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所提出的“以意逆志”，被认为是继“诗言志”之后，中国传统诗学的又一重要命题，历来受到学者的高度推崇。但对“以意逆志”的理解，一直存在着分歧，主要集中在“意”字上。或以为“意”属于说诗者，如汉代赵岐云“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或以为属于诗作者，如清人吴淇释为“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
如果我们不将“以意逆志”看作是一个诗学观念，而视为一种话语方式，则情况就不那么复杂了。诗学视野中的“以意逆志”强调的是对《诗经》的理解，以说诗者对诗义的获取为第一要义;话语视野中的“以意逆志”强调的是对《诗经》的使用，以说诗者思想与诗义互证为首要目的。
孟子是一个有着领袖气质的思想家，不是一个亦步亦趋的经师，“以意逆志”不是诗学意义上的诗歌解读，而是体现了儒家话语方式的一种创变。
春秋诗用传统:“赋诗”“引诗”和“说诗”
从诗学视角来看，“以意逆志”属于阐释论，它以《诗经》为主体，强调接受者客观而准确的理解。但从西周到春秋，《诗经》并不是一个寻求被理解的对象，而是直接被在某种场合下使用的对象。
也就是说，在孟子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诗经》所呈现出来的不是一个“阐释—接受”的传统，而是一个诗用的传统。这一点，对理解孟子的《诗经》思想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左传》中的引诗大约有两种:一种是卿大夫议论时引诗，如《僖公五年》记载士的话说:“臣闻之:‘无丧而戚，忧必雠焉;无戎而城，雠必保焉。’寇雠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废命，不敬;固雠之保，不忠。失忠与敬，何以事君?《诗》云:‘怀德惟宁，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将寻师焉，焉用慎?”另一种是类似于史论的“君子曰”的引诗。
“说诗”活动中的“言”和“志”
西周及春秋时期的诗用传统，引发出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诗言志”。这个概念及其发展，是理解孟子“以意逆志”说的前提。闻一多称上古“诗言志”之“志”具有情志一体且有记录的含义，这一结论主要基于对“志”和“诗”这两个词的语源学及其不同时代文化功用的综合考察，并没有考虑到“诗言志”的具体语境。
就“诗言志”这个概念而言，不同时期的“志”，它的含义是不同的。在《尚书·尧典》“诗言志”中，“志”是一种宗教祷祝意愿。春秋时期的“诗言志”，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赵孟的话:“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这里的“志”，指的是赋诗者的意志。它对于引诗者也同样适用。
所以，在春秋时期，“诗言志”是指借《诗》表达赋诗者、引诗者之志，诗所言之“志”是赋诗者、引诗者之志。这一点非常清晰。而“说诗”现象和“说诗者”的出现，使得情况发生了变化。与赋诗、引诗相比，专业性的说诗不与特殊的现实事件相关联，不再有具体的语境，它所关注的是普遍性的道理;
而且，专业说诗者在话语权上不如春秋君子那么自信，因此对《诗经》有着更高程度的依赖。这些使得说诗者倾向于将自己的思想表述为前人所有，而将自己降格为阐释者，“诗言志”之“志”由此成为诗人之志。
“以意逆志”的话语逻辑
儒家学派主要是从传承经典、解说经典中获得话语权，而《诗经》是其中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大儒都是“说诗者”。《论语》《孟子》《荀子》，以及新出土的简帛文献，都能反映儒家“说诗”现象的盛行。早期儒家“说诗”着意于新的思想体系的构建，并不关注《诗》的仪式功能;与春秋赋诗、引诗也大有不同，不太关注《诗》对时政的影响。
曹建国说:“简帛《五行》说《诗》最值得关注的地方是其说诗的意义指向，它既不是先秦时期的‘以礼制说诗’，也不是汉代以后的‘以政治说诗’，而是完全从个人修身的意义上说《诗》。”也指出了先秦儒家说诗在理论建设上的特点。孟子“以意逆志”说，是先秦儒家“说诗”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