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嘉祐二年(1057)科考，欧阳修为主考官，年轻的学子苏轼、苏辙正式出场亮相。
此次考试重策论，有一篇论文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要求做论述刑罚奖赏政策的政论文。关于苏东坡的答卷有段非常有名的故事，从中可以很好地看出苏东坡的“创意思维”和欧阳修的“不拘一格”。
苏东坡在论述自己“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的观点时用了一则典故：“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这话的意思是说尧帝时有人犯了法，主掌刑法的皋陶列出三条杀他的理由，而仁慈的尧帝则列出了三条赦免的理由，最终没有砍掉这个人的脑袋。正是因为皋陶严于执法，尧帝宽以待人，宽严相济，天下才得太平，如果只是一味的严打或是轻罚，那都不是治国之道。
苏东坡用的这个典故实在是能很好地证明自己的论点，却难住了博览群书的欧阳修和梅尧臣，俩人怎么也想不出此典出自何处。事实上就算他们想破头也不可能想出来，因为这个典故是苏东坡杜撰的。
“杜撰”是文雅人的说法，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瞎编”。
“杜撰”这个词和老子有关。
老子西出函谷关后，后世关于他的去向有很多传闻，以五代时前蜀的一位宰相杜光庭编的最离奇。杜光庭写了一部《老子化胡经》，在书中他说老子西行到了印度之后，摇身一变，成了释迦牟尼。
除了这个，杜光庭还写过很多道经，有些实在太过玄乎，所以后世把那些没有事实根据而胡编乱造的东西都统称为“杜撰”。
跟杜光庭的“杜撰”相比，苏东坡的这个“苏撰”倒并非是胡编乱造，而是建立在合理的推理联想基础上。在欧阳修向他请教典出哪里时，苏东坡说事出《三国志·孔融传》注，然而欧阳修回去后把《三国志》都快翻烂了，还是找不到这个典故，不得不再次询问。
苏东坡呲牙一乐，就是《孔融传》注中引的《魏氏春秋》那段话啊——曹操以袁熙妻赐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以妲己赐周公。操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我说的尧帝和皋陶的典故，也是想当然耳。
曹操夺取幽州后，把袁绍的儿子袁熙之妻甄氏赐给了自己的儿子曹丕，孔融觉得曹操这事办得特不地道，于是给他写了封信。在信中他编了个故事说周武王伐纣功成后，把纣王的老婆妲己赐给了弟弟周公旦。
曹操看了信后很奇怪，谁都知道妲己被姜子牙给斩了，怎么会赐给周公呢？不过像孔融这样的大学问家应该不会胡说八道，他既然敢这么说，就肯定有依据。于是曹操就问孔融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什么新资料推翻了以前的故事，证明妲己被赐给了周公呀？
孔融说没有新鲜资讯，不过历史总在重演，我以您今日之事推测古人，应该是这样。一句话说得曹操老脸通红。
苏东坡说自己关于尧帝和皋陶的典故，跟孔融一样，是“想当然耳”。欧阳修大笑：“高！实在是高！你这个小家伙真是善读书，善用书。”
大家讲到这个故事时，也几乎都赞苏东坡活学活用，大苏确实不是读死书的人，但他这么不分场合一本正经的“苏撰”典故、“戏说”历史，拿前途开玩笑，实在是危险之极。
不太赞成在这么严肃的政论文中杜撰典故，想这么玩最好在“灌水”的文章中。苏东坡在多年后的《议学校贡举状》中，写到了当时的士人为了应试的需要，“纂类经史，缀辑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目，搜抉略尽，临时剽窃，窜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
其实他这回也类似，纂编个故事，欧阳修、梅尧臣“莫能辨也”。只不过大苏的名声好，这例子才成了“不拘泥，有创意”的正面典型。
说到这儿，想起个相关的故事。
明末，苏氏文章独擅天下，“三苏”文风一统江湖。开科取士也多以此为标准，文章有“三苏”遗风的，往往就能得到主考官的青睐。拼了老命也写不出“三苏”风的，多引几句“三苏”的名人名言，那也能加分。
江苏一考官尤喜东坡风，有个脑袋长反骨的家伙不服气，也想反过来看看考官的实力和眼力，于是他在文章中写下了诸如“苏子有言，为君计者，莫若安民无事，且毋庸有事于民也”、“苏子尝云，良医不能救无命，强梁不能与天争。仲尼凄凄，墨子遑遑，忧人之甚矣”、“此苏氏所谓察微虑深，慎在未形者也”等句子。
阅卷时，考官一看满纸的“苏子之言”、“东坡之语”，好像见过，却又想不起出处，大伤脑筋。给高分吧，不想，不给高分吧，你看人这话里话外像老苏家亲戚似的。
想来想去，最后批了一句：“此子固尝留心于‘三苏’者，但不纯熟耳。”这位小同学对“三苏”虽然有一定了解，但还不够熟。
考官给了这评语，考生乐坏了：咱“不纯熟”？还“耳”？哈哈，你“不纯熟”俩耳！不学无术，愣装大尾巴鹰，你还真有脸当考官。
原来这哥们儿跟考官开了个大玩笑，这三句确实是“三苏”写的，第一句出自战国苏秦，第二句是汉平帝时的大臣苏竟，第三句是东晋女诗人苏若兰那著名的“织锦回文诗”《璇玑图》中的一句。
这位没能中举的考生，感而填打油诗一首：“曾见东坡面目无？试官惊得震苏苏。分明指与平川路，一个佳人两丈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