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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弗朗兹·鲍厄斯出版了研究北美印第安语言文化的经典之作《美国印第安语手册》。自此以后，鲍厄斯开辟的北美文化人类语言学的传统，激励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后来加盟的应用语言学家对于语言、思维、文化三者关系的思考和探索。
回顾近百年来语言、思维、文化相关性研究，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做出如下结论：大量实证材料表明，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就理论研究而言，三者之间业已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既不存在孰先孰后的差异，也不存在孰主孰从的区别。这种观点，体现了学术界现已达成的一种普遍的共识。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语言、社会、文化与思维之间关系的讨论，在戴尔·海姆斯、约翰·甘姆普茨、乔士华·费什曼等人的努力下，逐渐形成了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如果说，语言是文化的积淀与折射，那么，采用跨语言比较的方式，通过对同一语言现象的考察，我们可以感受不同语言特色，了解不同文化差异，展示语言文化互动性。
如果说，词汇是社会生活的镜子，采用历时与共时研究的方法，通过对同一言语群体中词汇使用的研讨，我们可以借助于社会生活这一广角镜头，透视社会文化影响，探索语言变化机理，促进语言科学研究；如果说，语言是心灵的窗户，那么，采用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通过对说话人在语言使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诸种社会心理的观察，我们可以总结验证社会语言学语用原则的具体使用情况；
如果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那么，采用实验调查方法，通过对来自不同文化群体的研究对象言语行为的定量分析和对比研究，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之上勾勒出不同言语群体在语言编码和认知分类模式方面的异同。显而易见，相对于称谓研究、语言性别差异研究，以及语言性别歧视研究这三个方面的讨论而言，以上四个命题的提出，在更为宏观层面上，为社会语言学研究开辟了另一个研究领域。
依据这一研究格局，《文化·色彩·思维篇》所研讨的主要内容，都是围绕着语言、社会、文化、思维之间的关系而展开的。为了强调这种关联性，我们试图通过一些新生英语文化词语的讨论，说明语言使用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主要涉及社会语言学色彩语码研究方面的问题，具有明显的跨学科和跨文化比较的研究特色，旨在阐释文化对于我们色彩词库构成的影响。
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研究内容各有侧重，互不相同。但是，从体例编排方面讲，这些篇章的重点内容之间，都是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是通过对不同理论的评介与理解而体现的。这是因为，不管是从语言学理论探讨的角度来说，还是从语言的应用研究方面来看，有充分理由认为，人类的言语行为是受多重因素支配的。
有的来自于生理结构的影响，有的却属于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有的不但反映了社会文化方面的现实，有的还受社会心理因素的制约；有的不仅体现了物理学上的省力原则，有的更是语言系统本身“约定俗成”规律的具体表现。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现象，新时期的语言学家有必要敞开理论的胸怀，兼容并包；有必要倾听不同的声音，增进交流；有必要拓宽观察的视野，纵横捭阖，建立多种相关联系。
社会语言学与变化中的语言语言流变中的潮汐现象分析社会因素的影响，考察语言变化的理据，这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爱德华·萨丕尔在《语言论》中曾说：“语言是我们所知的最硕大、最广博的艺术，世世代代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无名氏作品，像山岳一样伟大。”
同样，在这部语言学巨著的第七章里，萨丕尔专门讨论了语言流变的问题。在萨丕尔眼里，社会中的语言，就像大海的潮汐运动一样，按照自身的客观规律，不断变化，永不止息。大海中的潮汐，按照大自然法则，在月球和太阳引潮力的作用之下，潮涨潮落，涌来退去。
每一次潮汐的到来引退，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运动模式，在海滩上留下了它的轨迹：晶莹剔透的细沙、五彩缤纷的贝壳、千奇百怪的海洋微生物，在太阳初升之时，或者留恋海边的平沙细浪，或者只顾一时的嬉戏，来不及随波而去，散落在广袤的滩涂之地。如此这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往复运动，循环不已，为一处处景色怡人的沙滩美景、海滨胜地凭添了不少生机与色彩。
生活中的语言，依据自身发展的规律，在社会文化大潮的影响和推动之下，也始终处于一种流变激荡的过程之中。时代交替、文明进步、社会变革、文化嬗变、科学发展、技术进步，构成一系列社会文化动力，在语言发展的历史上，留下了鲜明而深刻的印记：体现一种社会声望的发音变体形式，折射一场科学革命的术语表达，反映一种社会存在的话语模式，无不忠实地记录着人类文明、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的历程。
社会语言学的兴起，为我们从历时和共时这两社会文化，词语为镜：社会文化因素与语言使用关系研究个研究层面，提供了一种理论模式和观察视野，使得语言学家有机会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构建自然语言发展的生态模型，描述语言变化的过程，分析语言流变的理据，阐述语言、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昭示语言运动进步的发展方向。
社会语言学研究：文化色彩科学技术的昌明发达，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大量的新鲜术语；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为我们的衣食住行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使语言的表达更加精细有致；文化艺术的多元发展和相互渗透，为不同民族了解异域文化风貌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促进了外来语汇的积极介入；社会观念的变化进步，不但带来了新思维、新观念、新知识的内容，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全新的语言表达形式。
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对语言系统本身，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影响尤其体现在对于词汇系统的冲击与振荡。以下，我们仅从观念变化同辞书编撰、数字化生存与文化交汇、文化解读与文化误读、信息缺省和文化误读这几个方面，考察语言同社会的共变关系，进一步了解社会语境中人类言语行为的一般特征。
环境保护主义者同语言文字工作者的尴尬最近一段时期，我国的一些语言文字工作者，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对《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的有关条目的内容和定义提出质疑，其焦点是如何在词语定义的问题上，消除农业经济时代的不良影响，体现环境保护主义的时代精神，维护国家法律法规的严肃性。
这些讨论和质疑大都围绕着一些稀有动植物类属的名称定义和相关内容的解释而展开的。譬如说，动物类的老虎、黑熊，以及植物类的银杏，均属于国家动植物保护条例中所列内容，是明令禁止猎杀和砍伐的。但是，在《现代汉语词典》相应的词条下，对于这些词语的解释，确实有一些现在看来不合时宜的定义和说法：长期以来对于老虎、黑熊的滥捕滥杀，不一定和词典工具书对这两种动物的解释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云南热带雨林中银杏种群所遭受的灭顶之灾，同字典辞书对该树种的药用价值的描述和介绍也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客观而言，造成这些动植物遭受灭顶之灾的，主要是受传统生活方式和经济利益的促动。虎肉可以食用，虎皮能够制裘，虎血可以进补，这些都是中国千百年的传统观念，怨不得字典辞书的解释。
虎骨可以入药，熊胆能够治病，这也是传统中医学著作中早已有记载的。银杏树皮可以用来提炼治癌药物的重要成分，这是20世纪科学的新发现。不过，从语言与社会共变的角度来看，在百科全书、词书字典，乃至大中小学教材的编撰上，的确有必要确立新的编辑方针，制定新的编辑体例，提供新的释义内容，体现语言学应用研究的社会功能、服务意识、时代特征，达到学以致用，与时共进的研究目的。
在世界格局出现突变、社会结构发生嬗变、思想观念产生巨变、个体行为呈现多变之时，语言学家应当肩负起唤起民众意识、促进社会发展的重任。编写符合时代精神、体现社会风貌、反映科学发展的词书字典、百科图书、教材课本，这些都是语言文字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是，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语言学家还应肩负起一种社会责任感：在传播科学知识、生产技能、生活常识的同时，理应唤醒社会良知，使人们自觉地抵制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在努力提倡环保意识、摒弃传统思想观念、禁止滥捕乱伐恶劣行径的同时，宣传新的生活方式，使人们自觉地同传统饮食习惯决裂，接受健康的绿色行为准则。
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学家有必要回归到萨丕尔-沃尔夫假设所研讨的内容，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考察语言信息、话语模式、社会语义对我们行为模式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寻找有可能改变我们思维观念、生活方式的话语理据，体现语言文字研究“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精神本质。
社会语言学为考察现代生活中数字化生存方式和虚拟化交流模式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和研究平台。我们既可以选择某一特定的语言文化背景，考察这两方面的因素对于人们言语行为的影响，也可以通过跨文化比较研究，观察代表互联网主流文化的英语语言，对其他民族语言所产生的渗透现象与异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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