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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蜻蜓之眼”徐冰个展相关信息：
展览时间：2019-08-18 - 2019-10-27
展览机构：今日美术馆
开放时间：10:00-18:00（每周一闭馆），每月第一个星期六和世界博物馆日（5月18日）常规展免费开放。
展览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路32号苹果社区4号楼
近日，世界图像：徐冰《蜻蜓之眼》在今日美术馆展出，这是“影史上首部没有摄影师、没有演员的剧情长片”，一经展出，就吸引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如胡斌、蓝江、王小鲁、李洋、余天琦、王歌、唐宏峰等，他们以艺术为基础掀起了多轮文化思辨的热潮。为此，雅昌艺术网与今日美术馆合作制作了“徐冰《蜻蜓之眼》”专题，从社会、文化、美学等层面，对这件作品及其意义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解读。下文为中央编译出版社左翼前沿译丛和重庆大学拜德雅人文译丛主编蓝江的观点。
《蜻蜓之眼》是一次非常特别的尝试。
以蜻蜓为题，显然具有双关的意义。一方面故事情节的“女主人公”名字叫做蜻蜓，这是一个显性的意义，蜻蜓与柯凡之间的邂逅和感情线索，以及他们各自在尘世间为了生存，而演绎出一段段人间的悲喜剧。他们都如同毛滂诗下的蜻蜓一般，一会停在一个莠草之上，一会停在水中的荷尖上，一会又扑腾到水面，看似经历丰富，但刹那间都是一阵云烟，转瞬即逝，大地上实际上没有任何让它们可以驻留的场所，它们只能在水与岸之间来来回回的穿梭，“蜻蜓立处过汀花”，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给人一种十分美好的诗境，但实际上是蜉蝣一般的众生无处寻根，无处立足的佐证，它们只能在岸汀之间来来回回寻找自己短暂居留的场所，它们没有办法像海德格尔的此在在大地上筑造一个自己的窠臼，让自己变成一个永远漂浮流浪的生命。的确如此。蜻蜓和柯凡都是蜉蝣，是蛱蝶，更是蜻蜓，从奶牛场，到干洗店，再到装修豪华的大酒店，甚至整容后的蜻蜓担任网红主播，不过都是蜉蝣或蛱蝶一般的漂浮生命，在拍打起短暂而绚丽的水花之后，蜻蜓不得不寻找下一个立足之处。这或许是蜻蜓为什么在得罪了大明星并遭到网友人肉之后，选择了离开的意义，因为对于蜉蝣一般的蜻蜓来说，任何的辉煌和绚丽都不属于她自己，她并没有属于自己的世界。
《蜻蜓之眼》截图
但是，这些只是徐冰导演的一个非常表层的因素。换句话说，《蜻蜓之眼》的伟大，并不在于它为我们叙述了一个蜉蝣一般的故事，让一种漂浮在浑浑噩噩的世界的生命以视觉化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并不是这部影片最重要的成就，因为蜻蜓还有另一个意义。也是这部《蜻蜓之眼》具有的更为重要的意义。这个意义是技术层面上的，而重点在于后面的“眼”之上。懂得昆虫学的人都知道，蜻蜓的视觉器官是复眼，区别于哺乳动物的单眼。昆虫没有形成脊椎动物的强大的神经系统，也没有视网膜，它们对周遭世界的观察，立足于另一种方式。复眼不同于人类的瞳孔，因为瞳孔通过晶状体的折射将影像投影在视网膜上，而视网膜将这种视觉信息直接传递给大脑。蜻蜓的复眼十分特别，它是由28000多个小眼组成的。有趣的是，蜻蜓复眼的每一个单眼都只能看到一小部分事物，这种眼镜的构造只能抓住事物的片段，那么复眼的功能就是通过各个小眼的片段，最后合并成一个完整的图像。这样，对于蜻蜓这样的复眼生物来说，它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后来脊椎动物那样的可以把握整体世界的眼睛结构，它们看到的世界毋宁是一个拼图，一个由28000个小眼感觉到的片段合并起来的拼图，它们所把握的世界也是一种类似于蒙太奇一般的世界，一个将各个碎片拼合而成的世界。
“世界图像：徐冰《蜻蜓之眼》”个展现场 关键词展区
或许，这是徐冰导演将这个影片命名为《蜻蜓之眼》的动机之一。在影片的开头，字幕就表达了徐冰导演的愿望，即希望完全由现有的监控视频来“拍”一部电影，这些镜头取景于现实中的监控、行车记录仪、网红的镜头，甚至包含了电影频道上的新闻镜头。这些镜头都是片段化的，好像蜻蜓的小眼所捕捉到的画面一样，最后，在后期制作中，讲这些片段化的画面拼贴成一个“连贯”的故事，这就是蜻蜓复眼的功能，将片段综合成一个“完整”图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蜻蜓之眼》就是一个复眼的画面，每一个小眼所捕捉的片段都被幕后的中枢合并成为一个整体，一个之前不曾存在过的整体。对于观众来说，所需要的看的不是蜻蜓每一个小眼所捕捉到的片段，而是复眼加工之后的总体影像。
不过，《蜻蜓之眼》的微妙之处，不仅仅在于它是一部复眼式影片，将不可能粘贴起来的片段画面整合成一部“完整”的影片。里面还有一些更有趣的问题需要讨论。
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监控，因为正如导演徐冰所说，影片中很大一部分画面是来自于现实世界中的监控。谈到监控，我们最容易想到的是福柯的著作《规训与惩罚》，实际上这本书的法文名字就是Surveiller et punir，其中的surveiller就是监控的意思。在英文版出版的时候，surveiller被翻译为了discipline，北大的刘北成教授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创造性的发明了一个中文词语“规训”，来翻译了英文的discipline，而且规训已经成为了中国福柯研究的一个十分核心的词汇。不过，由于从法文的surveiller变成了英文的discipline，再到中文的“规训”，让这本书中的一个很核心的概念——“监控”——的意义弱化了。但实际上，在《规训与惩罚》的最后一章“现代监狱的诞生”中，与监控的关系十分密切。我们知道，福柯笔下的监狱实际上有种特殊的权力关系，即看守与囚犯的关系，看守除了直接惩罚犯人之外，另外一个凌驾于犯人之上的权力就是监控。如果说惩罚的意义在于犯人违反戒律之后的纠偏和惩治，以儆效尤之外，监控实际上在监狱中起到更大的功能。因为监控在于是否能发现犯人的违规行为，也就是说，监控实际上是在犯人并没有僭越规则的情况下实施的一种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实施方式就是观看。在看守的注视下，囚犯不得不保持着遵守监狱戒律的行为方式。这样，监控就是一个使囚犯的行为变成常规化的行为，因为在凝视和看的权力下，囚犯的行为模式被规训了，被塑造成一种常规行为，被翦除了异常和恣意妄为的行为，从而让囚犯的主体成为隶属于监狱体制下的正常主体。
不过，个别看守的看的目光毕竟是有限的，在他们的目光之外，囚犯仍然能够保持自主性，那些监狱中的陈规戒律只适用于看守监控的目光范围之内，在这个范围之外，囚犯的行为仍然不受羁绊。这样，囚犯变成了一分为二的两面人，在监视的目光之下，他们是循规蹈矩的囚徒，在目光之外，他们则恢复了自主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福柯特意提到了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的模型。圆形监狱对应的英语是panopticon，这个词很有意思，它的前缀是pan-，在古希腊语中，pan代表着整全，比如说古希腊的帕特农神殿，用现代语言写出来就是pan-theon，实际上意思就是泛指所有的神，即万神之殿。而pan后面跟随的词根是optic，从古希腊开始，这次的意思就是视觉，后来在现代物理学中的光学optics，也与这个词根有关。这样圆形监狱对panopticon的翻译是实际上是一种意译，而这次准确的字面意思其实是全视角的看，也有人将panopticon翻译为全景监狱，这个翻译更接近边沁设计监狱的原意，也意味着看守具有了一双类似于上帝的全景之眼，能够从圆形监狱的圆心处望楼，一览无余的看到所有的犯人的状况。这个全景监狱的设计，与其说是建筑学的，不如说是形而上学的，因为边沁的设计要害在于，从一种全景的视角，来取代有限看守视角的可见与不可见的二分，在这种全景视角下，保持了囚犯自主性的黑暗区域不见了，只留下了在赤裸裸的目光下的监控，他们不得不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着规范的行为。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的结论是令人震撼的，当他说整个现代社会成为了一座大监狱的时候，一方面指的是权力已经从有限的权力变成了全景敞视的权力，现代社会下的每一个体都无一例外成为了这个社会中的囚徒，他们不得不接受来自于全景视角的权力的驾驭；另一方面，也是相对来说讨论较少的一个方面，现代监狱的诞生不仅创造了现代监视技术，全景敞视的监控，而且也塑造了现代个体，所有的现代人实际上都是监控的产物，他们不得不翦除自身的不合规的部分，力图将自己生产为符合现代社会规范的主体，福柯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惊人的事实，在外表下看起来是自由的主体的现代个体，实际上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监控权力之下生产出来的个体，他们的自由仅限在于在监控下的规范自由，而处于凌厉的监控权力下的主体，才是现代主体的本质所在。
蜻蜓之眼工作照 摄影：牛涵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进一步来理解《蜻蜓之眼》中的玄妙所在。《蜻蜓之眼》全部是由监控所组成的，也就是说，这是一部由监控权力所组成的影片，尽管所有的监控权力在这里都是片段的。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全景敞视主义，完全不同于边沁的圆形监狱的设计，也不同于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的分析，因为我们今天根本找不到那个处于圆心中枢出的监控的高塔，也没有一个看守拥有这样绝对的权力去凝视一切众生。但今天的监控拥有着比边沁和福柯更加恐怖的力量，因为今天用来监控的，虽然不再是中心的望楼，而是分散在各处的摄像头和监控设施，包括行车记录仪、无人机航拍、手机和其他终端设备的摄像头等等。不过，发展到今天，监控的方式会显得更为复杂一些，因为这种看不纯粹是影像看，还有一些更为抽象的看，而这种看的权力尚未十分清晰地表现在《蜻蜓之眼》这部影片中，比如说手机定位的观看，手机持有者去任何地方，在做什么，都无时无刻被观看着。这样，今天的监控权力展现出一种离散（discrete）的特征，这种离散性是去中心化的，但是在每一个节点处，我们都被监控着，随着信息技术进一步从4G发展到5G，观看的权力正在日益弥合每一个死角，全景敞视主义在离散化的监控探头和定位下逐渐成为了现实。
徐冰导演显然在这个方面具有了相当的自觉，他在收集这些片段的时候，也意识到这些片段本身代表的监控的权力。例如，所谓的“男主角”柯凡在奶牛场工作的时候，有一个视频镜头就是一个顶着监控屏幕看的保安，旁边的旁白解释得十分精彩，因为在监控着摄像镜头保安也是被监控的一份子，拥有权力的人同时也被权力所监控。这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在这样的结构下，我们很难找出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人，因为每一个人实际上也处于被观看和监控的状态之中。在台湾导演黄信尧的《大佛普拉斯》中，两个赤贫的人，一个给富人当门卫的菜埔，和捡垃圾的肚财在闲暇时偷窥老板的行车记录仪，两个实际上没有权力的人通过偷窥的行为，实现了对老板的监控，尽管老板在最后回头望了一眼行车记录仪的眼神似乎在警告偷窥的菜埔和肚财，我才是真正拥有权力的人，但这种破除阶级层面的观看在现实社会中是可能的。反观《蜻蜓之眼》，我们看到了比《大佛普拉斯》更复杂的监控和观看权力的现象，在破案时，警察对监控的调用，日常生活中各种镜头等等。更有意思是网红女主播的镜头，事实上，这种镜头是一种马佐赫的《穿裘皮的维纳斯》式的镜头，因为它颠覆了施虐与受虐的关系，在镜头前的女主播是被监控的，而观看她表演的大众是隐身的，且具有了观看的监控权力，但这种权力关系是通过刷会员，买礼物等现代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女主播在镜头前销售了监控权力，让本不具有权力的人通过金钱的方式攫取了短暂的权力快感。当柯凡一口气送给还不能判定是否是他前女友“蜻蜓”的女网红潇潇大量的礼物之后，在潇潇直播的弹幕中出现了“富二代”的评价。这就是一种权力的倒置，在资本运作下的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取监控权力的例子，但实质上女网红才是支配着，她屏幕前的一颦一笑都成为穿着裘皮的维纳斯手中的皮鞭。
实际上，福柯不仅谈到了监控的权力，还谈到过话语的权力。同样，在《蜻蜓之眼》这部影片中，徐冰导演为我们展现出来的不仅仅是离散化的监控权力制造的全景敞视主义的视角，他还从一种特殊的角度为我们展现出现代权力的另一个视角：话语的生产。
监控的权力不是一种积极的权力，而是一个消极的权力，因为在监控的目光下，看守决定了囚犯不能做什么，同样，在监控摄像头之下，或者在巨大的视频监控网络之中，定义的也是我们不能去做什么。在一些精明的行为者那里，他们意识到他们要实现他们的行为自由，需要遮蔽甚至破坏摄像头，因为摄像头制约了他们的行为，因此让他们的行为保持在一个受约束的层面。但是，一种更显著的权力是话语，一旦生成某种话语，并与监控效果相衔接，就能产生出一种更有效的权力机制，这种权力机制不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权力，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曾将之称为积极的布置（positive disposition），那么怎样来实现这种积极的布置呢？
《蜻蜓之眼》剧照
首先，我们以《蜻蜓之眼》中潇潇为例，潇潇在直播中无意中表示自己比某个女明星年轻，也比女明星好看，立刻得罪了这位明星。明星并没有像之前蜻蜓工作的干洗店的女顾客那样，直接来找茬。而是利用了她具有特殊的话语权力。女明星通过搜索潇潇以前的记录，发现了她整过容，并且找到了整容之前的照片，并通过其他人将这个“秘密”贴在网上，瞬间引爆了网络，一时间女网红整容的话题成为热搜，并成为了网民们嘲笑的对象。整容的话语，一下子让潇潇丧失了话语权力，从一个网络红直接跌落为常人。其实，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监控的图像是单一的，没有意义的，但经过填充一定的意义之后，单一没有意义的图像素材瞬间变成了意义，成为了生成了所谓的“真相”，从而让这个“真理”毫无阻隔地在整个监控空间传播。生成意义的方式不纯粹是叙事，或者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意义，有时候，两个图像的并置，足以生成话语，并形成所谓的“真相”，这就是话语权力。
之所以为“真相”打上引号，是因为它并非真正的真相，而是透过话语权力，让其充实并显现为“真相”。图像本身是无意义，而图像也不是纯粹的真相，但是通过某种话语的链接，可以让孤立的图像或影像具有了生产“真相”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真相”的生产，并不是唯一，在不同的话语的支撑下，实际上可以生产出不同的“真相”，这就是所谓的后“真相”时代，在影像和图像大量充滞着数字空间的时候，最关键的并不是我们是否能从诸多纷乱复杂的影像下追溯出真相原本的样态，而是谁拥有了界定话语的权力，并能将所有的图像衔接成一个连贯的叙事，那么他就生产出了“真相”。更为赤裸的现实是，今天的网络中的事实和民意，准确来说，都是随着这种话语生产来摇摆的。说白了，在今天这个数字化和网络化时代里，在这个通讯技术高速发达的时代里，只有两个东西最为重要，代表着监控性的图像，它实现着监控权力，直接将观看的目光投射到人们的身体之上，让人们保持着常规化的身体；代表着生产性的话语，它代表着话语权力，它将离散的监控权力统一成一个连贯性的事实，而两者的结合就是“真相”。难怪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会说：“在今天，除了身体与语言，什么也不存在。”
或许，在这里，我们才能理解《蜻蜓之眼》的特殊意义。这部影片的价值并不在于给我们用监控视频讲述了 一对底层男女与生活搏斗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徐冰导演谈到了一个极为深刻的东西，即将不可能连贯起来的监控视频，用他的话语连贯成一个看似合情合理的“故事”。电影里的监控是离散化的，叠放在一起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主题，也不可能有什么故事。但是这正是这个影片的关键所在，徐冰导演显然不是像福柯和阿甘本那样做一个详尽的影视考古学研究，更不是德波和戈达尔式的论文电影。事实上，我看到了一种希望，即生产出一种不可能的希望，用现有的真实素材和独特的话语衔接方式，来生产出一种特殊的对象。
谈到这里，必须要提到一位当代哲学家的名字，他叫格拉厄姆·哈曼（Graham Harman），他和雷伊·布拉西耶、伊安·格兰特、甘丹·梅亚苏等人组织了一个思辨实在论的运动，曾经名噪一时。不过，哈曼最大的理论贡献是他的OOO理论，即面向对象的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object不能理解为物，尤其不能理解为可以具体化的物，因为曾经师从于拉图尔的哈曼已经意识到，在今后的空间里，现实的物实际上并不是支配性的，这也是他为什么坚决反对梅亚苏将思辨实在论称之为思辨唯物主义 的原因。
哈曼十分清楚地解释说，他的OOO体系，实际上来自于计算机领域的OOP编程，即面向对象的编程(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面向对象的编程最重要的是，将不同的异质性的因素，可以囊括在一个对象包之中。简单来说，通过一定的封装，不同的因素可以在整个程序运行中看成一个模块，而这个模块就是对象。如果没有对象，程序便无法理解其中各个要素，也根本无法运行。在《蜻蜓之眼》中，徐冰导演最重要的操作就是蜻蜓的对象化。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蜻蜓之眼》搜集的各个监控影像中的蜻蜓，根本不是一个人，而是诸多零散分布在不同时间段，不同地点（不全是国内的影像，甚至还有一些是海外的影响）的影像构成的。除了蜻蜓之外，柯凡的影像也完全不统一，甚至在影片中那个被柯凡用热汤浇伤的为富不仁的女子也不是由同一个人的影像组成的。但是，我们在看影片的时候，尽管很明显地察觉出来里面的人物差异，但并不影响我们将主线的叙事进行下去，为什么？因为蜻蜓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个物，而是一个被生产出来的对象，一个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对象，柯凡亦是如此。这样，通过监控镜头蒙太奇拼贴出来的形象，构成了一个新的对象，这个对象可以让我们在阅读影像时忽略掉它们的外在形象上的差异，忽略到监控视频时间节点和地点的异质性，也忽略掉偶然出现的突兀的画面。让蜻蜓和柯凡故事的运作的就是“对象”，一个在监控权力和话语权力生产出来的作为“真相”存在的“对象”，这不仅仅是《蜻蜓之眼》这部电影的得以运作的奥秘，也是我们今天这个高度数字化和网络化时代的奥秘。
《蜻蜓之眼》剧照
一部好的影片，并不在于它多么完美的实现了逻辑上的连贯性，也不在于它多么深刻地塑造了人物形象。相对于今天的世界来说，这种连贯完美地运行逻辑恰恰遮蔽了我们对数字化世界的领域，让我们停留在话语权力所包裹起来的襁褓之中。我们需要的是撕裂，透过某种方式，为我们指出一条无法化约为日常生活庸庸碌碌的功利逻辑的道路。我相信《蜻蜓之眼》是这样的影片，我们很难将其归类，我们甚至可以提出这样的疑问，它真的是一部电影吗？与这种疑问相对应的，正是这个影片中无数的撕裂带来的震撼，因为影像的撕裂也正是对伪装成和谐一致的我们现实生活的撕裂。蜻蜓的消失是一个不错的设计，她投河了，还是重新整容了，还是化作了无数的化身？在经历了网红事件之后，蜻蜓消失了，她不存在，又处处存在，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一个叫做蜻蜓的女子，到最后警察的监控视频下蜻蜓无处不在。这不仅是蜻蜓的命运，也是坐在电脑前或者手机屏幕前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一个撕裂的我们，被数字化和对象化的我们，在这个数字世界里，我们无处不在，又似乎根本不存在，我们自己就是被各种单眼的感知碎片，被各种影像拼贴起来的对象，是的，无处不在的蜻蜓同时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蜻蜓，因为我们和蜻蜓一样，在网络世界中，在监控的权力和话语权力之下，我们都被拼贴成为复眼化的蜻蜓。
影片从佛寺开始，蜻蜓下山，也在佛寺终结，蜻蜓的返回。这种设定，似乎有《红楼梦》里的一僧一道对那块遗石的谶语，蜻蜓下山了，蜻蜓归来了，归来的蜻蜓不再是那个纯粹的 蜻蜓，它的身上已经沾满了尘世里的监控权力和话语权力。之前告诫蜻蜓的大师也消失了，宁静的寺院已经被香火隆盛的寺院所取代，这里已经没有了蜻蜓的家园，也没有一僧一道。仿佛间，我们又回想起了毛滂的《浣溪沙》中的名句：“略彴断时分岸色，蜻蜓立处过汀花”。
作者简介：
蓝江，1977年出生于湖北荆州，现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当代欧陆激进哲学思想，翻译了巴迪欧的《存在与事件》、《哲学宣言》、《第二哲学宣言》、《元政治学概述》、《小万神殿》、《数学颂》和阿甘本的《敞开：人与动物》、《语言的圣礼》、《宁芙》，朗西埃的《美学中的不满》。现为中央编译出版社左翼前沿译丛和重庆大学拜德雅人文译丛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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