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觉得博闻容易强记难。
印象中二者全占的一个是范曾另一个就是马未都。
这几年持续关注马未都，尤其他的著书立说，尤其《嘟嘟》和《醉文明》系列。
也去过一次他的观复博物馆，着中式袄裤的马爷，像是民国走来的旧人。
现场听马未都背诵《醉翁亭记》，十分流利，紧接着他开始解析《醉翁亭记》。
他说此文写得极美：一步三叹摇曳生姿，全是判断句，文言表达严谨，使用词汇准确。
《醉翁亭记》其实有许多是骈偶句，“而”字用得多，使这些句子的表达方式灵活多变。
例如“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与“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都是六字一句,“而”字的位置不同,句子结构、节奏也随之产生变化,不显得呆板。
骈偶句的使用使文章读来朗朗上口，有很强的音乐美感。
骈句在先秦文章中就有,但不是有意而为的,汉代产生赋这一文体之后,才盛行起来。
到六朝时更发展成为骈体文,而且多用四言六言的句子排比对偶,称为“骈四俪六”。
中唐以后,骈体文衰落,但人们在文章中仍常用骈句,而且不限于四言六言。
一般的说,一篇文章中仅使用几个骈句,算不得“骈散结合”,必须使骈句达到一定的数量,才可以算得。
马未都说这么美的一篇文章如果真的严格按照我们今天语文老师的要求，尤其四百字的一篇文章还不够字数，高考作文要求八百字，《醉翁亭记》四百字按照要求才写了一半，再加中间21个判断句，那么基本上这个就不给分了。
可你能说这个千古名篇不好吗？
所以，文无定法是至理名言。
后来他又举例说《兰亭集序》，转换成今天的事件用白话说就是这样的了：“2016年，农历是个猴年，夏天来到的时候我们聚会在景山公园的万春亭，学习好的和不好的全来了，老师也来了同学也来了，这里也没什么高山大河就几个慢坡几个土包儿还有几个死水潭，那水都发臭了，两棵歪脖树，每人发一纸杯倒点儿橙汁儿，没有摇滚乐也没有乐队来咱们喝一口说一句也凑活，这一天呢没有雾霾刮着小风儿。”
这段儿听得我直乐。
但真实。
大白话真没有古文那种言简意赅的美感。
文言和白话，实物是古已有之，名称却是近几十年来才流行的。
两个名称相互依存，互为对立面：因为提倡按照口语写，所以以传统为对立面，并称作白话；
因为一贯用脱离口语的书面语写，所以以革新为对立面，并称作文言。
文言，意思是只见于文而不口说的语言。
白话，白是说，话是所说，总的意思是口说的语言。
两者的内涵和关系相当复杂，
五四运动中胡适提倡了白话文，提出“八不主义”。
他的“八不”都是消极的，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没有积极的东西。
“要”怎样，让他忽略了一种东西：语言的艺术性。
结果，他的“白话文”成了“大白话”。
他的诗写：“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实在是一种没有文化的语言。
黄侃、黄季刚就曾强烈反对白话文。
一次宴会， 胡适滔滔不绝地讲墨学。
黄侃为了试一试胡适是否学到了家，便开始怒骂起来。
哪知道胡适的墨学也只是学到些皮毛，听了黄侃骂他之后，自己也大怒，黄侃因此而嘲笑他。
宴会之后，黄侃讲课，说文言文的好处，又把战火烧到胡适身上。
黄侃讲：“如果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
而用文言文则是‘妻丧速归’四字即可。”
1926年7月， 胡适游历莫斯科，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到了苏联，看到人家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便深深感到中国的‘新政客’除了不研究问题，不延揽人才之外，还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没有理想，没有理想主义……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的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就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批评苏联！”
我查了查，当初激烈反对白话文的两个人除了黄侃还有一位不懂外文的翻译家林纾。
1897年，林纾的妻子去世，他很伤心，朋友们就劝他与懂外文的朋友合作来翻译外文小说，想让他从丧妻的苦闷中解脱出来。
有个懂外文的朋友叫王寿昌是林纾的同乡好友。王寿昌曾经在法国留学6年，不但法语精湛，而且文学修养高。
林纾不懂外文，两人合作的方式是王寿昌口译，林纾笔录。
那时，闽江的一小船上常可看到这样一幅景致：王寿昌手捧原著，一边浏览，一边口述；林纾则展纸挥笔，进行文学性加工。
林纾耳聪手疾，文思敏捷，经常是王寿昌刚说完一句，他就已写好一句。一天4个小时下来，记下的文字已有6000多字。两人合作的第一部小说就是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
因为心境悲凉，林纾常常被故事中的主人公打动，行文也在不经意间添加了对亡妻的思念。
而王寿昌也是性情中人，每次译到缠绵悱恻的情节，两人就相对而哭，此事被朋友们传为笑谈。
1899年夏天，译书《茶花女遗事》公开发售。
一时间，洛阳纸贵，风行海外。在之后的27年里，林纾在对外文一窍不通的特殊情况下，与魏翰、陈家麟等曾留学海外的才子们合作翻译共计至少213部西洋小说。
林译小说是一种意译，类似于“再创作”，大部分译作可以看成是优美的古文佳作。
而林纾就是极力反对白话文的代表人物。
尽管胡适在国内受到质疑,他还是坚持新文化,接受新试验,反对腐朽，放眼看世界。
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上，还有胡适的好朋友陈独秀 、 李大钊 ，他们的思想与世界文化发展方向相符。
因此，黄侃再骂胡适 ，文言文最终还是成为了历史，白话文占领了后来的文化阵地。
“妻丧速归”也成为文言文与白话文斗争的典故。
后来鲁迅先生说过要上下四方寻找一种最黑最黑的咒语来咒骂反对白话文的人，但他在书的后记里写“时大夜弥天、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谁能说这是白话文呢？
古人说“无一字无来历”，是有道理的。
语言是一种文化积淀，语言的文化积淀越是深厚，语言的含蕴就越丰富。
比如毛泽东写给柳亚子的诗：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单看字面，“落花时节”就是落花的时节。但是读过一点旧诗的人，就会知道这是从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里来的：
“岐王宅里寻常见，
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
“落花时节”就含有久别重逢的意思。
毛泽东在写这两句诗的时候未必想到杜甫的诗，但杜甫的诗他肯定是熟悉的。此情此景，杜诗的成句就会油然从笔下流出。我还是相信杜甫所说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多读一点古人的书，方不致“书到用时方恨少”。
今天公推的一些五四散文大家，如朱自清、冰心、周作人甚至鲁迅等，其实不少文章都多多少少有一些初期驾驭白话文的磕磕碰碰。
这批人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早使用现代白话文创作。
他们本身古文功底深厚，当时放开手写白话文，没有任何现存典范标准可参考，开了先路，都值得佩服。
建国后能够流畅成熟又不失古文雅致的现代白话文写作，首推汪曾祺，其次孙犁，接下来巴金、杨绛、王世襄等。
非常抱歉，几乎都是民国过来的。
读汪曾祺的文字心里只有舒服和亲切。
汪曾祺语言最妙的特点就是清新自然，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矫饰容易，要写简单难。
用简单的语词表尽意思，还能留下恰到好处的余味，大概只有汪曾祺。
老实说，追溯一下，是《诗经》才有的感觉。
木心确实另类，是为别的味道，虽然有些篇章读不起来。
阿城的小说语言好，散文杂文就又未必。
王安忆、贾平凹、阎连科、余秋雨等可算过关，贾还有特色。
至于现代，当属沈从文、周作人、张爱玲、老舍、梁实秋等。
废名、胡兰成好，但是别样的好。
曾经看过胡兰成早期的《西江上》，有自恋拖沓之虞这里面，沈从文建国后几无创造，搞了文物研究；
周作人按旨只能翻译，白发感慨“寿则多辱”；
张爱玲西去美国，寂寥而终；
这几人都没有机会继续炼化自己的语言。
张爱玲的文感极佳，修辞一流，可惜渐差。
老舍的白话文不以雅胜，而以市井气、北京味、灵活度占一席，可惜死得早。
现在呢，我是没看见真正佩服的。
董桥、余光中只是尽力模仿，模仿到他们自己都觉得像了。
读多了董桥，现在居然腻了。
典型的港台文人腔，带上英式匠气，勉称一家，却也不乏矫揉造作，不宜过誉。
总之，古文白话自清末民初不断争论，我个人还是觉得文言文大美。
文言文变成白话文，百多年过去，至今半生不熟，造型的、视觉的作品，也都为难。
就譬如用油画描绘中国古人，毫无灵气、仙气、真气。
几天前临《与朱元思书》：“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 ......"
多好啊！
越读越美！
还是古文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