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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眼”,必须点“睛”。“眼”位的安设,可以在篇首或在篇中或在篇末,但是点“睛”总是在作品的结尾部分。点“睛”是散文“画眼睛”的最后一笔,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笔。它不是一般文章由作者站出来说主题、说思想的生硬作法,而是对“眼”本身的一种艺术的阐释。点“睛”,是散文意境之跌宕、主题之开掘、诗情之升华的必然,必须在铺陈叙事、写景状物以烘托渲染“眼”位的基础上,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地步,始可妙笔传神,点出龙“睛”,让散文安上一个明亮的眸子。因此,精彩的点“睛”,有如夜空中一道闪电,恰似出墙怒放的一枝红杏,点燃读者的眼睛,产生惊疑不已、一见钟情的艺术效果。
艺术点“睛”,可概括为以下三种方法:一是门开山见,直接点明。这是一般直抒胸臆的抒情散文所常用的点“睛”法。如《谁是最可爱的人》,在叙述志愿军三个英勇悲壮的故事之后,作品便是这样点“睛”的。作家选取祖国人民日常生活的六个镜头,启迪读者思考是谁捍卫了祖国的和平与宁静。抒情性的议论中融化了作家的哲理情思,排比的诗句化成了抒情的洪波巨浪,因而哲理性地阐释了“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深刻含义。可见,这种直接点“晴”的方法,象一位性情爽直、坦荡的年轻战士,圆目明眸,澄净若湖,让人一眼看出他的心地,有一种明朗开豁、和盘托出的美感。
二是化实为虚,以画传神。画面是无声的诗,是包含思想的具体生动的形象,形象是大于思想的。借助于画面来点“睛”,自然会有无限的诗趣,这是一种更富有诗意的点“睛”法。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最后以武汉三镇灿烂的灯火画面作结,揭示出“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辉煌前景,把作品的思想意境跌宕到一个更新的境界。杨朔的《荔枝蜜》赞颂小蜜蜂的酿蜜精神,结尾匠心独运地推出田野里社员分秧插秧的画面,从赞颂小蜜蜂的精神,升华而为费颂普通劳动者的高尚情操与美德,作品“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的“眼睛”,忽然间照亮整个诗的意境,留给读者以反复咀嚼的余昧。
再如朱自清的《春》,以三个独造的比喻点“睛”: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作者以三个形象的比喻,勾画三幅春的写意画,从侧面揭示春的无限生机、美丽姿容、巨大的创造力,引起读者的美好联想,从而抒写出春天对人们的激励、鼓舞。这样一种点“晴”法,把思想感情的“虚”变成了形象画面的“实”,言有尽而意无穷,画外有袅袅不绝的余韵。化实为虚的点“晴”,有如少女柔眼低垂、左右顾盼,有着含蓄、深蕴的艺术表现力。
三是妙语解颐,曲中见奇。这也是一种含蓄的点“睛”法,但不是推出画面,而是以引而不露、诙谐幽默的话语,启迪读者思索回味,去领略作品的题旨。杨朔的《雪浪花》,最后借老泰山“山野之人,值不得留名字”的妙语,把赞美老泰山勤勤恳恳塑造人民江山的执着精神,与劳动人民朴实谦逊的品德联系起来,进一步赞美千千万万不留名字的“山野之人”,丰富了大海雪浪花“咬”劲的美的内涵。杨朔的另一篇散文《野茫茫》,也是同样的点“睛”方法:前后在野兽世界转了五个小时,我的神智弄得有点奇怪,看见耕地的水牛,疑心是野牛,看见农家门口卧着的狗,也当是豺狗——仿佛什么都是野的。对面开来一辆汽车,里头坐着几个军人,放肆地高声谈笑,一听就知道是美国人。奇怪,我也觉得他们都是野兽。
“野”是作品的“眼”,全篇画一个“野”,字,通过游览锡兰野生动物“公园”,旨在揭露新老殖民主义者的侵略罪行。作家最后通过自己“野”的错觉,机智地顺手一击,矛头直指新殖民主义者,使主题得到开掘和深化。这可谓神来之笔,发人猛省,令人启慧,幽默诙谐中见深藏的锐利的锋苦,有曲中见曲、奇中见奇的情趣。
总之,无论采用哪种点“睛”方法,切忌生硬矫作,缠弄笔头,都必须掌握分寸感,必须从意境、基调、抒情以及设“眼”的具体情况出发,做到浓淡有致、显隐相宜,自然而和谐,从而给散文安设聪明俊俏、栩栩传神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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