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农村大众报创刊70周年纪念文集《同人于野》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发行。文集精选部分“有缘农村大众”征文，以及近两年来的“乡村振兴原创文学故事征文”“我和我的祖国征文”中的94篇作品。
新书出版，自然要与多年来支持农村大众报的新老朋友分享。编委会决定向作品收录进本文集的所有作者赠书一册。
目前，所有于2020年五月参与“有缘农村大众”征文且作品入选本文集的作者的书，已于1月29日开始陆续顺丰寄出。还有部分“乡村振兴原创文学故事征文”“我和我的祖国征文”的作者因未找到邮寄地址，无法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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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作者可获赠书呢？请看目录，有没有您熟悉的名字呢？
为什么出版这部文集，看看文集的序——
留住报人的乡愁（代序）
赵宗符
2020 年，《农村大众》创刊七十周年。
孔子讲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但那是讲圣人，对于一份扎根于乡村民间、充满烟火气息的报纸，则远非如此。办报是非常朴素的事业，一代一代的报人都在付出自己的心血， 兢兢业业、如履薄冰，生怕一个遗漏的差错造成不应有的错误。无论报纸历经多少春秋，没有一位报人敢言自己可以从心所欲。
正是凭着这份认真与执着，走过七十年的《农村大众》奉献了无数精美的文字、无数有用的文字，也结识了无数勤奋的作者、无数忠实的读者。他们中有以稚嫩之笔开始于这份报纸， 终成文章大家 ；他们中有在劳作之余见信息于这份报纸，走上致富之路 ；有人因此而命运转折，有人因此而望见星空。本书结集的一些篇章，就是对此的记忆与记录，对于一份七十年的报纸来说，这样的故事和情感有许多、许多。而这一切都结缘于报纸，如果没有这样一份报纸，他们会无所依附，终将煙没于无穷无尽的历史黑暗里。这些年，国家图书馆每到年底就会
给报社寄来一封感谢信，感谢工作人员把每一天的报纸寄到馆藏部，报纸上的一切可以说进入了国家历史，让这历史随时都可以澄明。
但报纸终归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今日电子计算机与互联网正在组织起新的产业体系，信息文明方兴未艾。《农村大众》亦顺应这一时代潮流， 在加快自己的融合转型，有了自己的客户端、公众号，强国号、人民号、新华号也纷纷设立，编采人员主动拥抱先进技术，充分利用新技术带来的新手段，坚持移动优先，做出了独具“三农”特色的内容，千军万马的新媒体平台上成为一支个性鲜明的方面军，更好实现了沟通城乡的功能。作者有了更多的呈现方式，读者有了更多的接受方式，作者、读者、编者有了比报纸更快捷的沟通交流平台，这一切是一名七十年前的报人做梦都想不到的。
媒体正在深度融合，报纸会消失吗？不会。报纸作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是一种迭代关系，而不是取代关系。正因为有报纸存在，所以才会有深度融合。在深度融合后的媒体格局中，报纸仍会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仍有作者希望自己的文章变成白纸黑字，仍有读者会感觉从版面上得来的信息更清晰、更可信。而对于一名报人，报纸就是其乡愁之所在，那油墨的气息如同家乡泥土的芬芳，那优美的版面如同家乡看得见的绿水青山，那干干净净的文字如同家乡丰收的庄稼。留住了报纸，就留住了报人的乡愁； 怀揣着乡愁，报人走在媒体深度融合的路上。“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报纸是报人的故乡。
为了这份乡愁，作为报人的我们，在做好媒体融合的同时，仍在精心地做好报纸，一如那七十年来的一代代报人，报纸里有我们的根和魂。现在， 我们把散落在报纸上的文字串起来，结成集子出版，是为了纪念这份已经七十岁的报纸。七十岁对于一份报纸而言并不算老，她仍有朝气、仍有理想，她在一个好的时代，仍将会有一个好的前景。这对于仍工作于斯的《农村大众》报人，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个集子，我们取名为《同人于野》， 一方面意指对“三农”有感情的同人们立足于田野大地所写下的文字，一
方面又取《易经》“同人于野”之象，在田野上集合，意指我们要扎根乡土重新出发，努力打造一个“三农”领域最有特色的融媒体平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对于未来，我们充满信心。
在结集的文字中，弥漫着浓浓的乡愁，那是我们每个人对故乡的凝望。我们走得再远，心中的故乡都不会消失，我们希望现实的故乡变得更加美好，找不到故乡将是一种极大的忧伤。由故乡的土地想到了我们每日劳作的报纸。
写了上面的话，是为序。
2020 年 11 月 17 日
（作者为《农村大众》总编辑）
文集有哪些精彩文章，下面分享几篇——
我们的报纸我们的诗
苗得雨
1950 年 5 月，《农村大众》创刊，我是参与者。一晃 60 年过去了，一个甲子的轮回，现在回忆起来，当年很多事还是那样印象深刻。我呀，凡沾农村的事就忘不掉，大概因为我从沂南农村走出，创刊的又是农村报，还是写了一辈子乡土诗的“苗得雨”（连名字都离不开庄稼）吧。
创刊那会儿，条件简单又艰苦，白天忙一天，晚上二十几个人挤在灯下，仍然在紧张又兴奋地准备着创刊号。5 月 15 日， 创刊号出版，《农村大众》宣布创刊。当时的 12 字办报方针为： 通俗化、地方化、画要多、字要大。这些方针，我认为现在都很有指导意义。
我 12 岁任儿童团长时就开始发表诗，《大众日报》等撰文称我为“孩子诗人”。《农村大众》创刊前，我在《鲁中南报》工作， 正值全国解放时，大家有志愿南下的，有北上的，刘建（《农村大众》原总编辑，编者注）问我去哪儿，我说就在山东。这样， 我和《农村大众》就有了缘分。刚创刊时，我负责通联，最引以自豪的就是把临淄作者队伍发动起来了，成了模范通讯县。“南对牛山千古秀，西临淄河万年清”，现在我还能记得临淄当年流传的民谣，那时，临淄作者想不到天天和他们打交道的报社编辑竟是位“名诗人”。创刊初期的《农村大众》，尽管版面活泼，内容根植生活，但是诗歌类的来稿太少，而短小精悍的诗歌又是反映现实的得力武器。为此，领导安排我起草了《怎样写诗歌》的信发给通讯员，鼓励有此才华的作者大胆来稿，报纸上的文艺版面，也主要用来发基层通讯员的作品。如此，培养出很多基层骨干文艺作者，擅长诗歌创作的也不少，像沂南周荣贤等，水平不低，还参加过全国的青年创作会议呢。而我的创作，绝大多数发在《大众日报》《解放日报》等其他报刊上。当然，我的反映现实生活，和新闻相配合的诗歌， 在《农村大众》上也时有刊发，比如，表现春耕生产的《浇麦曲》：“姐姐妹妹加紧干，把水车推的嗖嗖转。大水浇透地，麦子长得欢……”反映出人民群众翻身做主人后大搞生产的喜悦心情。类似的还有歌颂劳模吕鸿宾的诗《“吕仙眼”》《看孩子歌》，以及《妮儿不小啦》等，数量也不算少。就这样，一边工作一边创作，我的诗歌，也在不断的磨练中更加成熟起来。还发了报告文学《磁石吸住铁星星》。
那时的《农村大众》，包括文艺版，不只反映生活，还十分强调干预生活。由于刚解放，社会上还有很多落后的、封建的东西需要坚决鞭挞。同时， 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低，对新社会认识不深，也需要进行启蒙教育。这其中，很典型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干预了一次村干部阻挠婚姻自由的“案件”。在诸城相州街，有一位叫邰秀英的姑娘和一位小伙子谈恋爱，遭到村干部及家族长老们的横加干涉，甚至把姑娘关起来。眼看要出悲剧，报纸了解后，连篇累牍发文章，批判这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顽固的封建思想对婚姻、对妇女的摧残，坚决支持那对年轻人的自由恋爱。还有专门赞美这对恋人的诗发在报纸上 ：“相州街，南北长，邰秀英是个好姑娘……”在报纸的支持下，那对情侣终成正果，喜结良缘。举行婚礼时，报社还专门派人前去祝贺。
在《农村大众》，我只度过了一年多的难忘时光。后调省文联，又去华东文联，1953 年，到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深造，是第二期。当时的所长是著名诗人田间，讲课的有著名作家丁玲、艾青等。1955 年，从研究所回来的第二年，被任命为《前哨》（后名为《山东文学》）副主编。这样， 我完全离开了新闻岗位，也离开了曾洒下汗水的《农村大众》。但即使这样， 我也没忘记给“母报”写诗，像反映一位绰号“黑大队长”的纯朴农民带领大伙红红火火搞生产的诗《黑队长和黑队员》，就是离开后发表在《农村大众》上的。
60 年，如果是一个人，也步入花甲了。如今的《农村大众》在经历了那样多的风雨后，伴随着共和国的改革开放，也一定是脚步更加雄健，在农村广阔的沃土中根扎得更深，和农民兄弟的情感更加水乳交融。作为一个老报人，我衷心祝愿我们的《农村大众》永远年轻，永远果茂枝繁！
（本文刊于 2010 年 5 月 19 日，为苗得雨先生应约为《农村大众》创刊六十周年而作。）
（苗得雨，山东沂南人。1946 年参加工作，历任区通讯站副站长，鲁中南报社和大众日报社主办的《农村大众》通联、编辑、记者，山东省文联和华东文联创作员，《前哨》和《山东文学》副主编，省作协负责人， 省文联、省作协副主席，省文联党组副书记。2017 年 7 月 12 日逝世。）
《农村大众》启迪了我的铅字情结
刘玉堂
《农村大众》出版一万期了。一万，好大、好吉祥的数字， 百年一遇的数字，怎么估价都不过分的数字 ! 在这样的数字面前，只要与之有点联系，总会思绪万千、感慨万端的。不免就想起了与之有关的断断续续、点点滴滴的联系与往事。
我说过，将手写的字变成铅字这件事，是我整个少年时期的梦想，也是我至今不了的一个情结。而让我系上这个心结、情结的，一是书籍，二便是报纸。我那时还闹不清记者与作家的区别，总之是能将手写的字变成铅字的人都非常了不起，觉得稿费也比一般的钱或人民币什么的好听。当时在我们村试种胜利百号大地瓜的一个县农业局的技术员，据说用稿费买了一辆自行车，我即崇拜得要命。他就经常拿着载有他文章的《农村大众》给我看，他还给我买过许多小画书，鼓励我长大了也当个作家。打那，我便记住了，有一份报纸叫《农村大众》。
《农村大众》的服务意识可真强 ! 那时，每年的春节之前， 小年左右，一般都会有一个春联专版，以备农家写春联时用。
有时还会登一些小节目及传统戏曲的主要唱段。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个“每周一歌”的节目，《农村大众》也登。我现在还记得的有《公社是棵长青藤》《学大寨、赶大寨》《我的家乡沂蒙山》等。我之所以对此印象较深，是因为我那时刚学拉二胡，而庄上管报纸的大队会计不识谱，对那些带曲谱的歌管得不是特别紧，比较好借，我便经常借来照着拉。
我之所以啰里啰嗦地说这些事，是想说明，《农村大众》对我这样的沂蒙山的孩子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诱因，它激发和奠定了我后来一直的梦想，也培养了我对文字的敬畏与敏感。
1968 年我参军之后，做了一年连队的文书，尔后即专业地搞起了通讯报道。虽然这离作家尚有一段距离，但毕竟是文字工作，可以将手写的字变成铅字。遂在军内外报纸上，发表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文字。待我从部队转业的时候，就凭着两大本剪报，被安排到了县广播站做编辑。
我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是发在部队所在地的报纸上的。1971 年春节过后， 为采访拥军爱民事宜，我到我所在部队支农的辽宁西部农村转了一圈儿。我了解到一位支农的战士，自学针灸为老百姓治病的事情挺感人，遂加了些合理想象及景物描写，写了篇自以为小说的《支农红医》，投给了当地的一家报纸。可当他们发出来的时候却署的是散文，并加了编者按，说本报从这一期开始，恢复已经停刊五年的“凌河”文学副刊云云。
我乐此不疲地热衷于向报纸副刊投稿便始于此。后读孙犁先生的文章， 发现对副刊情有独钟的作家真是大有人在。孙犁先生云 ：向报纸投稿，其利有三 ：一为发表快 ；二为读者面广 ；三为防止文章拉长。况余初起步时， 即视副刊为圣地，高不可攀，以文章能被采用为快事、幸事 ! 至老不疲， 亦完其初衷，示不忘本之意也。
20 世纪 80 年代末及 90 代初的一段，新一轮下海潮严重冲击着文学界， 评奖不搞，笔会暂停，刊物也普遍不景气，一派被边缘化的惨淡景象，但报纸的副刊却始终热热闹闹，给我一个风景这边独好的感觉。那几年，我学写随笔上了瘾，竟在全国十几家报刊开设了专栏。《大众日报》及其子报《农村大众》等的副刊还经常举行各种类型的评奖，有一年，我即拿到了上述各报副刊所颁发的二十多个塑料及丝绸封面的获奖证书。
作为一个稍老一点的作者，尽管向《农村大众》投稿不多，但出版一万期，还是让我激动不已，感慨万端。我至今还谨记并怀念三件事 ：一是《农村大众》启迪了我的铅字情结。二是给报纸开专栏的时候，常常凌晨两三点，揣着装有刚写完稿子的信封，翻过单位宿舍的大铁门，到马路旁边的邮筒里塞稿子。三是下雨或下雪的时候，打着伞到报摊儿上买载有自己作品的报纸。 是的，我对报纸的副刊有感情，我看报纸就重点看副刊。情感系之，至老不疲。
（本文刊于 2014 年 7 月 10 日，为刘玉堂先生应约为《农村大众》出版一万期而作。）
（刘玉堂，著名作家，沂源县人。1968 年应征入伍，历任部队文书、新闻干事 ；1982 年转业，历任沂源县广播局编辑部主任，《山东文学》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副主编，山东省作家协会创作室副主任、常务副主任， 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2019 年 5 月 28 日逝世。）
我与《农村大众》二三事
赵德发
《农村大众》1950 年创刊，我 1955 年出生。回想一下，我与它还真是有些缘分。
一、生产队里分报纸
我从记事起，就经常看《农村大众》。我父亲是大队党支部书记，有时候把报纸拿回家看，我也拿过来翻一翻。我不识字， 只看上面的“花儿”，“花儿”就是照片、插图之类。后来识字了，就连文章一起看。大队订的报纸，有《人民日报》《大众日报》
《农村大众》三种，我最常看的是《农村大众》，因为我胳膊尚短，它是小报，正适合我展开在胸前 ；它的内容也比大报活泼， 而且都是农村的事儿。父亲看完报纸，再拿回大队部。但后来父亲就很少拿报回家了，因为他发现报纸有时候会少，原因是我母亲用它给人家剪“鞋样子”（纳鞋底的图纸）；还有人来要报纸贴墙，我母亲不好意思拒绝。庄户人家买不起年画，墙上
光秃秃的，贴上报纸就“洋气”多了。有人看不懂上面的字，却爱看上面的“花儿”。我和二弟睡在西屋，床边就贴了几张，但时间长了看得乏味， 想换新的又不敢，怕被父亲发现了挨骂。
有一年，我的床边终于换上了新的。哪里来的报纸？生产队里分的。那时每个生产队只订一份报，就是《农村大众》，收到后由会计保管。有人提意见，说报纸是集体财产，社员都有份儿，不能成了他自己的。于是， 会计看完后锁进抽屉严加保管，到了年底按人口数目分下去，四舍五入， 每户能分到几张。社员们欢欣鼓舞拿回家去，让家中识字者看过之后，或者留给女人剪“鞋样子”，或者贴到墙上美化家庭 ；或者除夕夜做“蒙饺子纸”，防备包好了准备到初一早晨下锅的饺子落上灰尘。我把我家分到的几张《农村大众》贴到了床边墙上，让陋室陡然生辉。冬天的早晨醒后不愿起床，我就侧过身看报纸，看了一遍又一遍，觉得那个年过得格外有味儿。
生产队里分报纸，持续了好几年。后来搞“文革”，一切都乱套，报纸就分不成了。
二、文章首次“变铅字”
1978 年年初，我在一所中学当代课教师，被公社调到通讯组帮忙。那时通讯组早有一名通讯员，姓王，比我大一岁。我俩在公社党委秘书的领导下，齐心合力搞报道，听会，采访，忙得不亦乐乎。每写出一篇，就用复写纸垫在方格稿纸下面，抄出一式两份，一份留存，一份寄往县广播站。
稿子寄出，我们一边继续采访，一边等待结果，每天晚上七点钟，必听县广播站的本县新闻节目。我们知道，公社领导每天晚上都要听本县新闻，全公社大量的干部群众也会听，觉得他们都在考察我俩的工作成绩。我们眼睛盯着宿舍里的小喇叭，高竖一双耳朵，捕捉播音员吐出的每一个字节。一旦听到我们的稿子被播送，就欢欣鼓舞 ；如果听不到关于相沟公
社的消息，就唉声叹气，羞于见到领导。记得我俩最好的成绩，是一个月之内被县广播站采用十一篇。
我们干这行，每天看报是必须的。公社订的报纸有五六份，另外还有几份刊物。我这时产生了野心，想让稿子见报。因为稿子到了广播站，播了就播了，什么也留不下，在报纸上登出来，什么时候都可以看。那时我们同行把这事叫作“变铅字”，谁要有一篇稿子变了铅字，大家都很羡慕。那时县里没有报，地区没有报，省里和中央的大报让我觉得高不可攀，就把《农村大众》当作主攻目标。可是，投了一篇又一篇，都不被采用。后来，我得知一位大队书记死了老婆，家庭困难，他依然带领本村干部群众搞好春季生产，就去采写了一篇，时间不长就发表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变铅字”。两千来字的稿子，挣到四块钱稿费。我用其中的两块二，在书店买了一本《四角号码新词典》，用厚厚的塑料纸包起来， 一直用到现在。
三、艰难跋涉登“沃土”
在公社通讯组半年，由于上级要求被抽调的教师“归队”，我又回到了学校，当年秋天通过考试转为公办教师。第二年，我突然萌发要当作家的念头，开始疯狂写稿。因为写的是“文学作品”，《农村大众》的“沃土” 副刊便成为投稿目标之一。我至今保存着当年的投稿记录，发现寄往这里的有多篇小小说和诗歌。“沃土”每年春节前要发出一个版的“新春联”，我在 1982 年年底也自撰了几联寄去。但寄了一次又一次，多数都被退回，
没退回的也没“见报”。当然，那时我寄往其他报刊的稿子，也有 95% 以
上的失败概率。直到 1987 年 5 月 5 日，我的一篇小小说《牛的呼唤》才在“沃土”发表。那篇作品写了这样的故事 ：一个农村青年发现牛拉犁时戴着硬木料做的梭头，想改一改老祖宗的做法，为牛减轻痛苦，用布袋子做的“驴套”代替，却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
1988 年我到山大作家班读书，热衷于写较长的作品，就不再与“沃土”
副刊联系。想不到在 30 年之后，接到了《农村大众》为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开辟的“乡村振兴原创文学故事”栏目约稿。我欣然答应，写了一篇散文《天路》，很快见报。2019 年，“沃土”又两次节选了我的长篇作品片段，一是《经山海》，一是《1970 年代我的乡村教师生涯》。
我祝贺《农村大众》70 周年华诞！祝“沃土”百花盛开，更加繁荣！
（赵德发，1955 年生，山东省莒南县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山东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至今已发表、出版各类文学作品 800 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君子梦》《青烟或白雾》《经山海》以及长篇纪实文学《白老虎》《1970 年代我的乡村教师生涯》等，出版有 12 卷《赵德发文集》。）
念报纸
丁建元
那时候全国不光学大寨，还要学理论。有的村成立了政治夜校。
公社派老王住进村，也要成立这个。村支书说，多数都是睁眼瞎，恐怕连人也召集不起来。
老王想了想，果断地说，每个生产队订一份《农村大众》， 选一名宣传员，干活休息的时候念给大家听。
四队的宣传员就是我。
大家村前村后地干活儿，头午下午各休息一会儿。都是队长抬头看看时辰，然后说，吃袋烟吧。可是自从我念报纸，我们这伙小青年就改了口，到时候就嚷着说，该念报纸了 !
大家放下手里的农具，坐到田埂上，男人们抽烟，姑娘们做针线，我就开始念报纸。报纸上的文章都不长，我语速又快， 念完一篇就停下。调皮的本山叼着小烟袋儿，抬头问，念完了？ 鸡眨眼的工夫就念完了？我说短嘛。本山说，再念，再念，多念几篇。富秋附和着说，建元建元，念得慢点儿。意思我明白，
就是多歇会儿。我又念了几篇。本山见队长抬头看天，朝我一使眼神儿， 大声说太好了，接着念，接着念 ! 有人就嘿嘿笑。队长说干活了，干活了 ! 富秋一龇牙，说咱还没听够呢，再提高提高觉悟吧。队长白了他一眼，说就你们这伙子觉悟，什么活儿不干才好，你把报纸拿回去，当煎饼卷着吃了吧。
这时老王正扛着铁锨从路上过，本山大声说，老王，我们正在学报纸呢。老王边走便朝这边说，好，好，好好学 !
俺伯父是“莲花落子”嘴，接着就口占一绝 ：
报纸念了五六篇，一连抽了三袋烟。要是地里不打粮，饿得屁股朝了天 !
收工时候，富秋说，建元，你把报纸给我吧，我撕了卷烟抽。我说不行，回去我还要看。
晚上，我把报纸全部看了一遍，就压到席底下，这样保险。我对报纸感兴趣的，还是它的副刊，《农村大众》经常登些散文诗歌，诗歌都是民歌体， 口号多，但偶尔也有锤炼的好句子，质朴清新，这样的诗歌我就把它抄下来； 从文章中也学了不少好词儿，只可惜我记性不好，全都忘了。
到了麦收时节，靠一把镰刀虎口夺粮，社员们白天晚上拼命收割，念报纸自然停了。收完麦子，接着耕地插秧，上边就要检查，除了大干快上， 宣传也不可松懈。我除了念报纸，还到村里写学大寨的标语，贴在大街上， 也在村外地头办了专栏，表扬村里的模范人物。就是用柱子木棍搭成架子， 把席子扎到架子上，把文章贴在席子上。内容不够了，我灵机一动，就把报纸上的诗歌抄上几首，下面再画朵葵花什么的。可是我发现看的人不多， 一是因为识字儿的人少，再说，干了一天活儿，都累了。
报纸按时送来，到了寒冬，当最后一期《农村大众》拿到后，晚上， 我把席底下全年的报纸全取出来，数一数一份不少。然后找来母亲纳鞋底的锥子，截了两根麻绳儿，凑在灯下装订起来。厚厚的八开报纸平放在桌子上，我用手轻轻地抚摸着，纸张和油墨的气息从指缝间飘出，似乎带着微醉的芳香。要知道，在那个知识和文化荒芜的日子里，几年读不到一本书， 那真叫饥渴，风刮来一张破纸都觉得亲。
本山叼着小烟袋来找我聊天，看见我装订报纸，觉得稀罕。他说快过年了，用它糊墙多好啊。
我说我还要看。
本山说，糊在墙上更好，站着看，坐着看，躺着也看。我说，那一面呢？
本山不说话了。
我把报纸托在手掌上，还稳稳地颠了颠，然后，掀开枕头下的席子， 把它放好，再把枕头隔席放在报纸上，今晚，我就可以枕着它睡觉了，一想心里很舒坦。
这是 1975 年。
（丁建元，著名散文家，1956 年生，山东日照市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长。曾任山东友谊出版社总编辑。1981 年开始发表作品，发表过评论、中短篇小说，后以散文为主，作品先后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等转载， 收入近百种选集。）
《农村大众》系牢我的“农民情结”
厉彦林
一个人一生的职业或爱好，有时会与一张报纸有不解之缘。我的书橱里存放着很多报纸、刊物的样本，可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农村大众》。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农村大众》给了我从文的自信和决心，系牢我的“农民情结”。
20 世纪 80 年代，是个充满激情和崇尚诗文的年代。1980 年代初，我在上学期间，也做起了文学梦。业余时间羞答答地学习写诗，偷偷打听投稿的信息。当时投稿不用贴邮票的，只要注上“稿件”二字即可。我一直铭记着那一天。那是 1983 年12 月 9 日上午，星期五，寒风凛冽，我收到了一个细长的信封，原认为又是退稿信，拆开一看，竟然是一份 12 月 1 日的《农村大众》。展开报纸仔细搜寻才发现，《农村大众》“沃土”副刊 的右上角竟然刊登着我的名字，破天荒地刊发了我的两篇散文 诗《故乡的手推车》和《大山的儿子》，顿感热血澎湃，无比激 动，悄悄把自己关在宿舍里捧着爱不释手的报纸，反复地吟读： “故乡的山道上，您哼着一首歌 ：吱呀，吱呀…… ；故乡的小路上，你吟着一首诗 ：吱呦，吱呦…… ；是你把山道压得蜿蜒崎岖，把大山压得流出清溪……今天，您的步，更刚劲 ；您的声，更清脆，因为您推着一部山乡的历史。”读一遍不行，再读一遍，其实已经能够背下来，多少字、多少标点符号都已数清楚了，其实就 500 来个字。
《农村大众》首次刊登我的作品，使我的梦想开始成为现实。此后我又陆续发了一些作品。虽然数量不多，但却令许多人羡慕！一来，当时省里只有《农村大众》等为数不多公开发行的报刊 ；二来，我们那个相对偏远的县城能够把作品变成铅字的确实寥寥无几。1984 年机构改革，县委宣传部缺写手，因我有样报在手，于是一张调令，就成了县委宣传部的新闻干事。我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努力深入基层和实际了解情况，拼命地写稿、投稿，还成了许多新闻单位的优秀通讯员，当然也包括《农村大众》。可能是因为出身农民家庭，本质上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又有《农村大众》这类报刊给予我持续的鼓励和鞭策，后来我从事的工作，大都与农民、农村有着联系，这倒让我很称心、很高兴。我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大自然和田园风光，接近憨厚、朴实的农村党员和农民群众，心灵经常受到震撼和洗礼。有人说我是推着“故乡的手推车”走进机关的，我很赞同。我喜欢随时记录自己对土地、对农民的那份真情实感，文字散发着泥土味。乡村情结，是我生命中难以割舍的最深远、最浑厚的背景和底色。
《农村大众》第一次发表我的作品，成为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在人生旅途上，我将铭记《农村大众》对我的一片深情。
（本文刊于 2010 年 5 月 19 日，为厉彦林先生应约为《农村大众》创刊六十周年而作。）
（厉彦林，山东莒南人，20 世纪 50 年代末出生，青少年时期在沂蒙山农村生活，1982 年在《农村大众》发表处女作《故乡的手推车（散文诗·外一章）》。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已出版作品集《都市庄稼人》《灼热乡情》《享受春雨》《赤脚走在田野上》等八部。）
跋 ：七十年，再出发
1950 年5月 15 日，跨越 70 载来到今天 ——2020 年 5 月15 日——《农村大众》创刊 70 周年了 !
70 年，11427 期报纸，铺陈出一段艰辛漫长的征程，令人感怀，催人奋进 !
70 年来，作为中共山东省委指导全省农村和农业工作的党报，《农村大众》书写的，始终是与党和全省农村人民大众同行的篇章。字里行间，它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执着地贴近大地、贴近农民，始终随着党的事业发展而发展。
《农村大众》的 70 年，是躬耕齐鲁、与山东农民共成长的70 年。20 世纪 50 年代，《农村大众》创刊不久，《农村大众》报人便奔行现场，用新闻见证全省农民恢复建设和抗美援朝斗争中的精神风貌、劳动创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篇篇文章带着露珠、沾着泥土，源源不断传递着农村生产责任制、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的山东经验和山东现象……进入新世纪，我们用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佳作，把农民在小城镇建设、乡村振兴、脱贫攻坚过程中创造的鲜活经验报道出来，把基层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推介出去，把老百姓的所思所想所盼反映上去。
70 年，沧海桑田，《农村大众》用一篇篇文章、一帧帧图片，串起了一部新闻版的山东“三农”发展当代史。一代代《农村大众》报人薪火相传， 用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绘就壮阔的时代图景。让党的声音传遍齐鲁大地， 飞入千家万户，让“三农”的好经验、好办法、好事迹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这是《农村大众》的使命，也是《农村大众》的担当。
70 年来，作为全省农村人民大众自己的报纸，《农村大众》奏响的， 始终是改革创新的主调。它站在时代变革的最前沿，不断自我迭代，以改革者的激情把媒体融合推向深入，以创新者的闯劲让媒体融合行稳致远。
《农村大众》的 70 年，是一次次在探索中前行的新闻创新之旅。从全国创刊最早的农民报之一，到今天搭建《农村大众》网站、优化媒体生产与传播机制；从 2019 年《农村大众》客户端正式上线，到开通《农村大众》的今日头条号、百家号、人民号、抖音号，获得学习强国平台供稿权限， 与网站、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一起，完成《农村大众》新媒体矩阵布局。我们以全媒体新型传播矩阵的崭新面貌，在“融”中创造，在“合”中提升， 向媒体融合发展的制高点进发。
新时代，赋予媒体新使命；新技术，又激发出媒体新活力。《农村大众》坚持守正创新，报网端微一体发展，进一步壮大在“三农”领域的新闻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当然，一体化不等于同质化，《农村大众》精准定位不同介质发展方向，秉持“协同不雷同”“分工不分家”，推动报网端差异化发展，构建立体化传播新格局。
70 年来，我们的每一次改变，都源自对初心的坚持 植根于齐鲁大地，服务于农民大众。一直以来，《农村大众》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始终与党和农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始终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找准定位、发挥作用。
坚守初心和使命，是我们做好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和改革发展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在新闻实践中，我们自觉对标对表、时刻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为山东“三农”改革发展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让《农村大众》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农村大众》的影响力，绝不是与生俱来、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代代《农村大众》报人坚守初心、砥砺前行、精雕细琢、薪火相传而累积起来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闻舆论阵地既要坚守也要与时俱进。”今天，面对新时代的传媒生态格局，我们未曾停止探索。我们“坚持对党和政府政策的正确把握，坚持对科学和理性精神的尊重，坚持对农业专业知识的熟悉， 坚持对农民利益的同情理解”。坚持做新闻的这四条底线，只为做出有《农村大众》特色的新闻，打造出新闻界的“重农学派”，讲好“山东故事”，讲好“三农故事”。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故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和担当。新媒体时代，《农村大众》报人顺应时代大潮，把媒体融合发展推向深入，同时继续保持先锋的姿态、奋斗的状态，努力当好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七十华诞，我们不是为了庆祝而庆祝，不是为了纪念而纪念，而是为继续前行明确方向、积蓄力量。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沂蒙精神，传承红色文化，做到与人为善、知行合一， 坚守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做党和农村人民大众信赖的新闻工作者，为我省“走在前列、全面开创”建设目标、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应有的贡献 !
立夏见夏，万物见长。70 年前，《农村大众》诞生于万物并秀的初夏， 今天，又一个夏天到来，让我们赶热天用力生长，以更好的自己，用新鲜的思想、蓬勃的朝气，见证创新与发展，见证每一次幸福的成长，见证每一个梦想的实现 !
70 年，恰是青春年华，《农村大众》站在新的起跑线。
70 年，风雨兼程，《农村大众》报人永远在路上。
（本文为编辑部文章 , 刊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农村大众》创刊 70周年特刊。执笔 : 郭杰。）
后记
一户本分农家，勤劳耕耘了 70 年，总会积累无数“珍宝”。除了独具味道的谷物、果蔬，家庭成员、亲朋故旧记忆深处的故事，也如珍珠般，每遇关键节点会涌出来，散发着迷人的光芒。
《同人于野》收藏的，就是《农村大众》“70 年珍珠链”中的一截。2020 年，《农村大众》创刊 70 周年。七秩生日虽值得庆
祝，但这张报纸却继承了农人“不愿给人添麻烦”的性情。更何况，这一年很特殊，是全国抗击新冠肺炎挑战、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继续埋头苦干，既合乎我们的观念也符合实情。因此，创刊 70 周年的纪念日，《农村大众》没有任何形式的庆典，仅有的纪念活动，便是报社融媒体编辑中心制作的《七十年 再出发》专题片（可扫描文后二维码观看视频）以及“有缘《农村大众》”征文活动。本文书稿很大一部分来自后者。
征文活动的初衷是报平安、谢读者。是的，在不断有传统媒体退场的当下，这张七十年的老报纸，能依然在山东农村大地上，向深处扎根，向高阔处生长，一方面得益于读者的支持， 一方面在于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政策以及因此而迸发的勃勃生机。这两方面的故事在本文集中，
分为“梦想开始的地方”“七十年同奋斗”“我和我的祖国”“乡村振兴故事”四个部分。前两部分中的文稿有的是读者讲述自己的故事，有的是本报记者采写的老订户成长经历。苗得雨先生、刘玉堂先生生前关注本报， 文集增加两位老先生在本报其他纪念活动中的回忆文章。此外，《农村大众》的部分老朋友、老订户，此次因工作或其他特殊原因无法撰文或回访，又收录部分 2014 年本报出版一万期的部分纪念作品，算是把记忆又拉长了一些。
需说明的是，文集中，多数篇目是作者写“自己”且仍在“三农”圈， 读者能从文中读出作者的过去与现在，故未再赘述作者简介。少数篇目如“我和我的祖国”“乡村振兴故事”等部分，作者是写“他人、他事”，因而加了作者简介。同一作者如有多篇作品收录，只选一篇附作者简介，简 介未能概括作者全部成就。
需感谢的，还有中国书籍出版社、山东散文学会的出版人，是他们的专业与胸怀，让本文集在临近年底付梓的情况下，仍得以与新老朋友、新老《农村大众》报人见面。
当然，因编者水平、人力、时间限制，文集难免会有疏漏及不当之处， 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编委会 刘秀平执笔
2020年11 月27 日
点击观看《七十年 再出发》专题片
大众报业·农村大众记者 刘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