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92年，《文化苦旅》正式出版。
但令余秋雨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次出版的散文竟然大获成功，一举创造了当时的销售记录，十年内销量突破超百万册，直接将余秋雨捧入了畅销作家之列。
但正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文化苦旅》爆红之后，非议也紧随而至，尤其是在千禧年后，对余秋雨及其作品的围攻更是愈发激烈。
当时《文化苦旅》的畅销带火了一个段子，某地打黄扫非时，在“小姐”身上查出了三样东西，一样口红，一样避孕套，还有一本《文化苦旅》。
因此，某些文学评论家借此机会，将余秋雨的作品称为文化口红。用文学评论家朱大可的话来说：
“人们只需要一种非常轻盈的哲思小语，像粉色的口红一样，涂抹在苍白失血的精神之唇上，以滋养营养不良的文化颜面。”
简而言之，即某些评论家认为畅销的《文化苦旅》成了他人遮掩自己无知的工具，而作为工具的《文化苦旅》在他们眼里看来自然也就成了不入流的作品。
这其实是一种偏见，即便读者人云亦云，选择畅销的书来为自己撑面子，又与书籍本身何干？但某些文学评论家为了展现自己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不俗之姿，而将畅销作为一本书格局、层次不够的原因，这是多么的荒谬可笑？
时至今日，我们仍旧可以看见这般不清醒的评论。在豆瓣的短评区，诸如“余秋雨的作品糊弄中学生还行，现在看来索然无味”的评论比比皆是。
这些读者甚至无需说出作品的缺点，只需扣一个模糊的帽子，便可树立一种优越感。瞧，我敢于抨击畅销作品，我是多么的不凡！
然而，余秋雨的作品果真如此不堪吗？
02
估计谁也不会想到，在如今不断创造销售记录的《文化苦旅》，在当初并不被看好。
当年余秋雨在家写成《文化苦旅》手稿之后，曾将其投至许多出版社，得到的评价却是“散文不是这么写的”。你以为余秋雨出道即巅峰，实际上是屡屡碰壁，步步坎坷。
在那个年代，流行的是微小的城市类散文，作者和读者关注的是个人细微的情绪感知和对简单普通日常生活的记录。即便是游记类散文，也是重点抒发自己游览时的畅快之感。
毫无疑问，具有深厚历史沉重感的《文化苦旅》是与流行背道而驰的。但也正是这种相悖，反而让余秋雨拓宽了中国散文创作的风格，开创了散文写作的新时代。
众所周知，宋朝的诗词分为豪放派和婉约派两种。对于当代散文而言，我常常觉得婉约有余，豪放不足。但余秋雨的作品，却让我看到了婉约和豪放的平衡。
余秋雨作品的豪放在于打破了以往散文小家子气的格局，将视角转移到历史变迁上。《文化苦旅》中的游记散文，无一不是畅谈古今，侃侃而谈。与只关注个人的心绪起伏，情感经历的同时代散文相比，怎会不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尽管余的作品大气磅礴，却仍旧没有丢失散文的一贯特点，即情感饱满。在《文化苦旅》的字里行间中，我们仍旧可以感知到余秋雨对王道士将文物交予外国人的不甘，对苏东坡黄州突围的赞誉，对阳关边疆千里孤坟的哀叹。
单凭余秋雨的这一点创新，就不能将其作品贬低的一无是处。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人认为余秋雨的作品辞藻华丽，空有其表，内涵不足。每当看到此种评论，我都怀疑他们是否有读过余秋雨的作品。
与他们的评论恰恰相反，余秋雨的作品给人一种朴实的美感。
这种朴实美感，首先表现在余之作品少有构造复杂的长句，而多简短有力的短句，这就使得所谓铺陈排比的言论首先就站不住脚了。
简单引用《都江堰》中的一段景色描写。
“脚下的江流，从那么遥远的地方奔来，一派义无反顾的决绝势头，挟着寒风，吐着白沫，凌厉锐进，我站地这么高还能感到它的砭肤冷气。”
你看，如此简单的句子，带给人的不是朴实美感，却是华丽美感，谁信？
那么余的作品究竟美在何处。
第一，大概是他十足奔放的想象力所创造的句子，能够最大程度调动读者的感受。比如上文这一段，义无反顾、挟着、吐着、凌厉锐进。简单几个字词勾勒，江水滚滚东逝，一去不返的情景直接就展现在了读者眼前。
第二，因为余的作品多短句和排比，这使得他的文读起来有一种节奏美。比如上文，挟着寒风，吐着白沫，凌厉锐进，接连三个四字短句，读起来朗朗上口。
第三，余经常使用字义丰富，常见于古汉语的字词。比如上文提到的砭，在古语中意为“刺”，现代汉语则很少使用了。这种古字词的使用，使得余的作品不仅言简意赅，而且还富有一种古韵，与其作品宏大叙述的调性相符，也让人有一种美的体验。
至于所谓的华而不实，单凭《都江堰》所阐述的“不是人治水，而是人顺应水”，谁又敢说其文章空无一物？
03
当然，余秋雨的作品也并非尽善尽美。
余秋雨的作品中也存在着一些偏激的观点。就拿争议颇多的《道士塔》来说，余秋雨早期写作时直接将王道士定义为历史的罪人，而忽视了时代对个人的限制。
尽管新版《文化苦旅》作出了一定的修改，加入了对当时大时代背景的描述，让读者感知到了王道士一定的身不由己之感。但通过余秋雨的描述来看，他还是倾向于支持王道士是罪人。
这很明显是一种不够客观的看法，但散文毕竟是个人主观情绪的一个抒发，我们只能说余的定论有待商榷，而对于他在文中表述自己的观点的行为，则应该理性看待。
另一点争议颇多的则是余秋雨字里行间的自吹自擂。比如《黄州突围》的早期版本，非要在开头提一嘴“某记者得知我的书很畅销，非要打电话跟我聊聊”这种不必要的话语。这种“夹带私货”的行为令许多读者深为反感，因此，新版《文化苦旅》删去了这句话。
争议最大的，恐怕要数《文化苦旅》中的历史错误了。
金文明曾专门写了《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洋洋洒洒罗列了余秋雨作品中的一百多处错误。这其中当然有常识性错误，但也不乏有金断章取义之处。
所以还是要见仁见智，客观评判。
至于《文化苦旅》值不值得一读，坦率来讲，这绝对不会是一本让你读了之后没有任何收获的无用之书。
04
当然，指出一篇文学作品的不妥之处无可厚非，但就怕因此而上升至对作者的诋毁。
网上流传的金文明“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事，多将余秋雨塑造为蛮不讲理，不知悔改的伪君子。但真相究竟如何，其实值得深思。
就金文明本人而言，他说是给余秋雨寄信遭拒后，才迫不得已出版此书。然而私下的事情，究竟有没有，谁能知晓？总不能听信一家之言。
而至于后来流传的余秋雨回应金文明所说：
“年轻人热爱文史知识不错，但是大量非专业的年轻人没必要过度地沉溺在浩如烟海又真伪难辨的古代文史细节间。因为这样做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不幸”
这一段话，则更是张冠李戴。
要知道，金文明是1936年生人，余秋雨回应的主体则是年轻人，这一下就对不上了。
事实上这段话的回应对象是青年读者徐如顾。徐如顾曾给余秋雨寄信，指出其作品《西湖梦》存在时间线的问题。
余秋雨在《西湖梦》中谈到了许多跟西湖相关的文化人物，但徐如顾认为这些人物出场的顺序没有严格遵循历史的先后，故将此认定为时间线的问题。这么看来，余秋雨如此回应，确实也无可厚非。
而至于余秋雨究竟是不是认错不改这一点，我不敢妄下定论。我只知道，如果读者能够比较初版《文化苦旅》和新版《文化苦旅》，就会发现余秋雨作出了让步。
至少在我看来，对自己文章进行大篇幅的删减改动，对错误不断修正，怎么也不是一个骄傲自满的人所做之事。
05
十分遗憾的是，在今天，对于余秋雨的批判，已从其作品转移到了其人品。我猜想，这其中原因大概源自于人们对于文人的一种理想化偏见。
在大多数人眼里，文人就应该是忧国忧民，胸怀壮志，温文儒雅，容不得半点污点的。
因此，当余秋雨出任青歌赛评委时，人们觉得这是文化向商业的低头，不符合自己的想象，所以大加抨击。但事实上，余秋雨在青歌赛上为观众普及了不少的文化常识。
08年汶川地震，余秋雨写下《含泪劝告请愿灾民》，又被指责做作、肉麻，还创造了“秋雨含泪”这四个字以作嘲讽。但究竟如何，相信读过原文的朋友应该会有自己的想法。
到了最后，这些人黑无可黑了，干脆插足人家的私生活。说他抛妻弃子，简直当代陈世美，这种渣男的作品，干脆也不要读算了。
诚然，余秋雨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也有常人所有的自夸心；在担任青歌赛评委时，也曾固执己见，坚持认为按照古音将杯水车薪的车读作ju是正确的；在婚姻上他也未能从一而终，为新欢而抛弃旧爱。
但这不妨碍余秋雨以一名文人的身份活着。单看他以一己之力开创散文写作新时代，得到白先勇、金庸等一众名家赞誉，他文人的身份便已能立得住脚。
而至于他私底下是一个怎样的人，就不是我们应该多管的事情了。
说到这里，我们或许可以下一个定义了。
我认为，余秋雨是当之无愧的一代散文大家，文人这个称号，他是绝对对得起的。
而至于外界的种种对人品的质疑，我只想说，谁又曾规定，文人，必须十全十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