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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观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苏轼对他十分赏识，称他有“屈宋之才”，又推荐他为太学博士。宋哲宗绍圣初，新党再起，苏轼接连被贬，秦观也因被指为“影附苏轼”而列名党籍，开始了坎坷的生活历程，被一贬再贬，愈贬愈远。这首词就是抒写贬逐苦闷的心情的。秦观先是于绍圣元年（1094）贬至杭州，以后又被加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改贬处州，再从处州贬到郴州。这时正值绍圣三年（1096）岁暮，他四十八岁。次年二月又被贬横州。此词作于离郴州之前，写的是客次旅舍的感慨。
上片写郴州春夜的景色和客次旅舍的凄凉境况。“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起首三句从初春夜晚的景物入手。楼台消失在迷雾之中，渡头在朦胧的月光中一片迷茫。那桃源境界虽然向往已久，但此刻使尽眼力也无处可见。“桃源”指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就在棉州以北的武陵。这里展现了一幅暮需沉沉凄清迷茫的境界。词人运用寓情于景的手法，在写景中显示了自己的内心活动，表现了他贬谪生活中前途无望和理想成空的迷茫怅惘。“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仙境既不可得，转眼又看现实，这两句写旅舍中凄凉况味。
“可堪”，即那堪，反映他难以忍受的心情。杜鹃鸟相传为蜀帝杜宇的冤魂听化，所以鸣声凄厉，叫人听起来，好像在喊叫“不如归去。”这两句说：孤馆内充满了初春的寒意，日暮黄昏时分，杜鹃鸟在凄厉的鸣叫，这境况实在令人难以忍受。“闭”字干分形象具体地烘托出孤馆凝聚不散的冷寂气氛，并借此道出客舍中凄凉景况。词的下片抒发内心的悲苦。“驿寄梅花”，典出吴国陆凯赠范哗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见《荆州记》）此处作者以远离江南故乡的范晔自此，用“梅花”喻朋友寄赠之物。
“鱼传尺素”，古人书写用素绢，通常为一尺，故称尺素，后用为书信的代称。语出《古诗》：“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这里用“鱼传尺素”比喻亲人传来的书信。按照常情，梅花和尺素，寄自远方的朋友和亲人，本来极可宝贵，但对身处逆境的人来说，反而激发起他无限离恨和悲伤。这些礼品和信件就好像是愁恨凝聚而成的砖块，一层层堆砌起来，越多，越增加了他的愁恨，愁恨的浓重，竟至于无法计算。“郴江幸自绕棉山，为谁流下萧湘去。”借眼前之景发问，含蓄地交代自己愁恨的原因。
郴江本是绕着郴山流，是为谁而流下潇湘去呢？意谓郴江北流，那正是自己返乡的方向，可是自己不能顺流归去，那郴江又是为谁流去呢？苏轼很欣赏“郴江”二句。他曾自书于扇，又说：“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细味此二句，其佳处在于运用比兴手法，借景言情，指物喻事。作者由郴江流向潇湘的跟前之景，兴起对自身遇遭的联想。郴江不能绕郴山奔流，却流向远方，正如作者有乡难归，愈贬愈远。写眼前一去不返的江水，正是表达心中离乡远谪的长恨。另外，无理而问，情深意浓。
郴江北流，无所谓为谁而流。但作者北人南迁，不能顺流北返，这使他对江水充满怨恨，郴江啊！我不能顺流而去，那你为谁流向北方呢？这一责问，无理而有情，把自己的羁旅之思和怀乡之愁，委曲道出。苏轼在当时也是屡遭打击，一贬再贬，对秦观这首词结尾两句所抒发的愁情身感实受，所以便容易引起他的共鸣。清末词论家王国维却与苏轼见解不同，他更欣赏上片歇拍二句，他说：“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
秦观早期的词具有纤柔婉约的风格，当他因新旧党争而连遭贬谪后，他的词便转入一种凄苦哀怨的境界。“可堪”二句典型地反映了这一词风。王国维论词，把罚的境界按照审美范畴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所谓“无我之境”，指作家的感情色彩比较隐蔽，完全融化于景物之中不直接外露的境界。这种境界情与景水乳交融，意与境妙合无垠，物与我浑然一体。王国维称之为“优美”之境。所谓“有我之境”，指诗人感情色彩强烈，直接外露的境界。诗人移情入境，也就是说诗人把强烈的主观感情注入物境，把自己的感情转加到景物上。
情往感物，物因情迁，创造出“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的境界。王国维认为，“可堪”二句所体现的就是这种境界。“孤馆”、“春寒”、“杜鹃”、“斜阳”都是自然现象，但一经满怀愁绪的词人点出，无不渗透凄苦哀怨之情，它们都好像有了生命和感情一样，在故意加重词人的痛苦，显得触处神伤。这样的境界由于感情强烈外露，被王国维称之为“壮美”之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