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之中有个传闻：当初确定官方语言的时候，北京话以一票之差险胜广东粤语，于是如今的普通话才得以成为官方语言。
当然，这个传闻还有四川话版本、天津话版本等等，这也足以证明，这些市井之谈也根本没法站住脚跟，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前后，也并没有过针对各地方言和北京话的投票事件。
宋元以来，中国通用地官话主要分为南北两系，相较而言，北系更占优势，华北地区几乎都说官话，而在南方分布着吴、闽、客、赣、湘、粤六种方言，于是历经晚清到民国，北京话彻底建立起了语言权威，也就成为了我们如今所说的普通话的雏形。
宏观来说，方言只是中国语言的一部分，地域、民俗都和语言相互影响，在这本《南腔北调》中，并不仅仅以学究的角度探寻南北方言的差异，同时也从地域差异之中发现发音习惯、饮食习惯、古汉语遗留痕迹甚至是姓氏关系。也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关于中国语言的未知而又有趣的世界。
1.台湾腔是怎么出现的？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台湾腔绵甜软糯，以林志玲的声音最为典型，不过大家对台湾腔似乎褒贬不一，有的认为太过做作，也有人觉得温柔动听。
那么台湾腔究竟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和台湾相隔的福建人鲜少有这种口音呢？
这还得说到当年国民党败迁台湾那时，移民了相当一部分的大陆人。这其中移民的外省子弟，上层多来自江浙地区，和苏州话、上海话在口语中是一般不出现粗重的后鼻音的，听感自然就软糯不少。
同时在国民党的推广下，台湾本地人又会极力模仿外省人的语言，这样一来，本地人在模仿的时候鼻音变得较轻，同时也保留了一些闽南话的特征。其中就包括语气词。闽南人语气词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大陆的普通话，比如“哦”、“啦”、“嘛”这些字眼，就使得台湾人的语气比大陆人要亲和得多，男性说这些话，也就显得“娘”一点。
于是在慢慢地融合之中，就有了现在大家普遍听到的台湾腔了。
2.为什么有那么多念得出来，却写不出来的字？
看到这个问题，首先让人想到的就是“biangbiang面”的“biang”，类似的还有洗发水广告里的“duang”,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些音节在普通话中根本就不存在，自然也写不出。类似的还有tuang、nuang、ki、ho等等，都是不存在的音节，因为它们在普通话的语法组合里，是”非法“的。
上古汉语只允许-u-在g、k、h等舌根音后出现，其他声母后面都不能跟-u-这个介音，普通话其他声母后带-u-的音节多是后世由于种种原因增生而来的。
就duang而言，一方面d并没有增生u的能力，另一方面上古汉语的ong在普通话中读ong，和on的命运迥然不同，并没有变成uang。
反过来说，符合语音组合法的音节也未必就有一个正好对应的字。其中尤其以声调差异为主，比如zei的第三声，在汉语中就没有对应的字。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严谨的语音组合法下，依然会有让人意想不到的“特例”。比如甭、覅这些字眼，后者这个覅，正是从吴语方言中引入的词汇。
在”造字“这件事上，“biang”已经有了雏形，相信只要有足够的时间，duang之类的字一定会有对应的，并且能够得到人们认可的汉字。
3.为什么南方人嗜甜，北方人嗜咸？
最常见的咸甜差异就是北方人吃咸豆腐花，南方人吃甜豆腐花，并且一听到对方的喜好时，都是一脸难以置信“豆腐花甜/咸的也能吃吗？”
但是是否一直如此呢？
根据北宋文人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记载“大抵南人嗜好咸，北人嗜甘”，究竟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转变呢？
从生物学角度来说，嗜甜是人的本能，而对其他比如苦、辣、酸的接受，则大多需要经过后天的培养。在沈括的年代，北方地区如开封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城市，满足吃糖需要的经济基础支撑，而南方如宁波等沿海城市，则嗜好各种咸鱼和虾酱，因此就给了沈括如此的甜咸印象。
后来两宋之交，中原被金国攻陷，大批贵族皇室逃往江南，带动着江南地区的繁荣，也将甜食带入江南。
在江南变甜的同时，长期战乱的北方正在经历内卷化和贫困化的浪潮，人口也有激增。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吃糖在北方越来越变成一种奢侈的事情，相比而言，食盐生产并不占用耕地，用盐调味即成为了次优的替代选项。
不过在如今相对发达的各地，糖类已经不再算是奢侈品，东北的烤冷面偏爱甜味，南北的甜咸界限已经不那么明显，只有个别的食物大家还在甜咸上较量着。
很多时候人们都会说：中国语言博大精深，其实不光是一些多音字梗、谐音梗，从最基本的拼音到现在成熟的汉字，都是不断进化和修正的智慧结晶，自然，这其中的奥秘与趣味大有嚼头，为后人津津乐道。
阅读推荐：
《西欧思想游记》｜浅谈中国的“文化病”
把握这四点，轻松搞定日常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