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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份，王耀武被俘。这一年，他44岁。
随后，我华东野战军的战士们去搜查了他的家。令战士们惊讶的是，他家基本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了，除了两台拖拉机。
后来，我军战士们问他：这拖拉机是干啥用的。王耀武很认真地回答：是国外的朋友送的，想等国家太平，回家务农用！
这件事很快传开了，陈毅老总听说后，颇替王耀武感慨。是啊，谁能想到这位曾经的山东省政府主席、国军名将，对自己“退休”后的打算竟是：回老家种田。
只是，从他选择站在反动派一边，与人民为敌时，他的这一念想就注定不会那么容易实现。
这一点，在被我军包围在济南城时，王耀武就已经意识到了。
就在被俘前不久，与我军激战了8天8夜的王耀武，还曾把老部下们都召集到司令部，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持续了8天8夜，已经尽了责任。此不同于抗日，不必萌发轻生的念头。现在大势已去，到了事不可为的地步，希望大家各自珍重。
说完这话，他跟部下分开逃散。
他带着几个随从，化装成商人模样，向东撤离。本来他觉得一切都挺顺利的，行至一农户家时，他便进了厕所方便。
谁知，他用的手纸和当地老百姓用的完全不同，是少见的白细绵纸。农户当时就觉得可疑，马上上报给解放军。就这样，王耀武成了俘虏。
因上厕所用的手纸被俘，对于这位昔日风光无限的国军高官来说，显然不是件有面子的事。但细细体会王耀武被俘前后的这些事，不管是从家里搜出的拖拉机，还是弃城化装出逃，我们都能得出一个结论：当时的王耀武，真的很想好好活下来！
可能有朋友会觉得，笔者得出的这个结论有点儿怪：求生是人之本能，王耀武自然也不例外，这有什么可说的？
不！是否求生，也是要分情况的。
只要对王耀武的生平稍有了解，就会发现他对于何时该求生、何时该拼命，是分得很清楚的。
当年在抗日战场上的王耀武，是绝不会说出让部下“不必轻生”这样的话的。那时候的他，从不轻易言退：
1941年，王耀武率部参加上高会战，日本人投毒气弹，他穷追不舍。这时候的王耀武，是个敢豁出性命的人。
1943年，常德几乎被日本人夷为平地，王耀武率部反击，打了6天6夜，成功收复常德。这时候的王耀武，也一样不怕死。
1945年，日军6个师团进犯芷江，王耀武打了整整两个月，在国军内部被“封神”。这时候的王耀武，也并没当逃兵。
正因如此，曾评价杜聿明“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的粟裕将军，在评价王耀武时，都不得不说：“这个人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比较有指挥才能！”
那么，这样有血性的王耀武，为何被我军俘虏后，就完全不一样呢？对于这个疑问，被俘后的他曾这样解释：
抗战中打日本鬼子，南方几个著名战役我都参加了，仗打得还算不错。抗战胜利后，我就想急流勇退，与家人团聚……但在老头子的恩威并施之下，我别无选择，只能违心地来到山东……
这番话，无疑是王耀武的心声：他分得清，打内战跟打日本人，完全是两码事。
也正因如此，粟裕大将后来谈到王耀武时，更曾这样说：“陈老总说过，不要小看王耀武，他是国民党那些人里比较明白的一个”。
这个评价，说到了点子上！
那么，在抗战中九死一生，解放战争中却因老蒋的恩威并施，犯下大错的王耀武，如果愿意改过自新，人民是否还会愿意给他一个活下来、跟家人团聚的机会呢？
答案是肯定的。
1959年12月，作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王耀武终于走出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这一年，他55岁。
从1948年被俘到1959年被释放，这11年间他到底经历了些什么？为何说毛主席的一句话，让他吃了定心丸？为何说他的晚年是有喜有忧的？
本期魂说便跟大家细讲这些尘封的历史。在这段历史里，有儿女情长，亦有家国大义。
一：因毛主席的一句话吃下定心丸
王耀武跟黄维等人不一样，一开始他就不想打内战，因此几乎从被俘的那一刻起，他就没想做个为蒋家王朝陪葬的“顽固派”。
被俘后不久，他便向我军提出，愿意做一些进步的事。他特意强调：本人深信对国民党上层某些人士还可以起一些作用。
他的意思，我军领导们当然明白，他是想用自己的影响力，劝降一些老战友。毕竟，在此次大败之前，王耀武在国军内部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在山东当地，曾有这样一个说法：“三李不如一王”。
所谓“三李”，指的是3个黄埔一期的学员：李延年、李玉堂、李仙洲。王耀武是黄埔三期，算是他们的学弟，但后来这3个学长都不如王耀武受赏识，官也都没他做得大。
既然王耀武想立功，我军当然是很乐意的。当时他被关在解放军的“高俘团”，为了了解他真实的心态，我军特意安排了一位记者前去跟他接触。
接受记者采访时，王耀武还穿着一身国民党军服，但说出的话却让记者颇为惊讶。他说：“如果吴化文当时跟我打一声招呼，我也会跟着起义的！”
吴化文是王耀武的老部下，在济南战役中，他率2万人起义。正是他的起义，让王耀武彻底陷入了绝境。新中国成立后，吴化文受到了重用。
记者听王耀武这么说后，也颇为感慨。随后，便告诉他一个消息：国民党的报纸上已经登出了你的讣告。
王耀武很清楚地记得，当年老战友康泽被解放军俘虏后，蒋介石也曾在报纸上宣传说他已殉国。结果，没过多久，康泽的家人就收到他的来信，称自己只是被俘，解放军对他很好。这件事，让国军颜面扫地。
王耀武是真没想到，蒋介石对他也来这一手。他气极了，当场对记者表示：“我要揭穿他！”于是，在不久后的一次对外广播中，王耀武公开发声，劝降昔日的国军老战友。
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蒋介石耳朵里，气得他直接用茶杯砸坏了收音机，还大骂：“岂有此理！”
在“高俘团”改造期间，王耀武的日子过得是不错的。当时部队给这些国军俘虏吃的都很好，这是让王耀武没想到的。有一次，他发烧到40度，部队还专门给他用了最贵的药。
这些细节都让人王耀武铭记在心，很快就成了改造积极份子。“高俘团”庆祝新年时，他还特意写了这样一副对联：
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进来；
先出去后出去先后出去。
写完上下联后，他还特意想了4字横批：全都来了！
在“高俘团”待了整整7年后，1956年，王耀武等人被送到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在这里，有很多熟悉的面孔：杜聿明、宋希濂、曾扩情，等等。正如王耀武所说：全都来了。
当时，王耀武算是学习委员，时常在管理所的大小会议上发言，帮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做了不少事。但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何时会被放出去，心里难免焦急。
很快，这种对未来的担心，就因毛主席的一句话打消了。听说他表现很好，毛主席特意托人带了这样一句话给他：
你功是功，过是过。你的抗日功劳，我们共产党人会永远记住的，只要你安心改造，你很快就会回到人民中间的。
这可是毛主席亲自给的承诺和期许，就这么一句话，算是给王耀武吃下了定心丸。此后，他变得更加积极。终于在1959年，成为了第一批特赦人员。
二：晚年生活中的欢喜之处
被特赦后，王耀武的生活是有喜亦有忧的。
让他欢喜的事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
其一，他受到了重用。
被特赦后，王耀武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成了文史专员，每个月都能领150元的工资。这样的收入，在当时是极高的。同时，在1964年，他还当了政协委员。
这些事，都让他对周总理颇为感激。事实上，对于这些从黄埔军校出来的战俘，周总理一直是极力挽救的。
同样是第一批被特赦的战俘，杜聿明曾代表王耀武等人，跟周总理道歉。结果，曾在黄埔军校任职的周总理却说“不能怪你们，要怪当老师的没教好！”
其二，终于见到了女儿王鲁云，也是晚年让王耀武很高兴的事。
我们说王耀武是“国民党队伍里的难得的明白人”，不止因为他知道何时该拼命，何时该惜命，还因为在对待家人的问题上，他也确实没犯糊涂。
王耀武育有6子1女，都是其妻郑宜兰所生，王鲁云是其唯一的女儿。因为父亲的身份，王鲁云跟哥哥弟弟们的童年生活，基本上都是随部队走。父亲打到哪里，孩子们就到哪里上学。
在外人眼里，王耀武或许是一个铁血将军，但在家里，他绝对是一个慈父。每次孩子们过生日，他总会提前准备一两件小玩意，就算自己回不来，也会让别人送回家。
1947年，王耀武突然通知家里，让他们由济南赶紧返回青岛。妻子郑宜兰一直很听丈夫的话，当即在护卫的陪同下照做。而后，在预感到自己可能回不去时，王耀武又特意叮嘱郑宜兰：“假如我不测，你们可去香港，不要去台湾”。
不得不说，王耀武这事做得确实很高明。
当年杜聿明就没交代妻儿不要去台湾，导致他被俘后，妻子曹秀清跟几个孩子，跟着多数军官家属一样，随老蒋去了台湾。
结果，到了那边后才知：原先说好的基本没有。杜家孩子们生活处处碰壁，长子还因交不起学费而自尽。最后，还是因为长女在美国嫁给了杨振宁，靠着杨振宁和我党的帮助，杜聿明夫妻才在大陆团聚。
相比起杜聿明，王耀武的妻儿在香港过得虽然也清贫，但至少是不受制于人的。他们都得以上学，而且还受到了一些父亲老部下的资助。
更让王家儿女欣喜的是，他们还在父亲被特赦后的第一时间，就得到了通知，知道他在大陆一切安好。
遗憾的是，当时香港还在英国人手里，孩子们想回大陆来看王耀武还比较难。直到1965年，女儿王鲁云接到了一则神秘电话，电话那头的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
费彝民之所以会打电话给王鲁云，是受周总理之托。
王耀武被特赦后，周总理曾问过他：“你的家人在哪里？”得知其家人在香港后，周总理便托人四处寻找。王家儿女在香港生活时，怕国军特务来打扰，极少提到父亲的身份。直到，1965年费彝民找到他们。
当时王鲁云30岁，已在香港成家，嫁给了青年建筑师黄振辉。听说能回老家看父亲，她高兴极了，赶紧起程。
回家之路很顺利，但有一件小事，却让王鲁云记了几十年。直到2013年，她面对记者采访时公开提起这件事，仍对陪同她回来的费彝民很感激。
当时，她通关时，本来是要检查箱包的。但一直陪同在身边的费彝民却轻轻地按住了王鲁云的包，对检查人员说：“不要开！”
这件事，让王鲁云感受到了祖国对自己的极大信任和尊重。她明白，这份尊重有很大一部分，是冲着父亲王耀武。
一见到父亲，王鲁云就叫了一声“爹爹”。王耀武应声时，用的是浓浓的山东老家话。当时，王鲁云就哭了。
而当天父亲的穿着，也深深地触动到了她：因为那天父亲穿的是一件很朴素的棉袄。
王鲁云还记得小时候，父亲跟她曾有过一次对话。那天，王鲁云见已是国军高官的父亲穿着一双布鞋在踩水，便去问原因。而后，王耀武便告诉女儿自己小时候的事：
他是个农民的儿子，父亲死得早，全家就靠母亲四处做活生活。买不起店里的鞋子，母亲就给他纳粗布鞋。这种鞋子的鞋底是麻绳做的，如果太干了，就容易扯断。所以，王耀武每次穿这种鞋子，就要在水里踩一下，让鞋底过过水。
从那以后，王鲁云才真正理解父亲：知道为啥父亲平时总爱穿布鞋，还总是不许她和哥哥弟弟们浪费一毛钱。
多年后再见，父亲的穿着仍是那么朴素，虽然祖国发给他的150块工资并不少。这件事，让王鲁云对父亲更加敬重：他还是那个不敢乱花钱的爹爹。
这次跟父亲见面后，王鲁云又回到香港，毕竟她丈夫的事业当时都在那边。此后，王鲁云和丈夫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大。
受到父亲的影响，王鲁云非常关心祖国的教育事业。为此，她特意在斯坦福大学设立了“王耀武将军奖学金”。这份奖学金，每年都会优先给到大陆的贫穷学子。在王鲁云看来，这都是在替父亲做些事。
而王鲁云的几个哥哥，除了早年病故的，全部都生活在哥斯达黎加，都在当地娶妻生子，过着不错的日子。
三：王耀武晚年的忧
女儿不凡，自己收入也不错，但晚年的王耀武也有忧愁的事，这其中之一就是：妻子郑宜兰提出跟他离婚。
说起来，郑宜兰一直是王耀武的贤妻。王耀武在外打仗时，儿女们都是交给妻子一人照顾。她是福建人，吃不惯山东菜，但每次丈夫一回家，她都会早早地准备好山东菜。
而在其他国军高官眼里，王耀武对妻子也是极好的。他从不在外沾花惹草，也没有三妻四妾，这在当时腐败的国军阵营里，是很少见的。
王耀武被俘后，已在香港的郑宜兰曾四处想办法，想把丈夫救出来。为此，她还被当地的骗子骗过几万块钱。
但在王耀武被特赦后，郑宜兰却跟他提出了离婚。因为这件事，后来有很多人乱传：称郑宜兰是在香港跟王耀武的副官好上了，还说她卷走了丈夫所有的钱。
对此，女儿王鲁云气极了，直接在《大公报》上发声明解释。她称母亲并未再嫁，而是想去哥斯达黎加跟儿子们生活在一起。但同时，她也知道丈夫身体不好，不舍得离开故土，便希望他能在北京找个老伴。因此，她才狠心提出离婚。
妻子没能再回到自己身边，对王耀武来说，显然是不小的打击。好在，1966年，在周总理的关心之下，王耀武迎来了自己的另一段婚姻。当时他娶的是北京的一名女教师，名字叫吴伯伦。
对于这位继母，王鲁云一直很敬重；而对王耀武来说，这也算是一个安慰。
1968年，64岁的王耀武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正如毛主席评价王耀武时所言，他这一生有功亦有过。但最终，他改过自新，站在了正义的一面。因此，他的抗日功劳祖国和人民自然不会忘记。
1980年，王耀武的骨灰被安放在了八宝山革命烈士陵园。对王家儿女们来说，这是莫大的欣慰。
“他是国民党那些人里比较明白的一个”，了解了王耀武被俘后的岁月，不知大家是否对这句话有更深的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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