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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记得是2000年上下，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也不知道始于什么时候？人们开始热衷于讨论一位默默无闻了60多年的老教师到底是不是大师？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很难再找到像季羡林这样做学问的人，在维系着些许关于知识分子的记忆。
2003年的冬天，92岁的季羡林住进北京301医院，从此就再也没有回过家。在病房的5年多时间里，他依然每天6点起床读书，笔耕不辍。并在病床上，完成了《病榻杂记》一书。他说：春天是复苏、是醒悟、是希望、是光明，我时刻都在想着参与春天的到来。
每天凌晨，北大朗润园内一扇窗的灯，总会第一个点亮。几十年以来，季羡林每天4点起床，伏案读书、写作。有人说，这是北大的“第一盏灯”。他照亮的不仅仅是勤奋，还有一份无法言说的责任。正是这样的坚持，让他完成了1700多万字的著述。
1946年，他在北大创建东方语言文学系，是他将印度语言及文学正式引入了我国。有人说：季老是大学问家，在中国，甚至在全球都是不多的专研印度语言文学的学者。他不仅梵文精通，他还精通一种十分罕见的文字，叫“吐火罗文”。即使在全球，也没几人能懂。
当年，北大校长胡适和师大校长陈垣，二人就争论浮屠与佛是谁先谁后？于是，季羡林利用自己精通的吐火罗文，对此进行了考证，很快发表了题为《浮屠与佛》的文章，解决了二人争论的难题。在学术界轰动一时，也让胡适对年轻的季羡林，更加刮目相看。
1929年，季羡林有一次听了陈寅恪的佛经文学课，他找到了自己一生的学问方向。当时，他深深地被吸引，他甚至跟同学一起希望陈寅恪开个梵文班，但陈寅恪说：自己教不了。但是，这一次偶然，让季羡林对梵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坚持一生。
同年，一心想出洋的季羡林，还是一个18岁的懵懂少年，却在父母的安排下，迎娶了长自己4岁，没有上过学的彭德华。1935年，季羡林获得留学机会，梦想的召唤让其告别家人。当时，妻子拉着上不懂事的女儿，抱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儿子，将他送上了离乡的旅程。
1935年，24岁的季羡林在德国开始学习梵文。梵文难涩复杂，学习者为数不多。而他则认为学问不分冷热，只有学好了就一定有用。然而，刻苦好学的季羡林，很快被吐火罗文权威的教授西克所赏识，并认为他才是继承自己苦研毕生学问的接班人，将其所学倾囊相授。
1935年开始，季羡林在德国度过了10年的留学生活，这是他一生中最艰辛、最富收获的10年。1991年，他将生命中这段情感最丰富、最饱满、最青春洋溢、血气方刚的岁月，凝结成一本《留德十年》。在书中，他赞美大学城哥廷根，仿佛是一个学术乐园和文化净土。
另外，在书中的一次偶然邂逅，让季羡林有了一段一生都无法忘怀的情感。而他的记述朦胧、深情、难以言说。当时，季羡林寄宿在一个叫迈耶尔的德国家庭，家里有两个女儿，老大伊姆加德，经常给他打字。当年，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她打出来的。
当然，无数个静谧的夜晚，在打字机单调的音律中，两个年轻人静静聆听着彼此的呼吸，连空气也仿佛变得鲜活起来。女孩开朗炙热的感情，深深打动着季羡林。后来，有好事者到德国找到了伊姆加德。据说，她终生未嫁，那台打字机也一直都在。当这一切留在纸上时，需要的是勇气与责任。
而此时，远在万里的祖国，也正在遭受着法西斯邻居的蹂躏和践踏。抗日战争不久，济南很快沦陷，此时他的妻子，依然精心地奉养着他的叔父和婶母。我们可以想象，在战争环境下一个年轻的女性，要侍奉2个老人和3个孩子，而且，这一照顾就是10年。
归途受阻，家书难托。无奈中的季羡林，决定留在德国继续深造。他克服战时粮食限量供应带来的饥饿，将所有精力倾注于在外人看来，枯燥无味的学术。埋头间8年时光倏忽而过。1945年，二战结束，思乡心切的季羡林，不惜绕道瑞士辗转回到久别的故国家园。
回到祖国以后，季羡林也没想到，他再也走不了了。他看到家里年迈父母，一贫如洗的生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他再也狠不下心来一走了之。季羡林就这样，留在了祖国。1946年，季羡林来到北大，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从此，一心致力学问60年。
1998年，季羡林出版了自己的《牛棚杂忆》。很多年前，也是一个春天，季羡林写下《春满燕园》。谁能想到这篇温暖如春的文字，却为他带来一个寒冷的冬天。因为，文中里歌颂春天，则被一些居心叵测的人，说他是在歌颂资本主义，并希望将其复活。
此后，季羡林度过了生命中一个极其漫长的冬天。在那个冬天里，支撑他走过来的就是他的学术，埋头在禅意的世界。即便是被关进牛棚，人生极其失意落寞，他都能够寻求到宁静，都没有放弃过。季羡林也曾经想到过结束自己的生命，但终于他没有这样。
许多年后，每当凌晨4点，这盏灯又一如既往地在燕园第一个点亮，他才又一次迎来春天。季羡林生命中的大量著述，是在其80岁以后完成的。1998年，经过17年苦心研究，他在87岁，完成了80多万字的巨著《糖史》，这是一部中西交通史的巨著，攻在后世。
小编在《牛棚杂忆》里，曾读到过这样一段话，我从不信有转生轮回一说，而当下让我信一次的话，那我就虔诚恭肃造化小儿，千万别再将我播弄成知识分子。然而，在不久后的一次学术活动上，他看到有位台湾学者身着一袭长衫，立即感慨不已，把其看作是同道中人。
1999年，季羡林到中国台湾访问，一位朋友告诉他，胡适曾说过，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一样。当听了此话，季羡林百感交集，他专程到胡适墓地拜谒，行了三叩大礼。但却没有按常理，把自己新文集在胡适的墓前焚烧，来汇报自己毕生的研究成果。
后来有人说，当时的季羡林内心十分复杂，而又相当矛盾。不过十几年以后，季老写了一篇长文，叫“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文中特别愧疚地写到，十多年前自己写的文章“为胡适说几句话当中”，我甚至连“先生”两个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去。
2006年，在季老的《病榻杂记》文中，他正面辞去了“学界泰斗”、“国宝”和“国学大师”的称号。季羡林一生不重浮华，始终坚守，但在其所得称号里，他却是对“教师”最为看重，一生寂寞，独享其中。2009年，季羡林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享年98岁。
如今，经常出入北大朗润园的一些老人们，再也看不到经常坐在湖边，安静沉思的一位迟暮老人。我们放眼望去，满池映日的荷花，人们称之为“季荷”。又一个复苏、醒悟、希望、光明的春天来了，这是季羡林生前的期待，也是我们现代人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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