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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中的前两位是韩愈和柳宗元，他们俩都是唐代人，而且两人都是中唐文坛上“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们倡导的文学革新，其实就是散文复兴运动，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名词，历史上也称称“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之所以由韩愈和柳宗元倡导，并能得到广泛的支持和认可，是由于唐代文学自身的发展和社会历史条件的。
首先，有韩愈和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是中国散文发展到唐代的必然结果。其次，这场“古文运动”其实就是唐德宗李适（kuò）贞元年间和唐宪宗元和“中兴”时期的社会现实的文学反映。最后，就是以韩愈和柳宗元为代表的优秀散文家，他们以自身深厚的古文理论和作品对“古文运动”的指导和示范作用。
“古文运动”的发展史
我国古代的散文，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到了魏晋，形成了一种骈俪文体，六朝时极为兴盛，在文坛上占据主导地位。当时叫“今体”，也叫“俪辞”。
“骈文”的名称是从唐代柳宗元才开始叫起来的。他在《乞巧文》中说这种文体是“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后来就简称“骈文”或“四六文”。
“骈”字的本义是指二马并驾。汉代许慎的《说文》中是这样解释的：“骈，驾二马也。”“骈文”这个名称是很形象的，它要求：句子对偶，四言六言相间作对，音韵也必须协调，并且注意音响和节奏，富于音乐性。
这就大大提高和丰富了文学的艺术性能和技巧，曾经起过积极作用，成为我国古典文学宝贵遗产的一部分。
但是骈文发展到后来，产生了极大的弊端，它的末流，无视文章的思想内容，堆砌华丽的辞藻，玩弄玄奥的典故，加多了音韵的限制，完全讲求形式，使这种文体萎靡和僵化，直接阻碍了散文的发展，所以对“骈体文”的改革势在必行，也到了不得不进行改革的时候了。
纵观我国古代的文学发展之路，其实早在南朝骈文鼎盛的时代，就有与之相对立的“复古”萌芽。南朝梁朝的著名文学批评家、文艺理论家刘勰就已对骈文不满，在他所著的《文心雕龙》中提出了“明道”的主张。
西魏文帝大统十年(公元544年)，宇文泰就用行政命令反对骈文，宇文泰后来成为北周的开国皇帝。
刘勰提出的“明道”主张和宇文泰用行政命令反对“骈体文”这两件文学史上的事请，可以说是发出了以古文代替骈文的先声。
后来北魏、北周之际的文学家柳庆用古文写贺表，北周文学家苏绰模仿《尚书》写《大诰》,北齐文学家颜之推也提出“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的古文创作主张。
到了隋朝，隋文帝杨坚直接下令反对骈文，李谔上书倡导“复古”运动。隋朝末年的文学家王通在《王道篇》中明确地说到：“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王道从何而兴乎?”从王通的观点就可以看出，他对骈文的反对思想是很明显的。
到了唐代，尤其是武则天在位时，文学家陈子昂又一次提出了文学改革的口号，被称为开创一代文风的先驱者。《旧唐书·文苑传》中说：陈子昂以后，“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
陈子昂之后，一大批文学家，如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相继提出古文改革的理论，特别是元结，在古文创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陈子昂、元结等人的古文改革理论和实践为后来韩愈和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启开了先河。
在骈文由鼎盛到衰落的发展过程中，反对骈文的斗争是不断发生的，由古文代替骈文的一场大搏斗是不可避免的。这说明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是我国散文本身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是 散文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但是韩愈和柳宗元之前，反对骈文的人如此众多，都不能形成社会运动，除了他们自身的弱点之外，主要是社会条件不成熟。
而这种现象到了韩愈柳宗元的时代，则变成了一种轰轰烈烈的文坛运动，韩愈和柳宗元为“古文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可以说是“古文运动”的卓越领导者。他们自身卓绝的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都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前辈。
在韩愈和柳宗元手中，“古文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对同时代热爱古文创作的青年后辈起到了指导和示范的作用，尤其是韩愈有在国子监博士任职的履历，他更是将他的古文创作理论进行了不遗余力地推广。
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的意义
柳宗元“古文运动”中的地位仅次于韩愈。柳宗元也提出过重要的古文理论，但主要的是以他典范的古文创作参加和领导“古文运动”的。
由于他长期谪居边远地区，在领导“古文运动”方面虽不及韩愈，但就他的作品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成就来说，又是韩愈所不及的。
柳宗元的散文是丰富多彩的，他的论说文，表现了他进步的政治观点和初步唯物论、无神论的思想。著名的长篇论文《封建论》，针对当时藩镇割据的现实，他批判了分封制的不合理。
在赠序文《送宁国范明府诗序》和《送薛存义序》等文章中，柳宗元就提出了“吏”是“民役”，而不能“役民”的观点，如柳宗元在《送薛存义序》中明确提出“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讼者平，赋者均，老弱无怀诈暴憎”的观点，原文节选如下：
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值，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
柳宗元提出这样的观点，这在当时社会环境里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够提出与传统的“牧民”观点相对立的“民役”观点，却是很难得的。
在《天说》和《与韩愈论史官书》中，柳宗元也是毫不客气地批判了韩愈的“天命论”和“史官危险论”。如柳宗元在《天说》中是这样回复韩愈的：
柳子曰：“子诚有激而为是耶？则信辩且美矣。吾能终其说。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子而信子之仁义以游其内，生而死尔，乌置存亡得丧于果蓏、痈痔、草木耶？”
虽然政治上的观点不一样，但是柳宗元和韩愈是很好的朋友，早在唐德宗李适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柳宗元任监察御史里行时，就与韩愈、刘禹锡经常探讨学问，互相学习。他们在一起共事，结成了朋友。
韩愈在《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的长诗中写道：“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由此也可见，韩愈和柳宗元是互相欣赏，相互推崇，惺惺相惜的文坛好友。
在领导“古文运动”中，韩愈和柳宗元两人也是互相支持，共同倡导的。当韩愈写的《毛颖传》受到人们嘲笑非议时，柳宗元挺身而出为他辩护。
当韩愈写了一篇《师说》的文章，提倡尊师重道并自为人师而受到别人的谩骂、嘲笑、甚至遭到人身攻击时，柳宗元深表同情，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柳宗元就为韩愈辩解道：
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
当韩愈向人推荐柳文，柳宗元却谦虚地回答说：韩愈的才学比自己高得多，只有司马迁可以相比，意思是说韩愈是继司马迁之后伟大的散文家。在《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中写道（以下节选）：
足下所封示退之书，云欲推避仆以文墨事。若退之之才，过仆数等，尚不宜推避于仆，非其实可知。退之（韩愈）所敬者，子长、子云。子长于退之固相上下。
文中说的“子长”就是指西汉文学家司马迁，“子云”就是汉代文学家指杨雄。
也因此，“韩、柳文墨相推毂”，一时传为美谈。但是两人在政治态度和哲学思想上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在对待“永贞革新”的态度上，韩愈并没有明确的表态，也没有明确的支持，而是对“永贞革新”保持观望的态度；在哲学上的观点，基本上是唯心论、天命论。在这些原则性问题上柳宗元却是毫不苟且，不留情面地给予批判。
柳宗元散文取得的成就
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的作用是巨大的，但是他主要的是以他典范的古文创作参加和领导“古文运动”的。因为柳宗元本身在古文的创作上就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可以说是他那个时代里最高的成就了。
（一）柳宗元的驳论文成就柳宗元的《非<国语>》有六十七篇，都是短小精悍的驳论文章。对《国语》一书歪曲了的历史事实加以驳斥，论点鲜明，笔锋犀利，一针见血。例如其中《戮仆》一篇中，柳宗元写道：
晋悼公四年，会诸侯于鸡丘。魏绛为中军司马。公子杨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斩其仆。非曰：仆，禀命者也。乱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贵，不能讨，而禀命者死，非能刑也。使后世多为是以害无罪，问之，则曰魏绛故事，不亦甚乎！然则绛宜奈何？止公子以请之命。
文中第一段是《国语》的原文；第二段是柳宗元以“非曰”的形式开头，发起的驳论，标明是柳宗元自己的批驳观点。
柳宗元驳斥的事情是《国语》中记载的春秋时期的一件事情：晋悼公四年公（公元前569年），公子杨干的战车冲乱了队列，魏绛却杀了杨干的仆人。
《国语》以此标榜魏绛的军法严明，而柳宗元驳斥说，这样错杀无辜，并非军法严明。并且说明这样做对后世的影响很坏，进而指出魏绛应该采取的办法。
柳宗元的这篇驳斥文章语言简洁，层次分明，击中了要害。柳宗元《非（国语）》一文的意义不仅在于对《国语》的批判，而且是对传统的观念及权贵阶层的挑战，表现了柳宗元非凡的胆识和才学。
柳宗元强烈地驳斥了《国语》中罔顾历史事实、委屈历史事实的的记载，他把《国语》比作“文锦覆盖的陷阱”，一定要加以驳斥。
同时柳宗元对《国语》中除过历史记载之外的写作手法予以了肯定，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如是说道：
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
“参之《国语》以博其趣”一句，意思就是说柳宗元自己在创作时充分吸收古人创作上的经验，借以磨砺气势，畅达条理，纵横思绪，尤其是学习《国语》中叙事的趣味性。
他还向人介绍该书的艺术特点，这正是柳宗元对待古代文化遗产批判、吸取的正确态度。
（二）柳宗元的游记文成就“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柳宗元被贬永州（今湖南省零陵县）后，写了不少游记，例如“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
这些游记是柳宗元在永州（今湖南省零陵县）期间写下的山水游记，“永州八记”就像一幅连贯的丰富多彩的画卷，将永州秀美的山水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而且这些游记因为优美的文笔，而被人们广泛传诵。如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柳宗元这样写永州西山的：
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
柳宗元面对眼前奇异的景观，胸怀顿觉开阔，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油然而生：广大得如同浩气看不到它的边际。欣喜满意地同天地交游而设有尽期。于是“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以至于暮色降临也浑然不觉，仍不愿归去。
在山水的描绘中，柳宗元把自己的身世情感同描写山水结合在一起，行文水乳交融，巧妙自然，文句辞藻优美，无与伦比。柳宗元可以说是郦道元之后，山水风景散文的大家。
（三）柳宗元的语言小品文成就柳宗元的寓言，独创一格，其特点是通过一个简短有趣的故事，故事里的角色不限于人，也许是鸟兽花木，来说明一个深刻的道理，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讽刺作用。如柳宗元著名的《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这三则寓言故事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比如柳宗元的著名语言小品文《蝜蝂传》，这篇寓言的重要特色是塑造了蝜蝂这一艺术形象，原文写道：
蝜蝂者，善负小虫也。……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不知为己累也，唯恐其不积。及其怠而踬也，黜弃之，迁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亦足哀夫！
在《蝜蝂传》中，柳宗元通过描写小虫蝜蝂善负物、喜爬高的特性，讽刺“今世之嗜取者”聚敛资财、贪得无厌、至死不悟的丑陋面目和心态。
《蝜蝂传》行文简约精妙，说理师法自然，结构细密，逻辑严谨，类比恰切，过渡自然，语言犀利，叙事生动，议论精警，寓意深刻，具有很强的批判精神。
这篇寓言的寓意就是要告诉世人这样一个道理：要懂得知足常乐，不要太贪心，嘲讽了追求名位、贪婪成性的丑行。
寓言在我国先秦散文中已大量存在，但都是作为文章中的一个比喻出现的，很少独立成篇，而柳宗元则把寓言变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大创造性的功绩。
（四）柳宗元的传记文成就此外柳宗元的传记文也是很有成绩的，比如我们所熟知的《种树郭橐驼传》，如原文中有这样一段：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驼曰：“我知种树而已，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问者曰：“嘻，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
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论色彩的传记文，也是一个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
文章先写橐驼的命名、橐驼种树专长和种树之道，然后陡然转入“官理”，说出—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为橐驼之传，目的是为下半篇的论述张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半篇种树之道的类比和引申，前宾后主，上下相应，事理相生，同时柳宗元在文章中发挥了他的寓言体杂文笔法，是的这篇文章具有了很高的艺术表现力。
柳宗元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叙，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推论出“养人”的道理。
在文中，柳宗元指出为官治民不能“好烦其令”，批评当时的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行为，反映出作者对普通民众的同情和改革弊政的愿望。
唐代“古文运动”的衰落
柳宗元在散文创作上取得的成就是很高的，他的各种体式的散文都达到他那个时代的最高峰。
韩愈、柳宗元顺应历史和散文本身发展的趋势，成功地领导了唐代中叶的“古文运动”。他们的散文不仅代表了唐代的散文的最高成就，而且对后世的散文影响很大。
但是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他们的继承者手里，受到了曲解，偏离了原来的方向，走上了偏离韩愈和柳宗元“古文运动”初衷的道路，尤其像韩愈的学生李翰，把“古文运动”变成了讨论孔孟儒家学说的说教，为宋代的道学开辟了道路。
以皇甫湜为首的一派，又片面强调“创新”，把“古文运动”引上了奇异怪僻的狭窄道路，也完全脱离了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的初衷。
只有晚唐的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的小品文，才真正继承了古文运动的传统，鲁迅先生在《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评价这几位的小品文：“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正是由于韩愈和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没有得到有力的继承和发展，“古文运动”在晚唐又再度衰落，骈体文又再度复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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