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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影像艺术学者、策展人、专栏作者傅尔得的展览评论、访谈集《在场：亲历11个重要美术馆摄影展》和《对话：21位重塑当代摄影的艺术家》，历时一年多的编辑、完善，已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
作为社交功能的摄影会被另一种语言取代吗？
受访者 | 傅尔得
采访者 | 何青
何青：傅尔得女士您好，读完《对话》和《在场》两本新书后，我的感受是它们应该可以成为摄影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一，当然我也很好奇您是如何拥有这样丰富摄影知识体量？在一些访谈里看到您的摄影兴趣来自大一时加入的摄影组，以及“侠客老陈”对您的影响。但我们知道一门跨学科的学习更多是自我驱动和时间投入，那么您在刚开始接触摄影时，通过哪些方式建构了自己的知识体系？
傅尔得：谢谢您这么说，我从事摄影领域的书写已经有十几年了，积累其实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回想起来，大一时因为进了学校的摄影组，由此接触了摄影。那时，其实并不是因为多喜欢摄影，更多的是一个让人有归属感的相处十分融洽的团队对我产生了感召。
在本科期间，学校大大小小的任何性质的活动，我们摄影组的同学都会在现场，此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自己的创作，那期间，的确是通过陈老师的带领，进行了大量的实战拍摄，在此过程中对相机及摄影技术也有了很深入的把握。但那之后到现在，能一直持续对摄影的热爱，就真的是陈老师当初点的那一把火，那小火苗一直到现在还在燃烧。所以，对摄影的实践是平行于我在本科和研究生期间的新闻传播专业的学习的，之后，随着我逐渐将摄影作为职业，对摄影的研究就变得体系化和专业化起来。
这过程中，我采访了不少摄影艺术家，也写过不少评论类的文章，我从很多杰出的摄影师那里获知了他们不同的成长过程以及他们对创作的想法和实践过程，这些丰富的一手资料，在拓展了我对摄影领域了解的广度和深度的同时，更让我贴近图像创作第一线的实况。此外，我也从各种书本中逐渐累积了摄影领域和整个艺术史的知识架构，但除书本之外，更重要的是与我近些年来一直频繁往返于世界诸多不同的美术馆有关，美术馆是我吸收庞杂艺术知识最重要的源泉。
《对话：21位重塑当代摄影的艺术家》是当代影像学者、作家傅尔得近年来对当下具有影响力和潜力的国际摄影艺术家的访谈合集。她的采访对象遍及世界各地，涵盖了各个门类的当代摄影实践，对当代摄影的发展面貌和趋势进行了极有意义的探索。
《对话：21位重塑当代摄影的艺术家》，内页
何青：成为摄影写作者是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确定的事？在这之前您是否从事过其他工作？
傅尔得：写作是很早就开始了，但要说到“确定”，这的确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我说的“缓慢”是指在我内心产生强烈认同的过程。一开始，或是源于兴趣或是完成一些媒体的约稿而去采访或写作。但当我开始为媒体写专栏时，我的写作就变得更为主动性，也开始变得更系统性。我一开始工作就进入了艺术领域，多年前，我曾在上海的一家德国摄影画廊工作过几年，那让我对摄影生态的重要一环，也就是一级市场的画廊的运作有了深刻的了解，包括策展、作品装裱等等方方面面，当然，也由此频繁接触了影像生态中的二级市场拍卖会，以及博览会等环节。当然，这中间也对摄影师、画廊和藏家之间的合作及关系的处理等有了诸多的体认。
何青：2016年您出版了摄影评论和行走杂文的处女作《一个人的文艺复兴》，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回响。17年您接着出版《肌理之下：一个人探寻台湾摄影》，对台湾摄影进行了全方位的调研。那么，从创作主题、行业状态、社会氛围等方面您认为台湾和大陆之间有何关联？现在来看对于这两本书您作如何评价？
傅尔得：这些年来，我采访了很多境内外艺术家，这也包括很多其他地区和国家的艺术家，摄影创作相比其他媒介，其更大的不同在于它与现实的关联更直接和广泛，这是一个紧随时代性的媒介，所以，两岸之间的摄影也跟其他任何地方一样，都涉及艺术家对自身所处社会的反应，作品也都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流变而发生转折，而我们则可以通过他们的作品，更深入和全面地了解对方。这两本书于我而言，至今仍然是非常珍贵的，我永远不可能处在当时的时间和情绪，写出同样的文章。所以，现在看来即便有不足的地方，但在当下都是非常认真的书写和整理，都记录了当时的我对摄影的理解和认知。
《一个人的文艺复兴》，2016年，中国摄影出版社
何青：2017年出版的《肌理之下：一个人探寻台湾摄影》不仅访谈了创作者，还涉及到摄影藏家、画廊、博览会等等，在这些摄影相关行业的访谈中，您是否对影像收藏产生了更深的认识？
傅尔得：这是一定会的。在《肌理之下：一个人探寻台湾摄影》这本书中，我采访了诸多台湾摄影生态中各重要环节的一线专业人士，这些访谈让我获得了鲜活的行业一手资料，更全面地了解了摄影生态的当下状况。台湾藏家普遍会按自己的收藏理念去进行系统化的收藏。和大陆藏家一样，台湾藏家也较多地收藏老照片，有一点不同的是，他们会比较多地收藏日本摄影师的作品，比如中平卓马、森山大道、荒木经惟等日本有代表性的在艺术市场上也很活跃的摄影师。美术馆和博物馆也会拨一部分预算专门收藏摄影作品，如台北市立美术馆就收藏了不少台湾当代摄影师的作品，印象很深的是，他们曾编列了一千万左右台币的预算，收藏了已故艺术家陈顺筑的部分作品。
《肌理之下》，2017年，浙江摄影出版社
何青：那么，台湾的美术馆是否会倾向于收藏带有本土化、纪实性的摄影作品？对于摄影师来说，如果希望获得更多平台的支持，是否有一些题材选择上的倾向？
傅尔得：应该可以这么说，收藏美术馆所在地区艺术家的作品，构建在地化艺术家的收藏脉络，是每一个在地美术馆在能力范围内的责任和使命。其实，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的博物馆，从其馆藏和展览都能看出这样的倾向，他们都是在梳理、收藏在地艺术文化脉络的基础上，再放眼更为广阔世界的某一方面的艺术收藏。题材倒不一定是第一位，因为就算抓住了题材但若没有独特的艺术语言，那也是没有生命力的作品，当然，在艺术语言创作手法独特性的基础上，若反应了时代性，反应了在地的生活、文化、社会变迁与群体命运的作品，就历史文化价值而言，必将成为反应一个地方文化的一部分，若是有能力的有责任的美术馆，应该会收藏。当然，也因为在地的就是世界的，作品的时代性也会吸引不同地域、国家的藏家、美术馆等的收藏。
何青：近日您出版了两本新书，那么在进行摄影书写时，您是否有意识地在建构自己的写作体系？例如从2016年至今出版的这4本书，它们之间具有怎样的关联？
傅尔得：可以说，这是一个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过程。《一个人的文艺复兴》是一本较为散漫的文集，内容不仅有关摄影，也有关我在某一个阶段对周遭世界和某些问题的个人看法，或者是我个人人生经历的纪录，那里面的很多文章，在写的时候其实没想着要发表，只是当下觉得非写不可的一些自我交流与抒发，现在看来那是非常真诚且肺腑的，从这个角度说，这本书既是私人又公共的。接下来的《肌理之下》、《对话：21位重塑当代摄影的艺术家》和《在场：亲历11个重要美术馆摄影展》这三本书，都是与不同媒体合作的专栏或专题式文章的集结，它们都是非常系统的有针对性的写作。我是希望自己尽可能地一直去做采访和写评论，由此持续去获得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影像艺术家在创作上的一手资料，在了解他们的人生、创作概念的同时，了解他们在运用摄影这一媒介时所发生的变化。基于这些大量的扎实的了解，我的写作才有可能变得更为抽象性和理论性。
何青：新书《对话》里摄影师的创作题材涵盖种族、历史、城市、自然、家庭等等，他们也有着多元国家背景，那么在访谈前您如何进行的艺术家和作品选择？面对各种不同文化背景或者陌生的话题是否会对您产生困扰，如何克服的？
傅尔得：因为是和杂志合作，所以这就存在自由度和信任的问题，有时候是我自己选择对象和主题，有时候则是杂志编辑的意愿，当然，更多是我们共同的兴趣或至少是折衷的选择。在作品的选择上，呈现出了个性化特色的影像语言的是基本的，或起码是在某一议题上体现了个人独特观点的作品。对于后面的一个问题，当然了，近些年来也因为工作的需要，我一直在路上，一直来往于世界不同地方，特别是纽约和伦敦，这些城市都是文化的大熔炉，是多元化和包容性都极强的城市，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而我一直对不同的文化和地点都充满了好奇，这些好奇一直都在给予我很大的刺激和养分，所以，不同的文化背景或话题对我一点也不是困扰，反而是激发我的兴趣和写作动机的所在。
《对话：21位重塑当代摄影的艺术家》，内页
何青：书里末尾两位摄影师的作品令我印象深刻（因为最近对时尚、色彩关注较多），您是否也会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兴趣点，近期会有哪些类型的作品吸引到您？
傅尔得：是的，《对话》一书最后的两位摄影师是女性摄影师：Maya Fuhr和Viviane Sassen，她们是偏时尚这一块的，她们代表了近年时尚摄影无论在拍摄手法还是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她们所反应的文化流变总体上是基于新一波两性平权的社会大趋势而来。
今年以来，我的兴趣点就转换了好多次，我先是好奇疫情时代摄影师的创作题材和模式，很有趣的是，疫情严重时有些很有名的摄影师甚至在透过电脑屏幕进行一些异地拍摄。今年初，在美国艺术家Beeple的一件JPEG作品《每一天：最初的5000天》在佳士得拍卖近七千万美元之后，我也认真研究过非同质化代币NFT，主要是看看这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收藏形式会对摄影产生哪些影响。而随着AI技术的发展，影像领域运用AI的深度造假事件和现象，越来越频繁地在发生，这也让影像的发展方向和新的伦理困境等议题，一直持续受到业内甚至外界的关注和讨论，我看了一些相关方面的书籍，也找了大量的案例，从中形成了一些观点。或许，疫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画廊行业的洗牌在这段时间也很明显，有很多中型画廊在关闭，这让顶级画廊在近几个月来一直都在频繁收割那些中型画廊培养起来的杰出艺术家，也因此，我对活跃在上世纪80年代的图像一代艺术家的现状产生了兴趣。
当然，随着“元宇宙”在最近几个月成为金融领域的讨论热点，其概念的推行和技术的配套等将会对摄影行业产生哪些影响，也是我所关注的。其实，目前将元宇宙概念进行实际的经济投资和转化的还只有游戏公司，所以我研究了虚拟摄影在游戏中兴起这一个议题，在研究过程中我似乎进入了一个兔子洞，发现了很多奇妙的东西，这个过程也给我很多的启发和乐趣。
最近，我的兴趣点放在了那些反应了环境变化气候灾难的影像作品上，因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8月公布的报告在全球引发了震动，报告明确表示气候暖化的不可逆转，人类是否能合作起来努力在2050年将碳排放量降到接近零，这将是我们整体人类面临的最重大且紧迫问题之一，由此，我研究了不少国内外创作者的作品，发现了非常多的艺术家一直在以这一议题进行创作，他们的视角也都非常的精彩和深刻。
何青：说起区块链技术对摄影收藏的影响，2018年柯达发布了KodakOne平台和数字货币KodakCoin买卖照片，图虫在去年和蚂蚁金服合作建立了原创版权平台。
傅尔得：新的技术和概念会带来全新的机会，特别是对那些曾经改变过游戏规则或率先改变过行业方向的公司而言，他们就曾在冒着巨大风险的同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柯达公司就曾选对了方向，引领了胶片时代的成功，但随着数字时代的临时，他们尝试过被时代鞭打和抛弃的滋味，而在经历了翻滚起伏后，他们想要在当前以区块链作为底层技术的数字货币正欲开启的时代，再一次把握住机会。当然，这更是诸多新创公司的机会，特别是那些想要有一番作为的图片公司。虽然目前并没有很多摄影师成功销售NFT的案例，但天然作为数字内容一部分的摄影，有着在这一领域大有可为的潜力。
《在场：亲历 11 个重要美术馆摄影展》是青年影像学者、作家傅尔得亲赴泰特现代美术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布鲁尔分馆等世界主要美术馆，探索近年来的重要摄影展，如沃尔夫冈·提尔曼斯 、杉本博司 、辛迪·舍曼 、埃里克·索斯等个展，描绘摄影在当下的现状及趋势，呈现各美术馆的馆藏实力、研究重点及价值取向，并从中一窥其背后的文化角力。
《在场：亲历11个重要美术馆摄影展》，内页
何青：聊回另一本新书《在场》，您以11个重要美术馆摄影展为起点带领读者在影像时空交叉处巡游，那么，作为指引者您在看展时会重点关注哪些部分？同样兼具策展人身份的您，会不会也有想要批评或吐槽的点？
傅尔得：展览是整体性的，当然作品是展览中最重要的部分，但展览的主题如何被策展人体现出来也很重要。我个人会以多重身份去看一个展览，作为观众也好，评论者也好，也自然地会从策展人的角度去看展览，比如作品的装裱、呈现方式、展厅的布局，文字、相关资料、书籍等等，这是一个整体性的观看。我在展览、美术馆画廊的挑选上，都已经挑选过滤了，所以基本上是本着学习的态度去看展览。当然，这中间也会出现一些所谓的“吐槽”的部分，但这些地方就会成为我的镜鉴。但我是觉得一个展览必然会受各种条件的限制，观众也千差万别，众口难调，所以，策展人尽力做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最好的呈现，其他的也就不用考虑太多。
何青：看完这本书后我有个感受，“把作品捐给美术馆才是正经事”（戴安·阿勃斯，笑），当然作为写作者的您在梳理文章时会产生一些和写作时相比不一样的感受吗？
傅尔得：的确，作品被重量级的美术馆收藏，对艺术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无论在市场上还是学术地位上等等，都会起到加乘作用。所以，艺术家一般都不愿意把作品随便卖出去，画廊也有严格的标准，画廊在卖作品时会精心挑选藏家，那些把作品放在手上后没多久就转手去拍卖的藏家会进入画廊黑名单，而那些最后会把藏品捐给美术馆的藏家，或者最后会建立一个私人美术馆的藏家，就是优质的买家了。
说到你的提问，当然，我常常就是因为对某一个艺术家感到好奇，或对某一个议题有疑惑而去写作，因为写的过程，就是我的解惑过程，因为我会查阅各种资料，进行资料的系统性梳理，这过程中就会慢慢地把这些疑惑弄清楚，甚或因此产生很多想法和观点，往往，这个过程中我也会推翻自己之前的某些成见或想法，这也是我持续在写作的重要原因。
戴安·阿勃丝《摄影之初》个展；纽约大都会博物馆（The Met Breuer）
何青：这两本书来自近几年来的各个摄影杂志约稿，您和杂志的一般合作流程是怎样的？在有了一定的积累后您会关注于某个摄影领域吗，写作话题是否会有哪些方面的倾向性？
傅尔得：其实，我觉得流程倒不是合作的重点，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流程，但也差不了多少。我比较注重的是合作中双方的信任和尊重，如果是遇到合拍的编辑或主编，我会很珍惜，也会一直合作下去，当然，如果碰到不尊重作者的编辑或媒体，合作就绝对不会持续了。合作是人与人的合作，人才是我考量的重点，因为我的合作往往会持续很长时间，我希望这个过程是愉快和信任的。至于写作的倾向性，摄影因为和现实、技术的发展密切结合，我希望能尽可能广泛地关注到这一媒介发展的方方面面，紧紧“监测”其任何的风吹草动。
何青：您的行走脚步从武汉到伦敦、纽约，又到上海，在这些不同城市、文化、艺术背景和氛围影响下，您对于摄影的认知是否产生过变化？这些生活经历对您的写作风格/主题又有何影响？
傅尔得：不同城市的影响，会让我对多元文化产生更多的认同，在尊重不同文化独特性的同时，更相信我们要相互尊重和宽容，这种异地思考反应在摄影上，是对影像文化更为深入的多元理解和尊重。同时，也反应在我的写作上，无论就主题还是内容等，我好奇并尊重一切的不同，我变得更为世界主义，相信不同的文化需要碰撞和交流，才能形成一个更为精彩并有活力的世界。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个展《2017》；泰特现代美术馆，2017年，傅尔得 摄
何青：您既是访谈记者、摄影评论人也是策展人，在这些切换的身份中您是如何进行自我定位的？还有想要尝试的领域吗？
傅尔得：这些身份虽看起来不同，但却是一体的，我更愿意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在艺术领域持续不断地吸收、探索和输出的角色。同时，除了影像媒介，我对其他任何的艺术媒介和形态都很感兴趣，独树一帜的中国传统山水画我也很爱，我也曾访问过一些非常杰出的陶艺家，当然，西方的绘画及其流变我也很沉迷，此外，录像艺术和任何新形态的实验电子艺术等我也很有兴趣，艺术世界是一个非常浩瀚广阔的世界，我都想去深入了解。
何青：新闻专业的训练对您的写作有何影响？
傅尔得：新闻专业的训练，会让我既从写作者，同时也一定会从读者的角度着手。新闻写作最基本的要件，无外乎是5个W和1个H, 即Who, What, When, Where, Why和How，也就是要尽可能地让读者看懂你在写什么，在表达什么。所以，我在写作时，会致力于尽可能通俗易懂地传达信息，尽到一个信息传达者的基本责任。同时，我会尽力关照到更广泛的社会、历史层面，让文章有一个时间和空间上的纵深感，这就需要平时尽可能多地去关注时事，持续补充文化在纵深上的多元知识。
辛迪·舍曼 展览现场，柏林收藏家美术馆；图片由柏林收藏家美术馆提供
何青：从您的专业角度来看图像时代的未来会有哪些值得忧虑的事，短视频和手机的出现已使专业相机和摄影记者受到冲击，接下来还会有何影响？
傅尔得：说到图像时代的影像，其实图像一直伴随着技术在发展，在互联网的屏幕时代，截屏成了新形式的快照，摄影成为社交语言，是人们存储、表达信息的方式。我们对摄影的使用，已经频繁到忽略了它作为一个媒介的存在，摄影以社会集体潜意识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现在几乎就生活在一个虚拟世界表面的时代，但改变在悄然中继续发生，伴随着世界从互联网走向元宇宙的呼声越来越强，我们将从依附在虚拟空间的二维表面，进入到增加了空间、时间维度的四维空间中。在融入了人工智能、增强现实以及虚拟现实等元素的元宇宙时代，沉浸式的体验将成为生活的关键。
而作为互联网时代社交语言的图片，在我们集体向虚拟世界的深处走去时，将面临什么？图片的生产与消费方式等都将面临不确定的变化，或许，人们将可直接以意识流来沟通，而其形式或许比二维图片要复杂得多。在元宇宙的时代，作为社交功能的摄影可能会被另一种社交语言所取代，从而回归到纯粹的创作行列。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个展《2017》，泰特现代美术馆；2017.2 傅尔得 摄
何青：之前您也发表过一篇关于游戏摄影的文章里面提到“虚拟摄影在异军突起”，那么您如何看待游戏摄影在传统摄影、商业摄影或者是风光摄影上的延伸？它是否对摄影的未来有一定预示？
傅尔得：现在的虚拟游戏摄影，远远超过了截屏，是游戏中的虚拟化身拥有一个虚拟的手机，可以像我们在现实中一样，晃荡在游戏中的场景里，遇到想拍的对象或景观，点开虚拟手机中的虚拟拍照软件，变换自己的位置，调整镜头，拍照上传。这预示着我们的现实生活与虚拟世界的界限，正越来越模糊，我们正日益适应虚拟的景观。也因为图像技术的发展，我们越来越通过模拟来体验“真实”，这正如鲍德里亚所预示的，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比真实还真实的“超真实”世界里。
何青：这其实让我想到疫情期间的线上办公、线上课程和线上展，隔离时期人们的线上经验似乎是“元宇宙”的助推剂，再加上最近的“小红书滤镜景点道歉事件”，让不少人对图像的真实性和社交性产生了质疑，这么看好像未来并不是特别乐观。
傅尔得：疫情期间我们确实经历了工作、生活整体往线上的迁移，而且，很多趋势专家预测这种现况将会导致我们生活方式的永久性改变，也就是即便之后疫情结束了，由此而促成的向虚拟的全方位转移，都将成为深远和永久性的，现况确实如您所说是“助推剂”。
摄影作为一种媒介，随着我们的技术发展和虚拟社交的生活方式，它刚好被用来即社交，又纪录、创作，这是时代的选择。或许，随着技术的发展，当下一波的社交语言不再以摄影为主的时候，或者说，下一波的技术，如以元宇宙为主导的技术下，人们交流信息的主要方式发生了变化的话，摄影的社会属性就会随之减弱，就比如作为信息时代原住民的年轻人从来就没把报纸和电视当成他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一样。
我们也经历过从胶片到CCD的时代，经历过从暗房到Photoshop的时代，而这些在手机摄影时代也都成为离大众颇为遥远的概念，我们对图像的看法，随着技术和时代的发展，在发生着动态的转变，而随着技术将我们带往深远的虚拟时代，图像的呈现方式肯定继续在动态的变化中，之后就不一定是以照片的方式。但是，我们永远都可以用摄影来创作，就好比现在依旧有人画油画，画水墨山水一样，而且，摄影不止是早已被接纳为艺术，因其天然所具备的广泛群众基础，它在艺术世界里正成为声量和势力越来越庞大的一支。所以，若讨论摄影的未来，得看我们是从技术、社会还是艺术的角度来看待。
快 问 快 答
写作时间是深夜吗？
我的确偏爱深夜，万籁俱静，没有任何干扰，而且仿佛时间可以无限延伸。
旅行时有什么小癖好？
还蛮多的，比如，旅行时我会随身带一个迷你花瓶，是一个好朋友在景德镇买了送给我的。无论到任何城市，我都会买一些花或随意找一些当地的植物插在里面，这个小花瓶会让人产生在地感，有一种人在哪里就瞬间成为当地人的感觉。
里斯本 2019年
伦敦 2019年
葡萄牙 辛特拉 2019年
说到国内的摄影展首先会想到哪个？
这就有太多啦，它们在我脑海中是多面向的不同展览所形成的整体，不太存在哪一个。
喜欢吃豆皮还是热干面？
豆皮。
对上海什么感觉？
分寸感强，按规则来，国际化，热爱新鲜事物，文化多元，包容性强。
咖啡和酒哪个喝的更多？
我是以咖啡度日的那一类人，茶也喜欢喝，但酒量是真不太行。
有什么一直坚持的爱好？
喝咖啡算吗，今年我开始尝试手冲，去理解不同地方不同豆子的不同风味，也蛮有乐趣。
最近看了什么书？
因为沮丧于当前的世界局势，最近重看了几本老书，像伊恩·布鲁玛的文艺评论集《残酷剧场》，川本三郎的《我爱过的那个时代》，特别是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朋友说我这也太丧了，推荐我看约翰·威廉斯的《斯通纳》，说可以看看别人在大时代的浪潮中如何优雅地躺平，《斯通纳》的确是一本会让人内心平静的书。
因为近期对气候灾难和环境议题感兴趣，看了两位伦敦大学的相关领域教授写的《人类世的诞生》，也看了一位日本学者冈本隆司写的《中国史》，这本书从环境和气候角度写到了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史，角度非常有意思，看时会不断地从内心发出哦，哦，哦的感觉。
近期也三不五时会重新翻看迈克尔·施纳耶森（Michael Shnayerson）写的《繁荣：疯狂的金钱、巨型交易商们和当代艺术的崛起》（Boom: Mad Money, Mega Dealers, and the Rise of Contemporary Art），他写得非常有趣，就像他坐在对面跟你喝咖啡聊天一般，看完一页只想翻到下一页继续，从中不但了解了浩瀚的当代艺术的鲜活历史，很多一线画廊崛起到关闭的故事，也会了解艺术风格及流派以及市场的演变，当然啦，他会偶尔夹带一些当代艺术界的轶事或八卦，比如图像一代的代表性艺术家辛迪·舍曼和罗伯特·隆戈，他们从大学时代到纽约一起发展时，本来是一对情侣；比如塞·托姆布雷（Cy Twombly）曾短暂插足过贾斯珀·琼斯（Jasper Johns）和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的恋情；比如一些著名的艺术家背叛著名画廊的故事，等等。非常有趣且可读性强的一本书，也因为这本书，我现在专门买了一本在高古轩前一辈的画廊界王者Leo Castelli的传记来看。
受访者 | 傅尔得
专栏作家、策展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硕士。多年来一直深耕国内外影像领域的专栏与专题书写，著有：《一个人的文艺复兴》（2016年）、《肌理之下》（2018年）、《在场：亲历11个重要美术馆摄影展》（2021年）《对话：21位重塑当代摄影的艺术家》（2021年）。
采访者 | 何青
出生于湖北武汉，华东师范大学艺术品鉴定与艺术市场专业硕士，现任教于武汉传媒学院摄影系。文章作品发表于《中国摄影报》《大众摄影》《数码摄影》等艺术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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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作为社交功能的摄影会被另一种语言取代吗？ | 专访傅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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