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一位保守派政治人物借以标榜自己政治立场的，无非是表达对政府尤其是全能政府的警惕。
1981年1月20日，罗纳德·里根在首届总统任期的就职演讲中就说过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在目前的危机中，政府并不是问题的解答，而是问题本身。（《美国总统就职演说全编》第33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2月版，武军、武巍等译）
什么危机让政府成了问题？里根演讲就给出了答案，那是美国历史上为时最久、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之一。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起，这场通货膨胀就折磨着美国社会，一直持续到里根上任。
政府的问题又在哪里？里根演讲同样给出了答案，政府总想大包大揽，于是政府权力扩张、治理体系扩容、公共开支扩大，随之赤字不断上涨，终而寅吃卯粮。一言以蔽之，因为政府管得太多，结果什么都没管好。这位共和党右翼的旗帜人物进而对“大政府主义”的政治哲学信条，即精英治理理论提出了质疑：一个由精英群体管理的政府真的要优于一个民享、民治、民有的政府？但是，如果我们当中没有人能管理自己，那么，谁又有能力去管理别人呢？
里根的这次演讲，是现代美国政治保守派的纲领性文本。不过，回顾美国政治传统，“政府问题论”可谓源远流长。在这个话语谱系里，里根名言只能算作末梢，而另一句话才具有种子的价值——最少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That government is best which governs least）。
在中文网络里，“最少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一般被挂在亨利·梭罗名下，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此为托马斯·杰斐逊的创造。
事实上，杰斐逊从来就没说过这句话，哪怕是引用。诚然，在美国开国先贤中，以杰斐逊为代表的反联邦党人素来对联邦权力的扩张持否定态度，政府乃守夜人而非主宰者的观念根植于他们思想深处。譬如，杰斐逊就曾对中央集权进行过非常激烈的批评：“如果国内外一切政务，事无巨细，均集中在作为一切权力中心的华盛顿的话，一个政府部门对与另一个政府部门的牵制就成为无力的了，并且变为和我们与之分离的那个政府同样腐败和暴虐。”问题是，查阅杰斐逊所有的著述和言论，却根本找不到“最少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相反，在梭罗的作品里却能轻松找到这句话。这句话出自梭罗的 《论公民的不服从》，在此文开头梭罗引用了一句名言——
我真心接受这一名言：“最少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并希望它能更迅速更彻底地得到执行。执行之后，我也相信，它最终会变成：“一事不管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只要人们对此有所期待，他们就会得到那样的政府。充其量政府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大多数政府往往不得计，而所有的政府有时都会不得计。人们对常备军提出的意见很多，也很有份量，值得广泛宣传。但它最终也可能会用来反对常备政府。常备军只是政府的一个手臂。政府本身是由人民选择用来执行他们意志的一种模式。但是在人民能够通过它采取行动之前，它同样有可能被引入歧途，滥用职权。请看当前的墨西哥战争，这是相对少数人把常备政府当工具使用的例子。因为在一开始人民并不同意采取这种手段。 （《美国的历史文献》 第15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12月版，赵一凡编，本文由张礼龙译）
《论公民的不服从》是梭罗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政治论文，写于1846年，即他在康科德镇外的瓦尔登湖畔隐居期间。梭罗写《论公民的不服从》，主旨是反对美国政府挑起美墨战争，其动因却是为了抗议自己因拒交人头税而被当局羁押一事。所以，梭罗的“公民不服从”带有强烈的“反对政府权力侵蚀个人权利”之意味。从伸张个人权利的角度论，其逻辑的演进必然是从“小政府主义”迈向“无政府主义”，一如梭罗在文中所表述的，他不但希望政府少管事，而且期待政府不管事。
《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
那么，梭罗引用的“最少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又出自谁人之口？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教授尤金·沃罗克就此作过考证，最早说这句话的人是《美国民主评论》的创办人约翰·奥沙利文。尤金·沃罗克的文章，被“禅心云起”译成中文，网上不难找到。
《美国民主评论》创刊于1837年，奥沙利文在创刊社论中写下了这句名言。以下文字摘自奥沙利文的创刊社论，转引自尤金·沃罗克考证文章的“禅心云起”译本——
正是在“政府”这个词下隐伏暗礁。政府，被解释为集权一统的力量，管理和指导着社会的各种普遍利益。一切政府皆为恶，也是诸恶之源。一个强大而奋发的民主政府，在“政府”这个词的共通意义上，也是一种恶，只在程度和运作方式上，而非在性质上，才与强大的专制政府有别。
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译文如此，英文原句与梭罗《论公民的不服从》中所引用的句子相同）。无论把关涉社会整体利益的立法权托付给谁，由谁来直接或间接地运营共同体的事业和财产，都既不安全也不可靠。事实上，纵观人类社会和政府的整个历史，能够可靠证明这种权力的滥用超过其有益用处千倍以上。政府插手民众的普遍事务和利益，应该尽可能少。如果把这些功能，承认为政府行动的合理权限，那就不可能对它说“到此为止，不可再进”，也就无法把它拘限于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它将永远被私利集团所损害，四处撒播坠落的种子，导致社会道德严重滑坡。
奥沙利文的《美国民主评论》于1859年停止出版，从创刊到停刊的22年间，“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一直是该杂志评论的座右铭。这句话在十九世纪中叶的美国知识分子中有着非凡的号召力，梭罗的引用即是一例，而梭罗朋友爱默生也在1844年撰写的论文《政治》中引用了这句话，只是句式作了改款：我们的政府管得越少越好（The less government we have, the better）。
鉴于奥沙利文的名言是基于对公权力背后人性的深刻质疑，有人猜测在他之前或许已有人说过这句话，主要怀疑对象是美国独立的精神之父托马斯·潘恩。
托马斯·潘恩
之所以称潘恩为美国独立的精神之父，那是因为他对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暴政进行了猛烈抨击，而英国的君主政体又是他的主要标靶。潘恩代表作《常识》，就堪称一本“反政府（英国政府）”的语录大全。应该说，在《常识》以及潘恩其他一些著述中，有大量限制、否定政府权力的论述。称这些论述是后世“政府问题论”的思想泉眼，毫不为过。
譬如，在《常识》中，潘恩开宗明义：社会是由我们的欲望所产生的，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所产生的。……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可是政府呢，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潘恩选集》第三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5月版，马清槐译）
在《人权论》中，潘恩更是鲜明指出：在人类中占支配地位的秩序，多半不是政府造成的结果。……凡是交给政府去做的事，社会几乎都可以自己来做。……政府的必要性，最多在于解决社会和文明所不便解决的少量事务，众多的事例表明，凡是政府行之有效的事，社会都已无需政府的参与而一致同意地做到了。……文明越是发达，越是不需要政府。……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英国各个时期发生的暴动和骚乱事件，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事件的爆发并不是由于缺少一个政府，政府本身倒是导致它们爆发的原因。”（《潘恩选集》第229-232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5月版，吴运楠、武友仁译）
毋须赘言，无论是奥沙利文的名言，还是里根的金句，都是潘恩思想火星所点燃的语言爆竹。虽然潘恩没有明确说过“最少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但他对“政府乃必要之恶”的观念诠释得无比清晰。以一份警惕审视“必要之恶”，实在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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