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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流传这样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他曾这样评价自己的一生：「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别人家的孩子」
辜鸿铭生于马来半岛西北槟榔屿的橡胶园内。早年，祖辈由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能操着一口流利的闽南话，兼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是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
他的父亲是橡胶园的总管，园主布朗先生没有子女，便将他收为义子，这让他从小就接触到了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优越的家庭环境加上过人的天赋，可以说，辜鸿铭从小就是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别人家的孩子分为两种：一种是被自己父母过分夸大的孩子，另一种是人生开挂，凡夫俗子望尘莫及的天才型人物。很显然，辜鸿铭属于后者。
1867 年，父亲所在橡胶园的老板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也把 10 岁的辜鸿铭带回了英国。14 岁时，辜鸿铭又随布朗迁居到德国，在对方家中学习德文。布朗的教法类似中国私垫的填鸭式教育。他对辜鸿铭说要想把德文学好，就必须背熟《浮士德》。
年幼的辜鸿铭并不懂其意，很想知道《浮士德》讲的是什么，但布朗只是说：「只要求你说得熟，并不要求你听得懂。听懂再背，心就乱了，反倒背不熟了。等你把《浮士德》倒背如流时我再讲给你听。」
很快他就背会了《浮士德》，接着开始学莎士比亚。布朗为辜鸿铭定了半月学一部戏剧的计划。八个月之后，鉴于辜鸿铭背得快、领会深，布朗又改为半个月学三部。这样大约不到一年，辜鸿铭已经把莎士比亚的 37 部戏剧都背熟了。
16 岁时，辜鸿铭以优异的成绩被爱丁堡大学录取，专修英国文学，兼修拉丁文、希腊文、数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修辞学等。要知道，拉丁文、希腊文学起来复杂而困难，可他立志遍读爱丁堡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所有希腊文、拉丁文的文史哲名著。刚开始时，他没觉得有多么困难，后来随着阅读量的增大，渐渐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他凭着努力和天赋竟然也坚持下来了。
辜鸿铭晚年回忆：「说也奇怪，一通百通，像一条机器线，一拉开到头」。之后辜鸿铭又在柏林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在莱比锡大学获土木工程学士学位。
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人物； 40 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目了。在他们心中辜鸿铭是神一般的存在，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一个传说」。莱比锡大学毕业后，辜鸿铭又至巴黎大学留学，可以说是学神级的人物。
多年来虽身在海外，可辜鸿铭依然对祖国文化情有独钟。在巴黎大学留学期间，辜鸿铭向一位老教授请教。言谈之间，老教授对《易经》赞不绝口，并对辜鸿铭说：
「你们中国的《易经》是最有价值的经典，可惜我不懂中文，这是我终身的遗憾。我所读到的仅是只言片语，不能领会《易经》的精髓所在，但我已感到其哲学理论光芒万丈，炳如日月星辰！你只通西学不成，还得钻研本国学术。」
这位教授鼓励辜鸿铭回国研究《易经》，这也是他日后英译儒家经典的最初原因，辜鸿铭也成为了《易经》的海外代言人。
西方人的眼中的「中国网红」
1878 年左右，辜鸿铭结束自己的求学生涯返回故乡槟榔屿。次年，辜鸿铭巧遇中西通才马建忠，两人一见如故，把酒言欢，长谈三日。马建忠大谈中国文化，旁征博引，这令辜鸿铭大开眼界，心驰神往，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这次谈话对辜鸿铭一生影响极大，他感到自己再也不能待在家乡过舒适生活，而应当回国恶补传统文化。直到晚年，他还意犹未尽地回忆这段往事，感慨正是马建忠让他改变成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之后的几年里，辜鸿铭开始潜心精研国学。他认为儒家学说的仁义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强食竞争中出现的冷酷与毁灭；他相信，被国人摒弃的传统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学即是这种文化的精髓所在。于是，他在英文报纸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
1898 年，辜鸿铭在上海出版了第一本译著《论语》，1906 年又推出了第二本译著《中庸》，后来又翻译了《大学》。除了「四书」中的这三部，他也翻译了其他中国传统典籍，卖力向世界传播儒家学说，鼓吹东方文化，批判西方文化。
在此之前，还没有谁更系统、完整、准确地向域外有意识地传输国学典籍。《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不久即被译成德、法、日等多种文字，一时轰动西洋，在德国甚至掀起了持续十几年的「辜鸿铭热」。
除此之外，辜鸿铭也非常擅长英文写作，连英国人都点头称叹，认为其文风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风味，甚至可以同英国的大文豪卡莱尔、阿诺德相媲美。
北大的「怪老头」
要说辜鸿铭在中国最「红」的日子，还得说在北大期间。这种名声，不仅因为他学贯中西、能操一口流利的外语，还因为他奇特的外貌和许多特立独行的做法。
辜鸿铭最著名的怪癖便是留辫子，周作人曾这样描写道：「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成为北大门前的一道风景。」
身为人师，辜鸿铭不仅没有藏辫避人的意思，反而肆无忌惮地张扬发辫，泰然自若地登台授课。与此同时，他还特意包下一个留着同样发辫的车夫，经常拉着他在大街小巷到处乱跑。两条辫子相映成趣，蔚为北京街头一大景观。到北京可以不逛紫禁城，但不能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在北大当教授，授课时间全在嬉笑怒骂中过去。他的课上座率极高，经常是「怪论耸人听闻、嘲骂语惊四座，诡辩独擅胜场」，那些青年学子听得两眼发直。
辜鸿铭的这段北大经历，还和胡适有段有趣交集。胡适初至北大任教时，辜鸿铭根本没把这个二十七八岁的留美博士放在眼里。他批评胡适讲的是美国中下层的英语，与高雅不沾边。胡适开哲学课，更让他笑掉大牙。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胡适，俨然是时代骄子，万人追捧的明星，辜鸿铭却看不惯胡适的所作所为，总不忘在各种场合大揭对方语言底子薄弱的底牌。
他常常说：「胡适之，那个懂点美国通俗英语的人，居然能当上北大英文系主任，真乃滑天下之大稽也……以粗俗鄙陋的留学生英语，叫嚷什么文学革命，这个胡适简就是瞎胡闹！」
重口味癖好伤不起
与开放的「留美博士」相比，辜鸿铭迷恋传统文化到了变态的地步，甚至连糟粕也来者不拒，包括纳妾、狎妓、小脚等等。
裹脚是封建社会对女性极大的迫害与病态审美。可就是这种病态的审美，却得到他脑残般的支持。他认为女人小脚必须具备小、尖、弯、香、软、正、瘦七个标准，才能称之为上品。
他异常喜欢裹脚布所散发出的淡淡臭味。在他创作的时候，自己的小脚太太就脱掉鞋袜坐在旁边。他闻着臭味，奋笔疾书，常常到很晚。
有一次辜鸿铭和友人聚会，席间有人送他一双做工精美的绣花鞋，说是从外面淘来的。辜鸿铭立即从友人手中抢过那双绣花鞋仔细观摩，然后当着众人的面，将白酒倒入鞋中，一饮而尽，神情极其舒爽，这一幕让大家看得目瞪口呆。
然后，辜鸿铭兴致勃勃地说道：「从这双精巧的绣花鞋身上，我可以推测出女主人那可人儿的模样，实在美哉，美哉！」这么重的口味不是普通人能承受得起的。
现在看来，辜鸿铭的一生依然很难评价。身逢中西文化交汇、江河日下的末世，作为传统文化的虔诚笃信者，辜鸿铭有心卫道，却无力回天。这是时代赋予他的悲剧，也让他成为时代所孕育的一个「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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