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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忠义传》云：“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他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场之臣，勇于死敌，往往无惧。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由此可见，宋朝人是十分讲求“节义”的。“节义”即气节、忠义，是通过道德的内在修养而养成的。
文天祥以忠义传世，自幼受儒家思想教育熏陶的文天祥就是其中忠节之士的一位杰出代表。长期的儒学熏陶，文天祥对于道德是非的判断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正如他自己所说：“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宋元之交，南宋王朝国势日渐衰微更加之奸臣当道，灭亡几成必然。在元兵兵临城下，朝廷奉表献土投降之时，文天祥仍欲效仿春秋时人物以口舌存社稷。在《指南录》中有诗云：“春秋人物类能言，宗国常以口舌存,我亦濒危专对出，北风满野负乾坤”。文天祥对满目疮痍的国家仍存一线希望，他强烈的责任感和道德信念使之在以后的抗元斗争中表现出了顽强的不屈精神，直至从容就义。
正如在其“衣带赞”中写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可谓忠矣。但文天祥的“忠”，并非传统封建社会的忠君思想，而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的更高层次的表现。文天祥21岁进士及第，自称受朝廷厚恩，立志报效朝廷。文天祥一生没有违背自己的信念，用他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誓言。他自认“偶遭际于圣明，获侥幸于科第”，故“君恩天大，若为报称之图；流俗颓波，常有激昂之志”，因此“适强寇之临江，亲见主忧之时，不胜臣辱之义”。
因此他将自己的一生托付给南宋王朝，以中兴大业为己任，百死一生仍不该其初衷。宋亡之后，他不事二主，国亡与亡，最后慷慨就义，完成了一位士大夫的道德归属。文天祥所处的时代，正是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代。南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元军打响了灭亡南宋的最后一仗，对南宋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元军渡江之后，迅速占领鄂州(武昌)，直逼京师临安。消息传到临安，朝廷一片慌乱，太皇太后忙下“哀痛诏”，号召各地起兵勤王，妄图挽回局面。大兵压境，此时的封赏已失去了诱惑力。诏书之下，只有文天祥和张世杰两人响应。
国家面临倾覆的危急关头,时任江西提刑的文天祥，接到由谢太后下的《哀痛诏》后，文天祥奉诏泣涕皆下，仅3天，他传檄各地，招兵买马,甚至毁家以充军资，很快聚军一二万人，共赴国难。他的朋友对其行为表示疑惑，说:“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钱，薄内地，君以乌合万余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文天祥回答说:“吾亦知其然也。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拘之，庶几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社稷可保也”，文天祥明知大事难成但仍迎难而上，足见其舍身报国之决心。
宋恭帝德祐二年，元军兵临临安城下，逼迫南宋王朝派使臣入元营进行谈判。在奉命出使元营的右承相陈宜中夜间逃往温州之际，文天祥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要他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出来收拾残局，入元营谈判。文天祥为了“归而求救国之策”不顾个人的安危和友人、部将的劝说，毅然前往元营谈判。他说:“百万生灵，立有鱼肉之忧，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且意北尚可以口舌动也。”在元营，文天祥辞色慷慨不屈，怒斥降将。
自称“大宋状元宰相”，拒不接受元军逼降。元丞相伯颜闻之吐舌，连云:“男子男子”元军无奈之下，将文天祥强行扣留。不久，南宋政府投降。文天祥如果是要忠于皇帝，向宋王室尽忠的话，宋亡后的文天祥，或“杀身以成忠”，或放弃抗元斗争，跟着皇帝投降。如《士章第五》中有云:“忠顺不矢，以事其上”，就强调了“忠不违君”的顺从和服从的思想。然而，文天祥既没有杀身成仁以殉国家，也没有跟随皇帝投降元朝。而是在被押解途中又从元军手中逃脱，继而扶后主，组织军队继续从事抗元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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