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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大河报」
□侯约朋
芒砀山汉墓群位于豫鲁苏皖四省交界的河南省永城市。建造时代横跨整个西汉，跨度时间较长。自2000年对芒砀山汉墓群考古发掘至今，出土大量珍贵的墓道、甬道塞石石刻文字（以下简称“石刻文字”）。石刻文字有接近秦官方正体的“小篆”，又有接近东汉的“八分隶书”。不仅是一种篆书向隶书过渡中的书体，又有商丘地域性特色，大可作为当代书法创作的取法对象。本文从石刻文字的时代背景、内容、文字形式与刻制方法、文字的书法艺术内涵、创作应用等五个方面论述。
（一）时代背景
汉高祖刘邦于芒砀山斩蛇起义奠定大汉基业。汉初，政策安定、生产恢复，经文帝、景帝至汉武帝初年，社会繁荣国富民强。汉文帝嫡次子、汉景帝同母弟弟刘武封于梁国，即梁孝王。梁孝王时期梁国疆域“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多大县”，可谓“天下膏腴之地”。公元前168年梁孝王从淮阳徙都睢阳，死后葬于芒砀山，之后八代梁王一直到西汉末百余年，死后皆于芒砀山群厚葬。社会富足国力昌盛，统治者修建宫殿陵寝规模宏大、穷奢极欲。宫殿陵寝内需要大量的器物摆设，为长期满足皇家这些需求，器物的设计制作监督验收分工细致，责任到人。芒砀山出土大量石刻文字、铜器铭刻文字、陶器砖瓦文字也应是究于此因。
芒砀山汉墓群是我国“凿山为室、穿石为藏”大型石室墓的集中分布区。又有形制各异的王后嫔妃大臣及贵族陪葬石室墓，出土大量用于封堵墓道的塞石。据统计，单梁孝王王后墓墓道、甬道、前庭以及甬道两边各侧室门道就清理出3000多块墓道塞石，多数塞石表面刻有文字，出土单字万余字，其中不同单字100余字。
（二）文字内容
墓道和甬道内的塞石石刻主要内容可分为以下几类：
1.铭刻塞石尺寸。这类刻字最多。先刻厚度，部分“厚”字不带“厂”。表示塞石的厚薄尺寸，如“厚五尺五寸”；再刻“廣”，部分“廣”字写作“广”或“黄”字，广指塞石宽度；后刻塞石长度，大都写作“袤”，袤在汉代与“长”字相通。
2.铭刻时间。墓道和甬道中的石刻大多数都标明某年某月。例如柿园汉墓墓道塞石有“正月丁酉”“六月丙申”。用天干地支相匹配表明具体哪一年，天干地支的字均有出现，如甲子、丙寅等多次出现。月用数字表示，从正月到十二月均有。以六月和十二月最多。
3.铭刻刻工姓名。整个墓群绝大部分塞石文字在句末均有刻工姓名或验收官姓名。据统计，累计出现100多个姓氏。主要有周、曹、黄、马、尚、昌、何、角、崔、婴、田、席、鬲司马等。既有单姓又有复姓。有很多姓多次出现，而且笔迹近似，可能为同一人所刻。也有姓名全刻的，如“何三”，不像复姓，应是姓名。有些姓氏在时间相距很远的几座墓中多次出现，这也反映有些石工世代以此为业。
4.官府的名称。多数墓道塞石的表面上刻有“佐则工”三字。“工”应指“工匠”。“则”，作为动词，有“刻”意。“佐”同“作”，石刻文字中许多“佐”字均刻成“作”字样。西汉诸侯王有同皇室一样专供营造的官府，管理工匠。秦始皇陵中就有出土“佐工”、“右工”等带有铭文的器物，表明为“左”或者“右”府所造。该“佐”字可能是梁王府管辖的官府的名称。
5.完工日期。塞石中有大量石刻均有“十二月佐昌工×”刻字，而且凡这样内容的文字都一律刻在塞石的侧面中间部位，大都字体规范清晰，可能代表刻工的完工日期。同时，这些石刻都标有“十二月”。“昌”在汉代就有完的意思。西汉晚期的僖山二号墓墓壁上刻有“二月巳”和“二年二月昌”都有“完工”的意思。
6.记录宫室名称用途及其方位。保安山二号墓墓道塞石中有大量“西宫西南第一”“东宫东北旁第三”等字样的内容。耳室有“东车”“西车”等字样，显然这是放置车马的。这也与当时地上宫殿建筑形式一致。
这些石刻多数的规范内容是“厚×尺×寸，广×尺×寸，袤×尺×寸，×月×日，佐则工××”。
这些石刻文字数量和记载内容广泛，在西汉时期石刻文字中是罕见的。不乏见到刻满塞石一整面，多达20余字，几乎是一篇小短文，为研究西汉书法艺术、度量和管理制度提供了珍贵资料。
（三）形式与刻制方法
我们能见到的西汉塞石石刻文字中，文字的刻制方法均为阴刻。文字数量从一两个到二十余个不等。章法上有一竖行、两竖行。字距有紧凑也有舒朗。
以柿园汉墓为例：墓主人为梁孝王长子刘买。修建时间略晚于梁孝王墓。现存塞石中，有100余块塞石上刻有文字。越靠近墓门，刻字的塞石越多，距离远的几乎无刻字。刻字的位置多数在塞石下面右侧，其次在塞石上面右侧或正中，少数在塞石的侧面。这些刻字均竖向，两行者从右向左读，少数也有从左向右读。字头皆朝向墓门，个别塞石的刻字不成行，也不成句，只是零散记载内容，如只刻甲、乙等编号或几字分散刻于同一石面上。刻字较多的20余字，一般10余字，个别一两个字，每字一般10厘米见方，最大者20厘米见方，小者4厘米见方。多数刻画规整，属汉隶范畴，少数字比较潦草，属草隶。塞石表面凿平后不加修磨便刻制文字，往往石面留下许多凿道，凿道既易与笔画相混，于是常常有走笔、连笔、缺笔、简笔等不规范的现象。
（四）书法艺术内涵
西汉初多种书体共存，隶书为常用书体。石刻文字所处的西汉时期是古文字向今文字嬗变的重要阶段。此时人们作篆书无意中会夹杂隶书笔势。从出土资料看，帛书、简策已经通行作隶书，不过此时隶书尚属古隶。
汉高祖刘邦及其臣子，出身布衣，君臣无较高的文化素质。开国初，国家休养生息，以黄老之术、无为而治之策恢复国力。西汉前期无刻石风气，文辞简短，大多无“碑”的形制，刻石甚是稀少。此石刻文字显得万分珍贵。石刻文字古拙朴厚，书体波挑含蓄，大多数无明显的波画，书体篆隶相间，有很大程度的篆书成分，应尚属秦隶、古隶范畴。刻工用单刀冲刻法，章法上也是无拘无束，呈现出一种拙朴苍劲的本色，少有精美的人文色彩。应为督造陵墓的家臣文吏所书。
秦代统治者为巩固封建的大一统，下令“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对秦国使用的文字进行整理，使之规范化。其特点线条婉通圆转，笔画停匀，谨严宽博，骨劲肉丰，结体上密下疏，故均作长方之形。与秦通行小篆比较，芒砀山汉墓道塞石石刻是一种进步。处在对篆书体式的改造进程中，一部分文字已经确立了隶书的基本框架，一些文字依然保留着篆书体式，但其特点中明显能够看出时代文字演变动向。
与同时期简牍隶书相比，永城汉墓石刻文字有明显的滞后性，若借用“保守”和“前卫”的观点来评说，石刻文字是“保守”状态的，同时期简牍文字是“前卫”状态的。简牍中成熟的隶书体已很常见，永城汉墓石刻文字还是恪守“古法”，无论是书体演变趋向，还是艺术风格倾向，都处于滞后的状态。究其缘由，我们缺乏“书丹”实物资料，无法论说石刻是否有先书后刻的过程。也可能是刻工对文字的认识、刻制水平有限，不能实现刀笔合一的状态。
1942年在山东曲阜南鲁灵光殿遗址出土《鲁北陛石题字》，一侧刻“鲁六年九月所造北陛”九字，其中“月、陛”二字作隶书，其余字皆有篆书用笔结字。与芒砀山汉墓梁孝王墓中石刻笔意、刻制方法基本一致。经考证此刻字“鲁六年”，即汉景帝中元元年，与梁孝王墓中石刻时间也恰好吻合。这也让我们看到在这个时期篆书隶书混杂的状态。
经过西汉的演变到东汉隶书已经基本形成体系。东汉隶书有用笔草率的草书隶书类型，有装饰性很强的美术隶书类型，有笔画朴实、拨挑不明显、写法简单的通俗隶书类型，还有结构以横式为主，有鲜明拨挑笔画的典型隶书类型。以上东汉隶书类型在芒砀山汉墓石刻文字中均有出现。
明显低于夫子山和保安山，又略高于黄土山和窑山的僖山，在整个芒砀山群中高度偏低，处于山群的较东部。考古学家断定僖山一号墓为西汉中晚期，而僖山二号墓会更晚一些，和窑山一、二号墓同属西汉晚期。较墓葬群早期时间跨度达100余年，此时墓道石刻文字也发生了变化，文字形体更加扁，笔势开张，其风格已经很接近真正汉代隶书。虽然有好多还是没有脱离篆书的影子，个别还是篆书写法，为篆书隶书的混合体。从比例上看，此时的隶书出现的比例较保安山汉墓已经大大增加，结体、笔画也更接近东汉隶书。
（五）创作应用
清代考据学、文字学和金石学的兴起与发展，带动了一批书法家把注意力集中到古代的金石文字上面。碑学书法随之兴起，使得书法创作取法变得多元化。提倡篆籀气、金石气，并将篆隶笔法中的迟涩凝重、浑厚朴拙的审美应用到创作中。西汉时期刻石存世稀少，芒砀山汉墓塞石石刻的出土，为我们研究西汉书法及书体演变过程提供了史料，为书家临习西汉书法提供了借鉴。
芒砀山汉墓塞石石刻虽风格多样，但整体有一种时代共性，有着不同于小篆和标准汉隶的独特。在笔势笔态、结字取势和章法中都有独特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方式。这些特点能在当代书法和篆刻艺术创作中得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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