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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湖南作家醴陵行”文学采风活动之湖南作家座谈会在醴陵陶润会生活艺术中心举行。图/胡邦建
王国维曾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时代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素材和强盛的精神力量，反过来，文学又是照亮时代前进的灯火，文学与时代相互成就着彼此的斑斓与激越。
10月14日上午，秋雨潇潇，醴陵瓷谷陶润会生活艺术中心气氛热烈，作家韩少功、王跃文、龚曙光、蔡测海、何立伟、阎真、何顿、浮石、万宁、舒文治、黄灯、沈念、彭剑斌等，就“新时代语境下的湖南文学创作”各抒己见。
这是由《芙蓉》杂志社组织的“湖南作家醴陵行”系列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座谈会。
“毋庸置疑，我们身处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探讨文学怎样发展，是每一个作家不可回避的话题，尤其对于有着‘文学湘军’称号的湖南作家群体而言，直面时代之需，回应时代之要，探讨‘湖南文学之路怎样走’‘文学创作者如何回应这个时代’‘在大时代中如何开创属于自己的写作时段’等问题，兼具现实意义和理论研究价值。”作家、文学评论家、出版家、《芙蓉》杂志编委会主任龚曙光一开场便直入主题。 撰文/本报记者刘建勇
韩少功 文化生态和文学生态都在经历重组
“蒯乐昊”，这个大多数人觉得比较陌生的名字，10月14日上午，出现在“新时代语境下的湖南文学创作”论坛上。
蒯乐昊是《南方人物周刊》的总主笔，提到她的，是刚出版了新书《人生忽然》的韩少功。蒯乐昊曾在采访韩少功的时候，提及她也写小说。韩少功对以非虚构写作为职业的蒯乐昊写的小说有些好奇，蒯乐昊便给他寄了一本。
“她的那个写法让我比较有兴趣。她根本不告诉你生活是怎么样的，或者重点不是生活是怎么样的，而是生活是怎么样被她感受、感觉的，（小说中有）大量的主观感受的语言。”
韩少功是在谈到某些小说太絮叨、虚浮、啰嗦时，“忽然”提到蒯乐昊和她的小说的。韩少功说现在我们已经不是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时代，那时因为更方便信息传播的媒介还未出现，读者需要作者尽可能详细描述故事发生的场景。而现在，由于每天都有大量信息进入我们脑袋，在“消化不良”的情况下，很多人出现了信息的“糖尿病”“脂肪肝”“高血压”“高血脂”。时代已经由信息饥渴步入信息过剩，这种状态下，文化生态和文学生态都在经历剧烈地重组，读者阅读的信任感和兴奋感开始降低。
“这种状态下，我们凭什么要看小说？我们为什么要写小说？小说该怎样生存下去？”
韩少功在抛出有关小说的三连问后，坦陈他现在“写散文随笔好像比较得心应手”，写小说时，“困惑蛮多”。
蒯乐昊和她的小说，便是在这种状况下，被韩少功提到。“我们的注意点会是‘她怎么会这么感受生活，而我为什么没有像她那样’。”韩少功介绍他读蒯乐昊作品时的感想，认为蒯乐昊的小说写作，是小说写作生态发生变化后，做出的一种尝试。
一同参加讨论的作家兼评论家黄灯，随后也被韩少功提及。汨罗籍的黄灯现在是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与新媒体学院院长，近年她的非虚构作品《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和《我的二本学生》颇受市场和文学界好评。
韩少功认为黄灯的写作，也是在信息的油腻、肥肿、重复、超载的当下，一种“绝处逢生”的方法：“我就放弃我的小说的某些原来的手段和某些虚构的优势。我开掘一口深井，营造一种真实感，正面对决各种信息的全面覆盖。”
王跃文
文学既要踏踏实实地面对新时代也要有超越性
“正面对决”，这四个字从著名作家韩少功嘴里说出，让人倍感文学所处形势的微妙。紧接韩少功发言的，是湖南省作家协会的主席王跃文。
面对文学所处的较为严峻的形势，王跃文提出了他的一个建议，“把创作的时间的轴拉得更长一点”，认为作为一个有着文学追求且有着一定写作能力的作家，应该“既要踏踏实实地面对新时代，也要有超越性”。
参加这次活动之前不久，王跃文拿到了他的新书《喊山应》的样书，这是他全新的随笔集，内容分为三个部分：“我的文学原乡”“我的文学之路”和“我的文学检讨”。也即，在参加这个讨论之前，王跃文就在回顾自己31年文学之路的同时，思考过文学所处的现实以及未来的方向。
“我浸染红尘日久，耳闻目睹，亲见亲历，胸口时常激荡起悲悯和哀伤。我没有想过什么使命和责任，最多只是出于作家的本能……‘悲凉’二字可能更接近我作品的底色；这种‘悲凉’还有更深层次的底色，即对某些人性阙失的悲悯。因为悲悯，所以温暖。”《喊山应》中，王跃文如是写道。
14日的“新时代语境下的湖南文学创作”论坛，王跃文表达了与前文几乎一致的观点：“文学还是要紧贴时代、紧贴现实，写尽人间的悲欢离合、欢乐忧伤；写人间的苦难、人间的幸福，人间的温暖；写人间的失望和希望等等。”
“越是时代的就越是永恒的。”王跃文在抛出这个观点的时候，强调同时还要有“超越性”，并以近一百年来的某些作家和作品为例，“在当时，他们出过一些很好的作品，但是现在回头去看，可能不是那么很适合”，王跃文提醒，这是当下的作家应该警惕的一种状况。
王跃文还提出，在他看来，文化宿命是不可逃避的，不能和西方文学做了比较后，简单地去“补缺”，“这种文化的问题上，可能还真是不能缺什么补什么”。
龚曙光
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无法不在场
写作，常常是人们回望这个时代的可靠依凭。龚曙光说，“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无法不在场。时代的不可回避性，让我们的各种姿态都变成对时代的一种回应。”
有观点认为“竹林七贤”在他们所处的时代，采取的是一种被动的姿态。龚曙光表达了与之相反的看法，认为“竹林七贤”当时非常明确地认识到了作为一个文化人、文学人是能够有何作为的：“他们在一个文学注定走不出去或者不能有多大作为的时代，选择了一条唯一的路，让文学走出来了，让自己走出来了。”
波诡云谲的魏晋时代，多少英雄豪杰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竹林七贤”却因为他们文学上的成就而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符号。
龚曙光认为，与魏晋时代相比，我们身处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无穷尽接近世界中心的时代，文学应有更大的作为。因此，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湖南作家群体，围绕如何续走湖南文学的创作道路、怎样开拓每个作家写作新的时段展开讨论，有重大意义。
龚曙光认为作家应该面对和回应时代。他以韩少功为例，说韩少功数十年来一直在直面时代、直面时代的大问题并试图回应时代大问题，“在这一点上，少功体现了他的固执。”龚曙光说。
作为《芙蓉》杂志编委会主任，龚曙光也谈到了《芙蓉》杂志将要实现的目标和可能会做出的一些改变：“把自己的品牌擦得更亮一些，把自己手艺练得更精一些，以不辜负每个作家的呕心沥血。”
同时，龚曙光强调《芙蓉》杂志作为一个主流文学杂志，“我们的话题一定要集中在新时代，我们话题的规范要符合新时代，我们思考的焦点要聚焦新时代。”
蔡测海
把前人用过的美好语言“擦亮”一下
用湘西话发言的作家蔡测海，批评了现在文学中较广泛存在的缺少母语语感的现象。他毫不讳言地表示，现在即便是一些获得重大奖项的作品，也缺少母语语感，是“垃圾”，白写了。
“母语不仅是我们写作的工具，它同时是我们的写作者和编辑、出版家的一个使命，我们要热爱我们国家的语言。”
蔡测海觉得我们应该把我们前人用过的美好语言“擦亮”一下。同时，他强调他其实不排斥“吃西餐”，外来的、很有味道的东西，也可以放在自己的盘子里，民间的语言也可以在提炼了之后用进文章。他用他在醴陵用到的、看到的醴陵瓷器打比方，“首先它是民用瓷，慢慢地，它就可以登大雅之堂，是个好东西。”
何立伟
提供对生活的不同感受这才是作家对文学的贡献
何立伟经常称蔡测海为“蔡文豪”或“蔡哥”。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年龄相仿的他们，其实都会说普通话，但绝大多数场合，他们一个坚持说湘西话，一个坚持说长沙话。
何立伟觉得文学生态很重要，“有好的文学生态，才能产生好的文运，像（上世纪）80年代，文学湘军一茬茬地获奖，文学生态非常好，整个时代的文运非常好。”而现在，因为信息的泛滥，降低了大众对文学的关注度，当下的文学生态并不好。
“整个群体的文运低落的状态下，个人的文学状态就变得非常重要。”接着，何立伟盛赞了“蔡哥”，说他近年来保持了很好的个人状态，“你看他的语感、他的文风，你就知道他是在最好的状态来从事他的写作的。”
作为个体的写作者，何立伟认为除了要在最好的状态下写作外，还需要像韩少功提到的蒯乐昊那样，“我们面对的生活都是一样的，作为个体的作家，最重要的是，提供对生活的不同感受，这才是作家对文学的贡献。”
关于个体感受的重要性，何立伟还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汪曾祺写午门的那句，“午门是推出斩首、杀人的地方，他讲他站在午门前的广场上‘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就我这里一点是热的’，我觉得他在噶个时候提供了他生命最深的感受，噶就是文学对人的精神的唯一贡献。”
另一个例子，是张岱的《金山夜戏》。这篇原文仅200余字的小品，写的是张岱带着戏班子半夜移舟金山寺的故事。何立伟用长沙话生动形象地重述了这个故事，故事末尾，众僧目送突然来又突然走了的张岱等人，何立伟认为文章末尾张岱对山僧心情的描写写得非常好，“和尚站到那里，反反复复讲，噶到底来的是人呢还是来的是鬼？”他好就好在是站在和尚的感受，“是人是鬼”，这个感受就很新鲜。接着，他补充：“好的小说也好，好的散文和诗歌也好，它的价值在于提供了独特的东西。我们所有的努力，所有的价值，就是给世界提供我们个体的生命感受和思考。”
【来源：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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