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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二武灭佛对佛教文献造成了重大影响，文献的散佚直接导致佛法传播的断层和一些宗派思想的消失，但文献的恢复与发展又使佛教文化获得新生。在此过程中，佛教文献自身从内到外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就文献撰述思想而言，这一时期的文献洋溢着浓厚的“末法”思想，但同时有表现出希望佛教永远流传的愿望，这体现出，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既想要获得地位，又深恐遭到反抗，在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始终或高或低地扮演着中国王朝统治政权的附庸。
北朝灭佛对佛教文献学的影响
一、佛教文献保存方式的改变
魏晋南北朝佛教译经数量可观，当时的佛经是由梵文、西域语言转译成中文，再缮写成书。简牍绢布叶纸是主要载体，大规模长期抄写佛经催生了六朝时期的佛教书法写经体。当时的书体已经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缮写佛经的人员主要是寺院僧尼和靠抄经为业的经生。
写经表达了对佛教文书的虔诚，是一种修行和功德，因此写经人在写经过程中不自觉地要求字迹清晰，体例严整，美观大方。在佛教发展过程中，高僧大德抄录佛经从未间断，抄写经文成为弘扬佛法和佛门修持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魏太武帝灭佛后佛教史籍的体裁由僧传、目录为主体转变为多种体裁共同发展，特别是游记、碑铭塔记的发展扩大了佛教历史与文化的记述范围，也为佛教目录的更新提供了多种材料。
目录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经藏的保存。僧祐倡导设立经藏，对佛教典籍进行搜集、编辑、保护。据《高僧传》，他先后在建初寺、定林上寺建有经藏，实为“佛教图书馆”。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曾为其弟子，帮助僧祐“区别藏经部类，录而序之”。
北周武帝灭佛后，僧俗两界认为抄经不足以使佛经得到妥善保管。于是摩崖石刻开始出现。此后，书法与佛法结合，抄经走向自然，佛经载体从纸张过渡到石料。石刻肃穆敦厚，据于天地之间，体现出永恒性和震撼力。摩崖刻经雄伟宏大，象征佛教神圣威严，使人不禁产生敬仰膜拜之情。同时，字体清晰大气，便于弘法和学习。
由于灭佛后又一度崇兴佛教，北朝在山崖或石碑上开龛造像，在刻佛本生、经变故事时，在造像的旁边成下端交代造像原委，并由专人刻成，催生了南北朝佛经书写的独特艺术形式——造像记书法。
总之，灭佛没有彻底摧毁佛经，反而使佛经在新的领域逐渐发展。随着佛教在汉魏南北朝时期于中土的传播和发展，石刻佛经深得僧众喜爱，争相刊贮，不仅保存了佛教文献，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隋唐以后佛教书法的勃兴。
二、佛教文献自身修撰系统的变化
灭佛对佛教文化来说是毁灭也是重生，作为佛教文化的载体，译著和史籍在这一场惊变中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就佛教发展阶段而言，南北朝译著的聚散奠定了隋唐以后佛教主流宗派的思想基础；史籍题裁的扩大、体例的完备和内容的丰富又为后世编著佛教史书提供了范式。
灭佛对佛教文献修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史传翔实、校勘辨伪严格审慎、目录分类复杂周备。
佛教经录分类有其独特的进步之处。经历两次灭佛后，佛教文献随着佛教政策而转变，在经录上则表现为大小乘的区分愈发明显，疑伪经和阙经的著录更加详细。反映了灭佛对佛教文献聚散的影响，也昭示了前人努力探索佛经源流及其对文化发展的贡献。
佛教目录分类复杂而详备，现存目录所见分类标准有译著年代、经书性质、内容、形式等；既分经律论，又分大小乘，还有一译多译、一卷多卷，最后以年代总领。
三、社会现状与“疑伪经”出现
传入中国的佛教不断适应社会的需要，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宗教习俗相融合。南北朝时期，出现假托佛说而自撰经典的热潮。“疑经”出现且数量庞大。疑伪经典是民间佛教结社活动的重要依据，因此其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疑伪经与社会信仰相互为用，共同发展。
古代正统的佛教徒出于辨伪存真和纯正信仰的需要，主张禁绝疑伪经的流通，致使大批的疑伪经被历代大藏经所摒弃，绝大多数已亡佚。疑伪经典所宣扬的忠孝观念、善恶报应、延年益寿之说，解救众生的思想，充满了“经世致用”，与当时社会环境紧密相关。
在儒道的影响下，从出世转为入世。在纷乱的南北朝，疑伪经影响了民间造像、供像、诵经、写经等佛事活动，侧面加强了王权对社会的管控。使中国社会的佛教信仰主流从小乘到大乘，再由大乘转化为为王权服务的中国式宗教。
佛教典籍修撰思想的变化
一、佛教文献中“末法”思想
经过后赵佛图澄、前秦道安、后秦鸠摩罗什等人的传播，北方佛教在十六国时期获得长足进步。拓跋贵族在南下和立国初期，都提倡信佛。至太武帝拓跋焘时，北魏佛教已颇具规模，太武毁法使佛教内部“末法”思想开始广泛流传。
拓跋焘灭佛杀僧焚经毁寺，证实了佛经的“末法”理论，拨动了僧众的“末法”意识。事后寺塔兴建和凿窟造像活动进入高潮，寺院经济壮大。净土往生和三阶修行开展；与末法观念相适应的“伪经”也纷纷形成。慧思禅师根据切身经历，率先指出佛教已处于末法之世，并就末法时代僧众的责任提出看法，形成系统的末法观念。
末法观念揭露批判了社会的混乱，三阶教和净土念佛提出简单的修行方式，符合中国传统实用文化，迎合僧众速成佛法得救的需要，获得大批信众的支持。同时也消解了佛教原本的精神，转为中国式佛教。
“末法”表面上是一种倒退的历史观，但在信行和昙鸾的论著，甚至是疑伪经中都能看到当时的僧徒为了解决危机所做的努力，如怎样重建人类道德规范，如何使佛教在末法时代继续发挥作用。它们大多都有佛教救弊的含义，表现出与世俗文化相适应的止恶劝善特色。
二、从“无”到“有”的佛教史观
佛家讲求“四大皆空”“五蕴皆空”教人脱离无常、苦恼的生活状态，回归清净。要求信徒超越无常，无欲无求的生活。但是中国化的佛家逐渐转向，追求佛法流传。特别是在灭佛运动后，这种思想倾向更加见著笔端。
从道安到僧祐，从费长房到法经，佛籍编撰的观念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变化。从追求空无的佛教哲学，到成为有所期盼的世俗信仰。东晋以来，随着社会变乱和灭法的交替发生，佛法流传受到极大影响。
为了使正宗佛教永续流传，僧俗两界佛教徒竭尽全力。在政治上尽可能迎合统治者统一天下的需要。经济上，掌握各种寺院经济和教会地产，又制定僧制仪轨来规定和约束佛教徒的行为。文化上，著书立说，广立门派，将佛教从一种印度文化转变为中国式文化。
后期不论各宗各派如何在著述和弘法中排斥异己，都离不开“弘道明教”的宗旨。表达对弘扬正法，阐明教化，规避邪妄的追求和渴望；离不开主次分明的编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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