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花》译后记
□汪 玮
匈牙利裔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卢卡奇说，翻译克鲁迪需要付出极大努力，还要有非同寻常的才华。好在，我是把整本书全部译完、校对完毕交给责任编辑之后，才读到卢卡奇的这句话。否则，我怀疑自己是否有勇气完成这个挑战。多年前起笔翻译这本书的冲动是从哪儿来的，我其实已记不太清了。我只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读到本书时（那是我的爱人王勤伯买的意大利语和英语版），曾经不止一次笑到从躺着的床上弹坐起来。我从未读过一个作家用“棺木滑向墓穴”形容一种寂静，用“忘了死去的尸体”形容夜里失眠的人，用“半途出故障的劣质婚宴马车”来形容一个老男人的奇怪歌喉。还有“每个人都是社会主义者。只有我和我的痛风仍属于旧世界”“天上的水落到地上是为了让它受孕”这类克鲁迪式的经典句子……也许是这种独特的阅读观感给了我勇气，那时我并未预料到今后会有机会出版整本译作。正如最初起笔翻译科斯托拉尼的《夜神科尔内尔》，翻译克鲁迪的《太阳花》一样，仅仅出自一种冲动：仿佛通过逐字逐句的反复推敲，我就永远不会忘记书中那些狠狠撼动过自己内心的句子。也就是说，我无意成为一个翻译家，我只想把翻译作为一种方法去精读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当然，如果译本能得以出版，并为其他读者带来类似的阅读享受，我会更感满足。
《太阳花》是一本让我在大笑之余感到惊叹和沉醉的书。当我第一次读到它的匈牙利语原版，这种惊与醉更是成倍增长。2016年初，一个极冷的冬日，我和勤伯在布达佩斯安德拉西大街一家老书店里，像两个寻宝的小孩一样搬着木梯翻找为我们打开匈牙利文学大门的大师姓名：科斯托拉尼·德若、克鲁迪·玖洛、马洛伊·山多尔、瑟尔伯·昂托、艾斯特哈兹·彼得，等等。一找到《太阳花》的匈牙利语原版，我等不及付账就急忙翻开那些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页面，站在书店温暖的灯光下捧阅起来，一头扎进尼尔舍格——本书故事的发生地，同时也是作者本人的故乡——雾梦烟瘴的沼泽地里。克鲁迪笔下的溪流、桦林、旷野、草甸和野鸟、狐狸、水獭与蛇在古老、精练和诗意的匈牙利语中一一复活。比起其他几个译本的《太阳花》，匈牙利原版的句子要短得多。仿佛一个匈牙利语词就足够囊括好几个英语、法语或意大利语单词的含义。克鲁迪的语言有时极其精简，简到一句话里只剩名词属性的词汇，找不到谓语，但他似乎从不担心读者读不懂。有时他的语言又是极为华丽的，尤其那些无穷无尽的比喻。我怀疑这世上没有克鲁迪无法用来比喻的事物。他的比喻除了语意上的天马行空，更有语汇上的出人意料和语感上的韵律十足。只有读到匈牙利语原版，我才真正体会到克鲁迪的诗性。不到十八岁的克鲁迪曾立志要去布达佩斯当诗人。后来他没有成为诗人，但他的行文无处不是诗的节奏。这也是翻译克鲁迪的不易之处，很多时候，译者除了以译诗的水准来要求自己，别无他法。《太阳花》里的每一个句子翻译起来都是既折磨又享受。匈牙利语的精妙有点近似中国的古文，译者有时要从言简意赅的有限语汇中挖掘作者的真意。同时它又是一门现代语言，极好地容纳了欧洲思维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很奇妙的地方在于，有时把这门讲求元音和谐的语言轻声读出来，会对理解其含义有极大帮助。
正如勤伯在《夜神科尔内尔》的代译后记（我完成该书校稿之后就有了身孕，因此译后记由勤伯代写）中所写，法语语言文学专业出身的我们在经历了其他多门欧洲语言的流浪之后，终于在匈牙利语文学里找到了某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始于学习这门语言时的独特感受，它有别于任何一门拉丁语系中我们所熟知的语言，和日耳曼语系、斯拉夫语系的任何一门语言都没有亲属关系。如约翰·卢卡奇所言，它是欧洲语言里的孤儿。阅读了好几位匈牙利作家的作品之后，我几乎可以说，这门语言的孤寂透过克鲁迪的文字展现得最为彻底。很矛盾地，这种孤寂给了我某种实在的归属感。这种感受很难用言语去解释，它或许来自某种对欧洲主流语言体系的厌倦感，或许来自匈牙利语与古代中文的某种近似之处，也或许它仅仅源自某种化学反应——我觉得匈牙利语是相当美的，而克鲁迪的匈牙利语是极美的。
我动笔翻译《太阳花》并不是在《夜神科尔内尔》出版之后，而是一完成《夜神科尔内尔》的初稿就开始了。最初我和勤伯打算通过作家出版社一起推出三本匈牙利语著作——《夜神科尔内尔》《月光下的旅人》和《太阳花》，还为这一系列想好了主题：匈牙利大师系列。但是考虑到《太阳花》一书的语言高度和独特文风，我们决定让这本书暂缓出版，因为我需要更多时间去反复体会、修改和打磨它。完成《太阳花》的初稿时，我已有身孕，加上产后数月集中精力照顾女儿，其间有大半年不曾碰触书稿。这段时间《夜神科尔内尔》和《月光下的旅人》通过作家出版社出版，并获得了极好的反响。我一度非常急切地想尽可能早地交稿，好让众多被前两本书吊起胃口的读者一睹为快。然而，待到最终把《太阳花》完稿发送至责任编辑、我们的好朋友赵超的邮箱时，离我第一次动笔译它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年。五年间，除却产后数月的绝对隔断期（我曾为必须长时间中断校稿感到沮丧，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时间上的隔断也许是件好事，它给了我更多沉淀和反复细品的可能。再说，此书本就不是“翻译快手”钟爱之系列，一翻开它，人自然会慢下来，再慢下来），用来修改的时间远远多于完成初稿的时间。
之所以花这么长时间去慢慢雕琢，多半源自我内心的某种惶恐，我担心自己的态度不够谦卑：毕竟我翻译的是克鲁迪·玖洛的作品，20世纪匈牙利文学的重要奠基人，一位对马洛伊·山多尔、凯尔泰斯·伊姆雷以及众多匈牙利文人都带来过深远影响的巨匠。在翻译和修改《夜神科尔内尔》时，我抱持着同样的态度，科斯托拉尼是20世纪匈牙利文学的另一位旗帜性人物。
翻译这两位大师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体验，二者文风截然不同，却以两种近似的特质吸引着我。首先，他们不约而同地推崇语言本身。科斯托拉尼本身就是一位诗人，用艾斯特哈兹·彼得的话来说，“诗人用词汇捡起一切，只有词汇，他捡起的不仅是自己的书，自己的著作，还用词汇组装出他的自我，他的宿命——他的情感，他的父亲，他的情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克鲁迪是一个“未遂”的诗人，但《太阳花》给我的直观感受则是一个醉酒诗人的梦言梦语。他和科斯托拉尼一样，用语言构建起一个超越现实本身的真实世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两位大师，今天的匈牙利语全然会是另一种模样。如艾斯特哈兹所言，科斯托拉尼精简了匈牙利语，让其更短，更纯。那么克鲁迪呢？我想说，也许克鲁迪保留了匈牙利语古老的精髓，将它自然而然地糅进了他那无以归类的文风当中，形成一种影响后世至深的语言风格。其次，二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展现了一致的戏谑和游戏精神。科斯托拉尼把形而上变成游戏，不妥协于肤浅的深沉；克鲁迪在怀旧与现实、讽刺与忧伤之间画下游戏的笔调。人们或许能从20世纪初匈牙利文学界涌现的其他优秀创作者身上找到类似的格调，但科斯托拉尼和克鲁迪绝对称得上个中翘楚。能够翻译和参与出版这样两位大师的著作，我何其有幸。
感谢马洛伊·山多尔，他的《烛烬》《一个市民的自白》《伪装成独白的爱情》等作品为我打开了匈牙利文学这扇隐秘的大门，让我得以窥探它丰饶瑰丽的未知花园，读到科斯托拉尼·德若、克鲁迪·玖洛、瑟尔伯·昂托和艾斯特哈兹·彼得的文字。感谢我的爱人王勤伯，在共同学习匈牙利语、阅读匈牙利文学的道路上，他是我最好的伙伴和朋友。
（摘自《太阳花》，【匈牙利】克鲁迪·玖洛著，作家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