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的时空站
——盘龙城的延续力和辐射力
潘安兴
中华上下五千年，黄河奔腾，长江浩荡。黄河在时空上流通，长江在时空上对接，黄河寻找对接的时代，长江准备对接的口岸。期待着振奋人心的瞬间，那就是公元前十六世纪左右商代的早期，大武汉之根——盘龙城。
当我们站在商代盘龙城遗址上，站在华夏文明的时空站上，从考古文献的长镜头中，将两河文明的对接时间上溯到夏王朝二里头时期，下迄到明清时期，以至于未来，余风流韵，盘龙城的历史延续力早已跨过了三千五百年；又从商代二里岗遗传密码勘破中，将空间横向联系西进巴蜀，东下吴越；纵向发展北抵中原关中，南达湘桂岭南，盘龙城的辐射力远远超过了商王朝的当时版图，盘龙城民开辟的青铜之路覆盖着中华大地，盘龙城的步伐折射出中华文化的源流，中国统一的潮流如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从盘龙城走来，走向大海！
从洪荒世纪到新石器时代，黄河文明南下，长江文明北上，互为进退，拉锯了三千五六百年。进入河南龙山文化阶段，黄河文明势头一浪猛过一浪，势如破竹，不可逆转！二里头二期夏文化，前锋抢滩长江北岸，登陆盘龙城，筹备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的对接，迎接两河文明融汇的庄严时刻！那就是商代盘龙城的诞生，武汉的城市之源！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君不见，万里长江下东海！夏二里头文化的铺垫，商二里岗文化的堆积，夏商黄河文化角色更换，夏商黄河文化接力，前赴后继，缔造经营长江中游北岸的盘龙城，开启了武汉城邑文明。当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功能为武汉地区渐次兴起的其他城址所续接，承传；由盘龙城依次延伸江夏郡、夏口城，发展为郢州、鄂州，进一步演化为汉口，武汉都会的城市里程碑；又由吸纳中原商文化江南吴越文化，自成一家风骨的盘龙城文化，转变为荆楚文化，迈向工商都会文化的城市文化履历；将青铜、制陶、磨玉、手工业制造基地转化为商业市镇，跨步到现代机器制造业城市，再飞跃到集工商、科技、教育的都会；盘龙城最早确立武汉在中国南北连接点，西瞰江汉，东襟皖赣的扼要地位，为后来“九省通衢”的地理区位优势留下了无限发展空间，融汇多元文化，武汉在兴衰中生生不息的魅力。
而两江交汇的江城风格，注入武汉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展示出广阔的前景，在当今世界特大城市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盘龙城商代宫廷建筑艺术，夯土高台建筑雏形，前朝后寝的建筑格局，四阿重屋的建筑形式，木骨混墙的建筑风格，披檐斗拱的建筑艺术，曲末斜撑的建筑技巧，风行着宫廷建筑和民间建筑几千年；而盘龙城先民们筚路蓝褛，以启山林，一往无前，万难不屈开拓创新精神；追求卓尔不群，一鸣惊人的崇高境界；高瞻远瞩，继往开来的胸襟，顽强不息，豪迈进取的文化内核，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江城儿女在艰难中开创，在逆境中奋起，创造历史，开拓未来。盘龙城纵线贯穿着过去和现在，延续着明天和未来，闪烁着历史睿智，深邃历史眼光，审视两河文明对接和交替，改写夏商王朝的历史！重论两河文明的终点和起点，浴火凤凰磐涅的腾飞！
铜矿资源是青铜文化的源头，又是青铜道路的发轫，青铜文化辐射力的轴心，拉动夏商周王朝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它的重要战略意义，如同20世纪初、中期的钢铁，当今世界石油一样，成为列强争夺的对象！逐鹿的主体目标！夏商周时期围绕着追求铜矿资源而迁徙国都！那么在中国未来发展中，面对着影响城市发展的水资源，关系到城市的延续力和辐射力；城市的经营者又会采取什么决策呢？那就是前人留给我们的钥匙！打开城市发展的困惑，中华文明发展的困惑！
进入青铜时代的夏王朝，中原文化因素多表现于斝、爵、鼎等礼器，尚未形成完整、成套系列品种，而且数量也比较少，铸作场仅限于晋南豫西等地，耗量亦不很大，铜矿的开采多半取自于本地和邻近地区。到了商代，青铜铸造业就有了长足进展，京畿地区铜矿资源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迫在眉睫摆在商王朝面前，争夺铜矿产基地，控制或打开铜锡等金属原料输运、贸易渠道，成为当时的军国头等大事！
以开疆拓土为目的，以军事征服为手段，以文化传播为媒介，以盘龙城为交通枢纽，以长江中下游为战场，拉开了开辟中国青铜之路的惟幕！
通览先秦典籍，最著称、著录最多的铜产地首推荆、扬两州。从铜矿的储量、富集、开采的难易程度，当时的技术水平以及遗址规模产量估算，长江中下游铜矿带优胜于北方地区，当时商周王朝最主要的铜矿供应基地。
据估计，历年出土的商周礼乐器不下两万余件，以著名的曾侯乙编钟群为例，总数65枚钮钟和甬钟加上铜构附件，纯重达5吨之多，用铜量达6吨以上！商周铜器种类繁多，自早商时期至战国时代，长达14个世纪漫长岁月中，铜矿耗量几近于天文数字，仅铜绿山炼渣堆积就达40余万吨！
而湖北大冶的铜绿山、港下、铜岭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大型富铜矿藏，与南铜陵、南陵铜矿几乎处在同一条运输线上，位于长江中游，属于古荆州地区，与盘龙城一江之隔，方圆不过数百里！从鄂州至大冶全镜，连接阳新北南纵轴，再到江西瑞昌，与得天独厚的铜矿带相应，先秦采铜冶铜遗址密集。其中，铜岭遗址到丰山的直线不足16公里，实际连成一片！皖南古铜矿遗址位于长江下游，属于古扬州地区。其中尤以地处南陵、铜陵交汇地带的大工山、凤凰山、铜官山等处竟天造地设高度集中！
如此巨大诱惑的长江中下游铜矿带，驱动商王朝建立以盘龙城为轴心的南铜北运体系，保护铜路安全，维持相当时期带有城邑性质，具有青铜冶炼规模的军事据点，以始终控制南铜北输的生命线，保障商王朝的青铜铸造业！也铺就中国青铜之路的延续和发展，准备了西周、春秋战国新一轮青铜铸造业的高涨！
夏王朝在完成氏族制社会过渡到奴隶制社会进程中，生产力水平有了显著进步，社会经济登上了新的发展台阶，四方向王室朝贡制度开始实行，而木板船的出现，则促使了水运的发展，引起夏王室对水运更多的关注。当时全国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均有水道通往国都冀州（山西南部河南洛阳一带）。贡赋的输纳活动推动着大范围，远距离，跨水域利用水上天然通道，发展专业性水上航运交通。远古黄河、长江水系航运史上，开始了划时代的革命！充满着神奇的开拓和探险！
据《尚书·禹贡》记载，为输送贡赋，利用长江通向黄河，直抵冀州的三条航线之一的荆州贡道，主要担负着今湖北、湖南以及江西部分的物资转运交通路线，是从长江中游出发，经过汉江支流行驶到沔阳境内转入汉江，再由汉江溯丹江而上过河南、陕西改为陆运，越冢岭到洛水，再改舟行，北上经河南卢氏、洛宁、偃师，由巩县驶入黄河，行至山西南部。长江中下游造船技术、白陶、印纹陶，通过盘龙城进入荆州、扬州通道，途经中原地区抵达国都，沿途留下了稀薄痕迹。在江陵荆南寺、宜昌白庙，似乎找到星点式的路标图！
当时盘龙城正好处在古云梦泽的东缘，河湖水泽网络密布 ，特别是盘龙湖与流经此地的汉江相通，给盘龙城水运交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物资供需，南铜北输，江南陶器一面通过府河及其干流滠水、涢水，越过大别山、桐柏山的隘口北上直达中原商王朝首都，又可以通过汉水、涢水，穿过随枣走廊，进入南阳盆地，既而北上进入中原，西抵关中地区，向南进入长江，沿江上下；往西经荆州走向鄂西，西南可穿越洞庭湖，到达湘西北；向东，可进入江西鄱阳湖水系，再转入赣江流域。到了周朝，天然航道进一步开发利用，汉江与湘江的航线相互接通。四川两湖、广西等地的丰富物资都通过长江的连接，经汉江运抵首都。今河南南阳（古称宛）就是具有汉江及其支流唐白河的中转作用，而自西周逐渐发展为古代的通都大邑。汉江的重要地理位置日益凸现出来。难怪张之洞老先生站在时空的纬线上，总结出了至理名言：昔贤整顿乾坤，缔造皆从江汉始！
汉水为盘龙城提供四通八达的水道，极大地繁荣了盘龙城的航运事业，城中的军政商贾，乘坐木板船可到达河南与商王朝中央取得联系，顺汉水入长江或南渡，更能与两岸各地互相交往，南下的商代臣民，渡大江去江西、湖南等地，溯长江西上江陵或北上商都均必须乘船经过盘龙城。着眼于舟楫之便，南铜北输，足够供给的战略需要，商人在这里建立了带有城邑性质的军事据点，逐步发展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利用长江与汉水的航运，控制南土的重要举措。以盘龙城为中心枢纽的水上航运事业，促进了长江流域和汉江流域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双向交流，促进了南北文化双向交流，协调东西经济发展步伐。对接着东西南北，承传着古往今来。
盘龙城城址城垣夯筑方法。中间主体部分平夯，内外两侧斜夯；城墙基宽15-25米，四面都有城门，宫殿基址土夯高台基，中间隔墙开间，四周回廊，挖槽置础，立柱横梁，由檐柱，挑檐柱形成的“四阿重屋”茅茨土阶，与河南偃师郑州商城大体相同，青铜礼器采用浑体铸造工艺，造型与各种饕餮及夔纹、联珠纹、涡纹、弦纹基本一致，在礼器组合方面，仅比郑州少了方鼎和盂，盘龙城还多了簋和甗，以觚爵斝为核心的酒器组合几乎没有变化。这些都是商文化在盘龙城生根、开花的结果。
夏商周研究的首席科学家们，对盘龙城作出“华夏文化的源头，九省通衢武汉之根”的定位，本身就引导我们，从整个长江流域以及中国南方出土的青铜器的相似性、共同性中看到，盘龙城作为华夏文明的时空站，它的延续力和辐射力，镂刻在华夏南方的出土的青铜器上，看到先进的青铜文化，通过盘龙向东、南、西辐射。而南方的几何印纹硬陶文化又通过盘龙城传到了中原，在文化的同一性，找到了盘龙城的发展脉络，找到了盘龙城的影响范围，又找到了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纽带！
红陶大口缸，形似“将军盔”，在河南、湖南、湖北其它地区也多有发现，尤以盘龙城为多，二里头文化时期突然大增，商朝前期特别盛行。以盘龙城为中心，向周邻辐射传播。具有南方文化因素的陶器，尤其是长江下游带把鬲、带流壶，在早晚各期都可以见到，具有江南文化特征的印纹硬陶、白陶，在盘龙城遗址各期皆可发现，而北方中原地区也出土了少数印纹硬陶和釉陶，还有锡以及青铜原料和矿石，说明当时东西南北通过盘龙城相互交流，渗透影响，相互吸收融合，从未间断。盘龙城印纹硬陶受江南吴越文化影响，发展并逐渐传播到北方地区。
盘龙城遗址，在当时不仅是华夏南方政治与军事的中心，而且也是南方与北方经济与文化的交汇中心，中原地区当时发达的经济与文化传到了南方长江流域，同时南方的经济资源也传到了北方、中原地区。这种南北双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等方面的全面交流，互相取长补短，互相融汇吸收，远在三千六百年以前就创造出了我们中华民族灿烂辉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了。盘龙城是南北文化交流的桥梁，东西物资交流的纽带，东西南北货栈集散中心！
再往前看，以盘龙城为代表的南北物质文化交流，至少还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前的北方仰韶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二者握手联袂打造华夏文明。以后经过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黄河龙山文化时期，实现强强联手，南北文化交流日趋频繁，融汇在中华文化的共性因素之中，愈来愈清楚看到了统一的华夏文化脉络！
就现有出土考古资料而言，商代二里岗时期上至四川，下至浙江，盘龙城文明发展水平最高，又是本土文化代表，成为长江流域地区处于发展前列的文明中心，势必对其他地区广为辐射，产生重大影响。盘龙城所开辟的青铜之路，沿江各地遗址发掘，从青铜形制、纹饰、礼器组合配套方面，找到盘龙城文化遗传基因密码，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结合的变迁中，二传、三传染色体分孽出的细胞，却奇迹地保存着商文化的饕餮纹特征，看到了盘龙城文化各地生根、开花，形成本地青铜文化的发展，从而商代中期和晚期多个文明中心，对盘龙城文化的延续力和辐射力有了全新的认识。以至于在商代晚期，盘龙城消失了，但盘龙城所开辟的青铜之路，盘龙城青铜文化的子孙后代，盘龙城青铜文化的混血异化组合，却在继续拓展和延伸，盘龙城所缔造的青铜事业却镌刻在随州曾侯乙的编钟上，大冶铜绿山铜矿石微量元素含素融入了曾侯乙的编钟之中！
通过盘龙城轴心传动，把中原商文明的先进因素以及相应的生活方式向周围其他地区扩大。湖北阳新的大铙、崇阳的铜鼓，向西已达荆南寺，向南有岳阳铜鼓遗址以及远在湘西北的皂市等商代二里岗期铸铜遗址，这些地点的考古表明，这些地区在中原商文明的刺激影响下，本地区的文明大大前进了一步！盘龙城青铜文化竟是那样的神速，覆盖面的宽广竟是那么奇特！
从现在考古发现来看，在商代长江流域的文明中心经历了一次转移一次交接，即由早期的盘龙城文明中心向西转移到了荆沙一带，向南转移到了今湖南宁乡湘江中下游一带，扩大了范围，出现了两个文明中心，即盘龙城的两位二传手，盘龙城的两家青铜文化子公司，将长江流域的文明发展比商代早期又前进了一步，为后来荆楚文明播下了种子，奠定了基础。盘龙城开辟的青铜道路，在晚商时期继续延伸。在时间上延伸，在空间上拓展！
第一在江汉平原西南侧的江陵、沙市、松滋之间。江陵梅槐桥、沙市周梁玉桥、官堤、松滋博宇山等地发掘出相当规模的遗址；在江陵、沙市出土了精美的青铜尊、罍，遗址内涵以土著文化为主，保留着少量中原文化因素，与盘龙城二里岗上层期恰恰成反比！铸造工艺与盘龙城却完全相同，表面上是本土文化的复归，商文化的后退，实质上是商文化融入本土文化之中，从文明的发展趋势看，不是后退，而是前进，最明显的例证是出土的青铜器尊罍，文明水平决不亚于中原地区，而是青出于蓝胜于蓝！渊源关系如其说来自中原，不如说来自盘龙城！无论是空间距离，还是交通状况，后者都优于前者。
第二地点在洞庭湖平原东南侧，以宁乡黄林为中心的湘江中下游地带。在黄林岳阳对门山黄家河发现商代殷墟遗址，出土青铜器达200余件，占湖南销各地出土商代青铜器的90%。不仅数量多，而且多重器和精美之器，有“铙王”之称，重达221.5公斤大铙，第一次发现多达9件的编铙、象纹铙，人面纹鼎列为国家级稀世珍宝。从形制纹饰明显表现出地方文化因素，本铸造技术与合金成份方面也显示出来绝大多数为本地制造，与中原同期之器相比毫不逊色！甚至超过了王都安阳所出。
盘龙城青铜文化在横向联系发展中，二传手湖南在传播和扩散文明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这种联系在青铜器方面有不少例证。吴城文化，以吴城遗址和大洋洲商墓为代表是盘龙城走向衰落后，崛起的又一支青铜文化！出土的青铜器为晚商时期流行的鱼带纹，四瓣目纹和云雷纹为主纹的作风，均见于荆沙、宁乡一带的铜器，而大洋洲与湖南各自出土的铜鬲，竟如孪生兄弟！盘龙城二里岗文化的大洋洲版本，两地青铜器的共性，传播路线之一可能沿湘江而上，再东入赣中地带，而湘江下游宁乡、岳阳一带是这一路线的中转站，又是晚商期的文明中心之一，盘龙城青铜文化中心的二世，盘龙城青铜文化的嬗递和拓展！
在湖南以东，长江沿岸以及更南的地区，安徽潜山与庐江泥河区、江苏江宁塘东村、浙江余杭石濑，无旋纹饰连珠纹大铙频繁出土，又提出了这些铙属于商代可能性！而安徽长江南岸的铜陵西湖乡童墩村出土的爵、斝，从饰纹和器形上看，与盘龙城出土的爵、斝又是基本一致，年代为商代前期，即二里岗期的上层时期！
在江苏连云港市大村出土的鼎等经南京博物院观察其分别高达71.5厘米和70厘米，口沿下饰有无地纹和饕餮纹，足上部饰有兽面，有勾状扉棱，立耳外侧中空，应属二里岗期上层风格！而浙江安吉三官乡周家湾出土青铜器八件，一鼎一爵二觚，还有四件蹼形案足。爵、觚为典型的殷墟期风格！虽然我们现在不宜过早作出推论，但却为我们进一步探索，指明了可能和必要！随着整个长江流域考古新发现，或许将有更多石破天惊的震撼！
商代晚期长江中游地区与巴蜀地区的文化联系，也可从四川广汉三星堆中找到痕迹。四川广汉三星堆两处物坑中的尊和罍大多与湖南所出类似，出土三件变饕餮纹牌饰，显然是中原商文化的影响；而三星堆器物上的神树花朵形铃，花辨上的连珠为商代所常见，而蒂部的波带纹则很特殊。在中原地区，只能上溯到西周早中期，这种花纹始于四川，后来影响到中原。三星堆二号坑的尊罍，出土时多涂朱，器内装有玉器工具，铜饰之类物品。青铜器放玉器小件的情形，也是湖南出土青铜容器中早已发现的特点之一。据此可以想象得知，长江中游地区，特别是宁乡一带与千里之遥的三星堆当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而四川巫山大宁发现的尊不妨视为传播的连环，三星堆器物完全系湖北、湖南的影响，年代上限便是两湖器物的下限，留给我们探索盘龙城青铜文化奥秘的线索！盘龙城青铜文化的三星堆版本，似乎如50万年前北京猿人与五六千年前华夏民族演绎一样！
这里，我们不妨聆听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论断：“自湖北、湖南通向四川，则必沿江穿过三峡。三星堆的青铜文化最接近湖南湖北，而且与淮河流域的安徽一隅也有联系。因此，我们可以设想，以中原为中心的商文化先向南推进，经淮至江，穿过洞庭湖，又溯江穿入蜀地，这很可能是商文化通往成都平原的一条途径”，通向四川的途径是通畅的，商文化可以迅速传入成都平原，特别是四川、两湖一带关系密切。李先生的看法，在于对考古新发现，特别是两地区青铜器相似性，所得到一种崭新认识，使我们看到长江中游地区，盘龙城商文化对东西两邻的巨大影响，以及对南方长江中游早期文明重新估价。
陕西城固出土的青铜器与三星堆关系密切，与盘龙城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盘龙城青铜文化溯汉水而北至随枣西南部。在陕西城固出土的18件商代中期青铜器，形制和纹饰都与盘龙城同类器物相近。尤其是卣的提梁为绳索状，卣身作长颈葫芦形，簋的附身上端，连接口沿，仅见于盘龙城。盘龙城所开辟的青铜之路始终没有中断，而是沿溯江汉继续纵深发展，由星点式文明燎原于华夏大地，燎原于商王朝版图之外的中华大地！
水运交通频繁推动了商族等北方诸族与南方荆楚，杨越，南淮诸夷族文化、交流、贸易往来。铜、锡、元龟、象凿，南海之珠，鲸鱼骨、犀牛皮，走青铜之路，源源不断地输往北方。在安阳后期殷墟小屯出土的南海贝与鲸鱼骨，都是通过交换或方国进贡而来。
在广西北端的兴安，曾收集到一件卣，武鸣勉岭出土的卣，尚有同时代的戈，出土地有土坑痕迹，在广东信宜秃头岭发现一件盉，出土情况与湖南青铜器十分相似，从形制与纹饰特征情况看，经考古鉴定为西周初年，这给我们进一步发现盘龙城与南方各地青铜文化遗存带来了一串串联想，一串串联系的希望！
1994年，在香港举行的《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学术论坛会，曾就香港南千岛出土牙璋进行讨论，研究者肯定玉质礼仪用器乃中原商文化南传的物证，并指出是长江中游特别是湖南地区为重要中介进行的。到了商代，青铜器、牙璋等玉器主要沿湘江、资水上行而传入两广，以至更南的香港、越南北部。更大规模的经济往来、文化交流，在商末和周初已全面启动。
华夏文明的时空站盘龙城，延续力和辐射力，超越时空。补写着华夏文明的发展史，补写着华夏民族的生衍史，补写着诸多历史文献中夏商王朝礼载的语焉不详。盘龙城的复苏实际上是长江文明的复苏，武汉城市文明的复苏，武汉在华夏中部崛起的复苏，似乎是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对接和交替，黄河文明的历史总结，长江文明真正开始！长江大合唱的主旋律已经奏响，撰写下一轮中华五千年！
作为武汉城市之根，仿佛为武汉寻找了最终历史归宿，以无比优越的条件，满怀信心，昂首挺胸，扮演着舞台的主角，向东西南北辐射，向春秋岁月联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或者说中华上五千年篇是黄河文明主宰山河，那么中华下五千年篇，将是长江文明崭新日月！武汉城邑文明辉煌乾坤！盘龙城的开拓者们精心安排，将武汉的发展空间留给后人，将历史的伏笔留给了武汉！虽然世事沧桑，然而厚重文化底蕴，独特的历史魅力，缔造江汉的超凡伟力，远远超出遗址和出土文物的本身，激励着我们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撰写中华民族的辉煌篇章，无愧于前人，未愧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