人的角度出发，这个现象是有效的；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这是无效的——如果进行资本再分配的目的只在于实现所有赢利的投资，那么总收入会更高。
信贷市场不完全是市场不完全性的一个典型例子，这能论证出于经济有效性考虑，而非仅仅出于纯粹社会公正考虑的再分配：这基本就有可能在获得更为公正分配的同时，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显而易见的是，对资本主义的众多批评观察者，从19世纪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开始，就应该意识到很长时期以来的信贷配额现象。
配额现象对理论家们而言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他们一般都懒得分析，甚至也懒得对其命名。到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经济理论才开始明显地分析资本市场不完全性的根基，及其对再分配的后果。实际上，这些后果并不仅限于资本再分配可以促使增加总收入。例如，在存在信贷配额的情况下，初始财富部分决定个人的业务选择（雇员业务、独立企业主等），以至于财富的初始再分配可以对发展及职业结构产生长期后果（雇员百分比、独立农业生产者百分比等）——正如从法国大革命所传承下来相对平均分配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与英国工业革命时代的不平均分配形成对照。
或有公共干预什么类型的公共干预可以用来应对信贷配额现象，会引起劳资不平等在时间上的持续呢？或有干预会遭遇的主要难题与催生信贷配额的难题是相同的：投资并非只是简单地把资本放到没有资本的地方，对该投资的行业、待生产出来的产品以及应授予决定权的受托人，还应做出复杂的抉择。对极端方案而言，这个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极端方案在于废除资本的私有产权，并将生产资料宣布为集体财产，而并未提出些许机制来解决激励与分配问题。但类似的困难，同样出现在历史上试验过的其他有效再分配工具上，如公有银行、补贴贷款，或者穷国的开发银行。实际上，信贷配额理论告诉我们的是，从对债务人可能的收益中收取与市场利率等同金额之时起，要确保资本得以正确地投资，对一家公有银行和一家私有银行而言，难度完全是相同的。
收取低于市场的利率是否涉及给债务人一个馈赠，如同对公有银行及其他补贴信贷来说，这经常是暗示的情况；而要正确决定哪些债务人应该收到一个馈赠，哪些行业能够论证其追加投资等，一个公共行政部门哪怕极有意愿也绝非易事。在一个富国希望将财富向一个穷国转移时，这些真切的困难都会出现：国际援助该给谁？如何确保援助会被很好地使用？资本再分配，不能只在于用直升飞机将一库存资本置于没有资本之地。
在实践中，与将资本朝向资本装备没那么好的国家转移相比，让劳动力朝向资本装备更好的国家移动，更容易对资本装备不平等实行再分配——与资本相反的是，劳动力懂得融入，并能独自找到其在生产过程中的位置。实际上，管制信贷的经验远未获得成功。大部分开发银行的经验都被巨大的金融深渊打了折扣，而其对投资和生产“见得着的”效果，也并非总是那么有说服力。
在西方国家，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以来，多个针对企业的补贴贷款和公共信贷机制，已成为一个被普遍质疑的对象。资本直接再分配获得“摸得着的”成功的唯一领域是农业。有些对农村穷困家庭提供贷款的专业开发银行，就被排除在传统的银行系统之外，如孟加拉乡村银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使得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获得生产装备并提高其生产力，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效法。
土地改革旨在再分配土地，或者至少确保贫困农民的租契安全，因而经常使生产力有大幅提高，如在孟加拉国。生产力的大幅提高，表明资本市场不完全性的重要性——一个完全信贷市场本该给农民提供信贷，使其能够成为所有者，并因此实现生产力收益。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如果农民的积极性因为想到要偿还借款而有所降低的话，那么生产力收益就实现不了：只有再分配，才能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及其生产力。在苏联体制下，将土地收归集体所有而引起的灾难性后果，这些经验同样值得进行比较。资本的私有产权再分配，在农业领域照样可以运转良好的事实也轻松地得以解释——由于投资的配置难题在这个行业被降到底线：只要将一定数量的适当土地给每个农民，使农民比在其地主（或其集体农庄）的控制下更加积极地生产和创新。
为了能在存有信贷配额的情况下有效地进行资本再分配，应该找到尽可能透明且普遍的工具以避免管制信贷的陷阱。从历史上看，对收入与继承设置一种累进税制，大大有助于降低资本的集中度。
更广而言之，人们可以考虑对财产设置一种一般税收，用来对财产的包干转移提供资金支持——这是给每个成年公民的一种支票投资法，再让每人都能自如地借款，并投资到其认为最有利可图之处。显然，对财富的这种永久性再分配也有成本，因为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会阻碍财产的未来积累。
但这些成本应该与赢利投资的融资所带来的收益相比较，如果没有再分配，收益就不能实现：传统的论理是，由资本征税所引起长期资本积累降低的成本，最终总是占了上风；只要资本市场是不完全的，传统论理就不能机械地加以应用。因此，鉴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取决于尚未融资的赢利性投资数量的大小。是否应该将所有财产的征税率都定在1%或5%，抑或0.1%呢？若要展开更远，应该获得对未融资赢利投资数量的可信估算，而这却是极难衡量的。
另外，“内战”的氛围总能在完全信贷市场的狂热“信徒”中流行，这些信徒对资本的不平等分配不提出丝毫的有效性问题，而对资本主义提出极端的批评；对这些信徒而言，只有取消私有财产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种氛围对堪称中心问题的认识上，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总结来说，我们看到，并不缺乏对资本透明再分配征税的论理，无论是在纯粹社会公正方面，旨在实施一个超越雇主缴费假想的真正劳资再分配；还是在经济有效性方面，旨在与资本市场不完全性的负面效应进行抗争。在实践中，20世纪劳资再分配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在尝试取消资本私有产权的国家，雇员们的生活条件停滞不前，而在资本主义国家生活条件却以高节奏提升，而且在西方国家只有极小的征税部分真正落到资本头上。
这种灾难性的结果显示了再分配工具问题的重要性：仅有再分配的意愿是不够的，还应该使用适当的工具。这些既往的经验，以及对资本性收入征税的客观困难（鉴于资本的投资形式及其流动形式的多样化，这些困难通常难以观察到），提醒人们借助于尽可能简单方法计算的税收，就可以获得明显的改善。
结语
目的在于结束在实践中观察到的税基“大出血”的现象，并针对资本的所有收入将其应用在尽可能宽的地理区域之内，旨在避免不同国家之间税收竞争的负面效应。关于与收入相关财产的整体重要性，以及一种新形式的“财产社会”的出现，这些最近观察到的演变也论证了这一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