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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意把寿命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故都的秋》郁达夫
二三十年代的北平，秋风乍起，整个时代风雨飘摇。
动荡的年岁里，秋还是一如既往的模样，透过黑白的老旧影片，甚至可以看见那些穿着棉布单衣和夹袄的人们，咬着烟管，来来往往地走进雨后的斜桥影里。
黑白影像一幕幕飞快地从眼前滑过，偶尔可以看见那位拉着黄包车的师傅飞快地穿梭在茶馆区。
秋雨细细地洒落，老照片里的场景突然活了过来，侧耳倾听，大铜锣的的声音忽远忽近，夹杂着小贩们一阵阵的吆喝声，从时代的尽头传来。
郁达夫曾用这样的话描写北平的秋：“正像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
而他的情，不止于北平，而是整个中国，是脚下的所有淌着国人血脉的土地。
提起郁达夫这个名字，很多人并不陌生，却很少有人真正去走近他。
郁达夫一生坎坷，对此郭沫若也曾感慨过：“在友人中，像达夫这样的遭遇是很罕见的。”
同样，纵观他的文章，字里行间总带着一丝颓废与凄美的味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丧”字，但是揭开这个“丧”，流露出的那声声悲鸣俱是铁骨铮铮，家国情深。
沉沦的悲鸣，愤世的呐喊郁达夫，原名郁文，字达夫。一个“郁”字，似乎也冥冥之中写出了他命途多舛的一生。
达夫幼年丧父，生活窘迫，留学在外饱受歧视，以及那封建制度下指配的婚姻，也让他在感情上悲剧收场，而后，母亲和儿子相继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离世。
人生的跌宕起伏，与他文章中的悲观主义色彩相互交叠，让人忍不住唏嘘。
直到他49岁那年，日军终于宣布投降，而他尚未来得及欢呼，生命便因为一场暗杀戛然而止。
有人曾说，要想理解郁达夫，先要读《沉沦》，读懂了《沉沦》，对郁达夫也就理解了一半了。
于是，顺其自然地翻开这本书，入眼第一句便是：
“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
在郁达夫的笔下，主人公总是逃离不了“清瘦，苍白，孤冷，苦郁”的色调。那些人物不是郁达夫，却又带了他自身浓厚的影子。
当时，整个时代动荡不安，西方思想纷纷涌入，中国如同一栋摇摇欲坠的大厦，随时可能倾塌。
而中国人，也被冠上了“东亚病夫”称号，饱受歧视。留日的主人公，一个人独自走在校园里，走进茫茫的夜色里，无人倾诉苦闷，无人排解苦难，而每当怀想起祖国的时候，热泪盈眶却又无可奈何。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这样的呐喊，在文章尾声中反复地出现。这是主人公的呐喊，亦是郁达夫本人的呐喊。
拉扯着那条又瘦又长的影子，他毅然决然地投身大海，主人公死了，《沉沦》这本书却活了。
沈从文先生曾说：“人人皆觉得郁达夫是个可怜的人，是个朋友，因为人人皆可以从他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模样。”
对于那个时代而言，郁达夫的文字带有极度夸张的个人情绪色彩，抛开了对羞耻的藏揶，也不回避青年人内心的大胆暴露，这种暴露往往会让人觉得离经叛道，却也正是如今率真式的露骨，一出版便震惊了整个文坛。
多年后，郁达夫本人也总结下了这样一段话：“眼看到故国的陆沉，身受到异乡的屈辱，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
如果说，鲁迅是“刚硬”，那么似乎郁达夫就是“柔郁”，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郁达夫，也不尽然。
郁达夫和鲁迅一样，也曾写过诸多对于当时国民性一针见血的言论，他深知，中国当时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国家。
在面对北平的新闻记者时，郁达夫说下了这样一段话：“中国人的一种奇异的特性，是他们对一切外国人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客气亲善，而在他们自己的中间，却老是那么不客气。”
最终，达夫用八个字概括了当时国人的共性：“太信天命，不肯自强。”
这与鲁迅先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一腔率真骨，古道热肠心
1923年，郁达夫那时早已名声大噪，而且刚刚出版了《茑萝集》，正和鲁迅先生促膝长谈。
当时，沈从文正蜗居在一个简陋狭窄的房间里，不停地写不停地投稿，却没有一家刊物愿意收他的文章，他走投无路，便试着给当时名声颇大的郁达夫写了一封信。
郁达夫见到沈从文的时候，他已经三天没有吃任何东西了，在大雪纷飞的季节里，沈从文握笔的手指也被冻得通红。
郁达夫随即拉着沈从文进了一家小饭馆，直接拿出了一张五块钱的票子付账，并将剩下钱全给了沈从文。
而那时的郁达夫，一个月工资不过三十块，再加上教育部经常欠薪，日子也不是很充裕。
时光马不停蹄地往前奔走，郁达夫已然不在，半百光阴不过一瞬而已。
彼时，沈从文早已白发苍苍，年逾古稀。他再度提起了那件事，整个人热泪盈眶，声音哽咽：“后来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的钱都送给我了。那时候的五块钱啊！”
一饭之恩，永生难忘。
郁达夫天性热情诚恳，在当时，他不仅与鲁迅等左翼之间交往颇深，同时与徐志摩等新月派作家也关系匪浅，这在当时文学阵营分明的情势下，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到了后期，郁达夫的文学作品开始融入了这样的特点：对弱势民众的关注。
他对生感到苦闷，却又万分关注着社会现实，而这一切，也要从1923年发表的那篇《春风沉醉的晚上》来说起。
这篇文章，主人公依旧是个知识分子，但是这一次，落魄的文人，却和底层的女工走到了一起，入目所见，俱是底层人民的苦难。主人公为此悲鸣，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他们不幸的根源。
不光如此，达夫的目光也未曾脱离过当时中国的青年一代，在给沈从文的那篇《给文学青年的公开状》里，很多话语，拿到现在来看，也颇有意思：“大学毕业，以后就可以有饭吃，你这一种定理，是哪一本书上翻开的？”
翻阅全篇，句句犀利，随便拈一句都是酸涩的嘲讽，但是了解了文章背后的用意之后，足以让读者眼眶泛红。
北平的秋一如既往，而郁达夫脚下站立的依旧是这片土地，只是眼里满是泪水，那泪水不仅源于这片土地，更是源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3.赤血丹心，死得其所
1938年，郁达夫前往新加坡，负责主编《星洲日报》华文副刊。
在任期间，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宣传抗日，成为了新加坡文化界抗日协会的主席。
四年后，日军攻打新加坡，他随即前往了印尼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化名赵廉，同时留起了胡子，人称“赵胡子”，同时娶了一名当地华侨女子为妻。
化身为赵廉的郁达夫，硬生生的将自己活成了两个人，他开了一家酒厂，出面当酒厂的老板，胡愈之为会计。
即使流亡他乡，隐姓埋名，他依旧心怀着祖国，一腔救亡图存的热血从未熄灭。
但是因为那一口纯正的东京腔暴露，日本宪兵找上门，指定“赵廉”作宪兵翻译，拒绝唯有死路一条，他只得点头同意。
也正是利用这一敏感职位，他暗中保护了当时许多的地下党成员。
胡愈之曾在书中写道：“所有中国人的事情都被他解脱。”
可以说，在他就任日本宪兵翻译的这段时间，在当地没有一个中国人被日军杀害，这是何等的来之不易！
倘若有一些奸细上前向日军通报信息，郁达夫便故意捣乱，错误翻译，最后反而将那些奸细惩罚一番。
那段日子，郁达夫实在是如坐针毡，向来嗜酒的他，竟然滴酒不沾，他生怕有一日说了梦话，暴露了身份。
他将自己活成了“赵胡子”，极度的分裂之下，连他的妻子也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居然是当时的大文人郁达夫。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欢腾。
可是仅仅过了半个月，郁达夫还在与朋友一道喝酒感叹，却突然被人唤了出去，一步一步地进了茫茫夜里，这一走，便再也没有回来。
就在他走进深夜失踪后的第二天，他的女儿出生了，哇哇的啼哭声，伴随着无尽的唏嘘。
郁达夫的死因扑朔迷离，尸骨下落不明，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才得以得到答案。
当那个垂垂老矣的日本老兵看到一张写着“赵”字的纸条后，手指不停地颤抖，才讲述了一切，证实了之前被日本宪兵杀害的推论。
多年之后，郁达夫故居依旧静静地屹立在青空之下，周围树木青葱，偶尔有人前往，凝视着这片土地。
胡愈之曾在《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中这样评价：
“作为一个诗人跟理想主义者的郁达夫，是‘五四’巨匠之一。”
“他远忠实于‘五四’，没有背叛过‘五四’。”
“正如赵胡子是郁达夫的伪装一样，他的表面的生活态度，谈醇酒，妇人，做香艳诗等等，也不过是诗人的伪装，用以应付他的敌人，他的迫害者罢了。”
风雨飘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北平也成了北京，秋天早已过去，冬天已经到来。
有人说，一下雪，北京就成了北平。
可是，北京从来都是北平，那些曾在这片土地上流过泪流过血的人们，都在等着一场故都的秋。
每当站在这片土地上，睁开眼看着高远的城墙，一座座重新修砌好的四合院，主干道的车辆来来往往奔流不息，忍不住热泪盈眶。
先生，这山河已无恙啊。
文/砍柴书院：鱼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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