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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魏书 袁绍传》的写作方式，体现出很强的时代背景。它对袁绍的历史功绩罕有涉及，反而夹杂大量的负面描写，围绕田丰、沮授的事迹，不断强调袁绍的昏聩与刚愎。
理由也不难理解。袁绍作为曹操的“驱除对象”，理所当然会被作为反面案例书写。
驱除者，一代之所因所胜也。凡断代史书，列所因所胜，皆在列传之首。--《三国志知意》
如果仔细梳理《袁绍传》，会发现其谋主沮授，在该卷中的形象明显失真，这无疑是曹魏官方的刻意行为。
本文想从这一特殊记载入手，谈一谈历史人物的形象勘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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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书 袁绍传》中的沮授形象
袁绍曾经是河朔霸主，也是曹操旧日的主君。因此曹操得势之后，为了宣扬法统，便必须要对袁绍进行污名化。
（袁绍）方收罗英雄，弃瑕录用，故遂与（曹）操参咨策略，谓其鹰犬之才，爪牙可任。--《为袁绍檄豫州》
《魏书》中的《袁绍传》，基本可以视作田丰与沮授二人的“附传”。其写作方式，是通过论述沮、田二人的“英明忠诚”，来反衬袁绍的“昏聩短视”，借此将袁绍塑造为一个愚昧的庸才。
对《三国志》而言，这种写作方式十分反常。因为纪传体史书，大抵奉行“隐恶扬善”的原则，往往会将与传主相关的负面案例，放在其他列传中进行书写。
举例而言，张昭的负面案例被放在《周瑜传》中，张郃的负面案例被放在《张飞传》中，郭淮的负面案例被放在《魏延传》中，马谡的负面案例则被放在《王平传》中。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类似袁绍这种，在本传中对传主直接加以贬斥的案例，并不多见。
以张郃为例，瓦口关惨败，在《张郃传》中被轻描淡写为“为张飞所拒”，但在《张飞传》中则被直书为“弃马缘山，狼狈奔走”。
（张郃）进军宕渠，为（刘）备将张飞所拒，引还南郑。拜荡寇将军。--《魏书 张郃传》
（张）飞遂破（张）郃。（张）郃弃马缘山，独与麾下十馀人从间道退。--《蜀书 张飞传》
由此可见，《袁绍传》涉及到的沮授言论，可信度确实要打一个问号。虽然不能尽数否认，但不加辨别地引用，无疑十分危险。
以下简要罗列分析《袁绍传》中的沮授形象，以作参考。
（1）画策定河北
沮授在《袁绍传》中首次出现，是为袁绍画策定河北。《邺中对》里“横大河之北”的战略方针，与袁绍“据河南向，以争天下”的本志相合。
沮授说（袁）绍曰：“……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魏书 袁绍传》
（袁）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魏书 武帝纪》
《邺中对》的历史价值，与鲁肃的《榻上策》、诸葛亮的《隆中对》相似。这段史料的作用，在于先入为主，将沮授塑造为袁绍的心腹谋主。
定下基调之后，便可以大大强化“袁绍不纳忠言，失败理所当然”的逻辑性。
（2）外放诸子
沮授再次出现，是谏阻袁绍废长立幼。
彼时袁绍外放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沮授称“必为祸始”。实际此话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
（袁绍）出长子（袁）谭为青州，沮授谏绍：“必为祸始。”绍不听。--《魏书 袁绍传》
袁绍诸子夺位相残，是在袁绍集团壮大之后；袁谭外放青州的时间，却在初平年间（190-193）。彼时的袁绍，自己都不成气候，长期处在张燕、公孙瓒等河朔军阀的威胁之下。
袁谭在青州任上，“北排田楷、东攻孔融”，战功赫赫，对袁绍集团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
（袁谭）北排田楷，东攻孔融，曜兵海隅，是时百姓无主，欣戴之矣。--《九州春秋》
（袁）绍复遣兵数万与（田）楷连战二年，粮食并尽，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无青草。绍乃遣子（袁）谭为青州刺史，（田）楷与战，败退还。--《后汉书 公孙瓒传》
因此，袁绍外放袁谭到青州，符合历史的客观需要。但在《魏书》当中，却将袁谭外放青州的时间线索，故意放在袁绍攻灭公孙瓒（199）之后，以作迷惑。
（袁绍）击破（公孙）瓒于易京，并其众。出长子（袁）谭为青州。--《魏书 袁绍传》
实际曹操十分清楚袁谭出镇青州时的历史背景，因为袁谭的青州刺史，就是曹操表奏的。
（袁）谭始至青州，为都督，未为刺史，后太祖拜（袁谭）为刺史。其土自河而西，盖不过平原而已。--《九州春秋》
由此可见，沮授所谓“必为祸始”的记载，即使是实情，也必定掺杂了曹魏官方的政治目的。
（3）官渡之战
官渡之战，是沮授活跃的高峰期。
彼时的沮授竭力阻挠袁绍南征，袁绍不听；沮授又劝袁绍打持久战，不要南渡黄河，袁绍又不听。
（袁）绍进军黎阳，遣颜良攻刘延于白马。沮授又谏绍……绍不从。--《魏书 袁绍传》
在反复的“不进忠言”之下，袁绍终于迎来的惨痛失败。然而历史真相并非如此。
官渡之战旷日持久，从建安四年（199）八月一直打到建安五年（200）十月，历时一年有余。袁绍麾下的兵士又多，数倍于曹操。因此，袁绍的后勤压力，也远高于曹操。
（袁绍）众数十万，以审配、逢纪统军事，田丰、荀谌、许攸为谋主，颜良、文丑为将率，简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魏书 袁绍传》
《孙子兵法》云：五则攻之，倍则战之。袁绍在军粮压力之下，选择利用优势兵力渡河强攻，本身并无不妥。
实际就《魏书》当中的记载看，袁绍渡河之初，一度取得战略优势，曹操后方“军民疲乏，多叛应袁绍”。
太祖与（袁）绍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应绍，军食乏。--《魏书 袁绍传》
时袁绍举兵南侵，遣使招诱豫州诸郡，诸郡多受其命。--《魏书 赵俨传》
可见沮授的相关记载，实际是以结果倒推原因，是曹魏史官的强词夺理。
如果仔细梳理袁绍麾下众谋主的意见，会发现审配、郭图、逄纪、许攸等人均支持袁绍渡河决战，真正的反对者，仅有沮授与田丰二人而已。
由此可见，袁绍绝非“不纳忠言”之人，《魏书》实际是刻意选取剪裁对袁绍不利的言论。
（4）联合刘表
官渡之战的胶着期间（200），沮授曾建议袁绍“遣别军助战刘表”，以袭击曹操的后方。结果“袁绍又不从”。
沮授说（袁）绍：“可遣将蒋奇别为支军于（刘）表，以断曹公之钞。”（袁）绍复不从。--《魏书 袁绍传》
乍看之下，袁绍“刚愎自用，不纳忠言”，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
按《刘表传》记载，“袁绍求援于刘表，刘表许之而不至，亦不助曹操”。可见袁绍已经做到位，是刘表不守信用。但在曹魏史官的笔法下，一切都成了袁绍的错。
太祖与袁绍方相持于官渡，（袁）绍遣人求助，（刘）表许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魏书 刘表传》
刘表奉行的是“保境安民，坐观成败”的中立政策，因此根本指望不上。但袁绍对于骚扰曹操后方，确实下过一番力气。
比如他曾派遣刘备率游军入汝南（袁绍老家）联络地方宗帅与黄巾支党，在曹操后方开辟第二战场。关于这一点，在《先主传》、《满宠传》、《李通传》中均有体现。
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汝南黄巾刘辟等叛曹公应绍。（袁）绍遣先主将兵，与（刘）辟等略许下。--《蜀书 先主传》
昔袁绍之难，自许、蔡以南，人怀异心。（李）通秉义不顾，使携贰率服，朕甚嘉之。--《魏书 李通传》
可见沮授之聪慧，与袁绍之愚昧，均非实情，实际与史料剪裁密切相关。
（5）沮授谢幕
在《袁绍传》中，沮授被擒之后，“谋还袁氏”，因此被杀。
沮授不及（袁）绍渡，为人所执，诣太祖，太祖厚待之。后（沮授）谋还袁氏，见杀。--《魏书 刘表传》
实际按《献帝传》记载，“太祖与沮授有旧”。在此背景之下，《魏书》对沮授的极力赞美，也便合乎情理。
（沮）授大呼曰：“授不降也，为军所执耳！”太祖与之有旧，逆谓授曰：“分野殊异，遂用圮绝，不图今日乃相禽也！”--《献帝传》
沮授既是曹操的朋友，又是袁绍的谋主，同时见证了袁绍“刚愎自用”的一生，可谓绝佳的宣传素材。
最重要的是，沮授被曹操砍了脑袋，因此也没人能再“证明”或“证伪”彼时的实际情况。
② 历史人物的话语权问题
官修史料有利有弊，其中最大的弊端，便是所有的辞令立场，全部来自胜利者，失败者是没有话语权的。
这种现象在纪传体史书当中，体现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
宏观层面上，失败的军阀，大抵会被塑造为反面人物。比如陶谦“昏乱忧死”，袁术“奢淫放肆”，吕布“轻狡反复”，公孙瓒“坐待夷灭”。至于张杨等人，干脆被称作“匹夫之不若”，竟连凡人的资质都达不到。
陶谦昏乱而忧死，张杨授首于臣下，皆拥据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无可论者也。--《魏书 卷八》赞语
微观层面上，军阀内部的文武将校，他们的意见与建议，其作用会被无限放大，甚至会出现“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怪异记载。
以下以“曹操立嗣”与“赤壁之战”为例，论述史料的剪裁问题。
（1）曹操立嗣
曹操立嗣之事，如果单从列传记载看，完全来自贾诩一人的影响。实际情况却不然。
太祖曰：“何思？”（贾）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魏书 贾诩传》
曹丕的党羽当中，毛玠、桓阶、徐奕、和洽等人均向曹操面折廷诤，乃至“宫人左右，共为之说”。因此贾诩顶多是起到重要作用，绝对称不上一语定乾坤。
（桓）阶数陈文帝（曹丕）德优齿长，宜为储副，公规密谏，前后恳至。又毛玠、徐奕以刚蹇少党……赖（桓）阶左右，以自全保。--《魏书 桓阶传》
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魏书 陈思王传》
至于曹植的拥护者中，丁仪兄弟、杨修、杨俊、荀恽等人，也都是出掌机密的重要人物。可见曹操对于立嗣人选，并无明确的立场倾向。
因此，夺嫡事件中，贾诩仅仅是核心人物之一，并非真正的决策人。
甚至可以说，曹丕在夺嫡过程中，一度处于劣势。曹植的拥护者并不比曹丕少，因此才能“几为太子者数矣”。
（曹）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脩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魏书 陈思王传》
只不过曹丕得势之后，曹植党羽的记载陆续遭到销毁，甚至连丁仪、杨俊等人也先后遭遇诛杀，因此相关史料无法流传后世。
景初中，（曹叡）诏曰：“陈思王（指曹植）昔虽有过失，既克己慎行，以补前阙……其收黄初中诸奏（曹）植罪状，公卿已下议尚书、秘书、中书三府、大鸿胪者皆削除之。”--《魏书 陈思王传》
（2）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前夕（208），贾诩曾竭力阻挠曹操伐吴。
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荆州，欲顺江东下。（贾）诩谏……太祖不从，军遂无利。--《魏书 贾诩传》
贾诩的实际想法，不得而知，可能与故主张绣暴死（207）有关。贾诩或许有“飞鸟尽、良弓藏”的自我担忧。
虽然陈寿将此事看作“算无遗策，奇谋百出”，但历朝史家另有观点。比如南朝学者裴松之，便公开声称“贾诩之谋，不合时宜”。
荀攸、贾诩，庶乎算无遗策，经达权变，其（张）良、（陈）平之亚欤？--《魏书 卷十》
臣（裴）松之以为：（贾）诩之此谋，未合当时之宜。--裴松之
这件事往深一些挖掘，便会产生一个疑问，就是除了贾诩之外，还有何人谏阻曹操伐吴？答案是，除了贾诩之外，无人谏阻曹操伐吴。
比如荀彧，便是曹操南征的重要支持者，还亲自为曹操拟定了作战方略。
太祖将伐刘表，问（荀）彧策安出，彧曰：“今华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太祖遂行。--《魏书 荀彧传》
赤壁之战中，曹营的重要文武几乎全数投入战场。可见彼时的曹营诸将，极力支持曹操南下，统一全国。
因此曹操南征（208），实际是大势所趋，也是曹操“从谏如流”的证据。但是因为南征失败，曹操的“从谏如流”便成为“不纳忠言”。
结合上一节提到的历史背景，便会发现，贾诩之于曹操，便如同沮授之于袁绍。对史料的刻意剪裁，会大大改变叙事立场与结论。
概而论之，官渡之战（200）实际是袁绍在众文武的支持下而发动的战争，充分体现了袁绍“虚心纳谏”的良好品质；只是因为战争失败，人物形象与历史评价便彻底颠倒。
袁绍成了“内多忌害”的寡量庸才。审配、逄纪、许攸等人沦为“贪而不治”、“专而无谋”、“果而自用”的猥琐小人。至于田丰、沮授，则被烘托为“屈从庸主，意志不得”的悲情英雄。
（袁）绍外宽雅，有局度，忧喜不形于色，而内多忌害，皆此类也。--《魏书 袁绍传》
（袁）绍兵虽多而法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逄纪果而自用。--《魏书 荀彧传》
可见对史料的运用，实际是服务于政治目的。《魏书》中的沮授之于袁绍，也不外如是。
③ 小结
南朝学者颜之推，曾不无感慨地表示：陈琳仕宦袁绍，则骂曹操为豺狼；仕宦曹操，又骂袁绍为蛇虺。前后反复，竟到这种地步。
陈孔璋（陈琳字孔璋）居袁裁书，则呼（曹）操为豺狼；在魏制檄，则目（袁）绍为蛇虺（虺即毒蛇）。--《颜氏家训》
对此，颜之推归纳为“时势所迫，不得自专”，但也同时承认“此文人之巨患也”。
在时君所命，不得自专，然亦文人之巨患也。--《颜氏家训》
可见对史料的剪裁运用，实际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
不难想象，《晋书》中对“长子形象”（司马炎、司马衷）的污蔑，均来自唐初帝王的意志（李世民杀兄继位）；《魏书》中对曹氏子弟的污蔑，均来自司马氏的意志；至于对袁绍等人污蔑，则来自王沈、缪袭等人撰写的旧版《魏书》，也体现了浓厚的时代背景。
沮授与田丰，兼资文武，知名当世，然而《魏书》对于二人的气量格度并不在意，主要是利用二人反衬袁绍的昏庸短视。
以田丰为例。他与曹操生于同一时代，但在《魏书》中竟找不到田丰的籍贯记载。
时代相近的《先贤行状》，称田丰为“巨鹿人”，又称“渤海人”。然而巨鹿与渤海相距甚远，可知魏晋之世，人们已经搞不清楚田丰的籍贯所在。
（田）丰字元皓，钜鹿人，或云勃海人。--《先贤行状》
由此可见，曹魏史家根本不关心沮授、田丰等人的真实形象，只是单纯要利用他们来丑化袁绍罢了。
子贡曾言：“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拟之于袁绍，亦为精洽。
我是胖咪，百家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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