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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中国现代文学书写的一个复杂的主题”，并升腾为一种文学意象反复出现。我国城市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夏、商、周三代的都邑时期。从先秦时期城市的形成到清末城市的近代转型，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城市，如唐之长安、北宋之汴梁、南宋之临安、元之大都、明之南京、清之北京等。虽然人口过百万，城市经济发展迅速，甚至明初还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萌芽，这些都只是城市的古代形态，并非现代意义的大都会。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之后，源源不断地输入外国资本主义思想、现代工业、交通、通讯及其他物质文明因素，开启中国城市现代化时期。中国沿海城市上海、天津、大连、青岛、香港等最早迈出现代化步伐，而后内地城市也相继开始艰难的现代化进程。这种由古代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商业发达的现代社会的转变必然会影响到文学领域。
文学的现代性离不开都市，虽然波德莱尔的“现代性”定义中并没有特别指出现代性与都市之间的特殊关系，但我们谈论其作品离不开 19 世纪时期的巴黎。早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韩邦庆为代表的通俗小说家就开始关注中国早期城市的发展变化，其作品《海上花列传》可谓中国都市小说的滥觞。其后鸳蝴派作家包天笑、朱瘦菊、毕倚虹、陆士谔、张秋虫、张恨水、秦瘦鸥、刘云若等，将镜头对准现代大都会，从都市空间、都市生活、都市市民、都市景观等各方面展现城市的现代化历程。与古代白话小说描写旧市井城市不同，鸳蝴派小说描写的对象已经是处于现代化转型中的城市，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都市主题由此开启。称他们为城市文学的第一代作家，实至名归。鸳鸯蝴蝶派作家对都市生活的体验与书写，既关乎鸳蝴派小说“现代性”问题，又折射出农业文明熏陶下这一群作家的都市文化心理。
一、鸳蝴派作家的都市生活体验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都会形成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上海作为最早开始走向现代化的大都市，吸引全国各地文人前往，早期鸳蝴派作家便是在这个时期陆续进入上海开始都市生活。鸳蝴派作家大部分是江苏、浙江一带的文人，科举制的废除迫使他们走出家乡进入城市寻找新的出路。他们之所以选择上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上海发达的文化市场，数量众多的出版机构、鳞次栉比的学校、大大小小的报馆以及遍布大街小巷的书店，只要能写、能画、能外文、能看病，都能有一个立足的。据包天笑回忆，他 1906 年进入上海后，一边在《时报》写论说，一边写点小说，工资 80 元。同时他还在《小说林》兼职，月收入 40，加起来每月有 120 元的经济收入。除去他的房租和家用，还可以余五六十元，足够他请客吃饭、娱乐消遣。当时在上海的文人，一般都身兼数职，既主编报刊，又写小说，只要够勤快，日子可以过得不错（稍好一点的工厂工人月收入 8 元）。依托于文化市场而建立的稿酬制与版税制为上海文人提供了最坚实地经济保障。除此之外，租界可以提供安定的生活环境；上海交通发达，出入方便；娱乐场所众多，可以满足各类文人的生活需要。最早进入上海的要算徐卓呆（1902）、包天笑（1906）两人，之后，陈蝶仙（1911）、徐枕亚（1912）、冯叔鸾（1912）周瘦鹃（1913）、陆澹庵（1918）、江红蕉（1922）、徐碧波、陈小蝶、范烟桥（1927）、程小青（1936）等相继入沪。鸳蝴派作家见证了上海的历史变迁，也是现代都市生活的体验者。
虽然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熏陶，进入都市开阔眼界之后，鸳蝴文人开始接受恋爱自由、文明结婚、社交公开等新思想，电灯、电话、火车、汽车、洋房、西装、洋装、自来水笔等新事物，习惯了“密斯”、“民主”、文明等新名词，见识了跳舞、看电影、买马、打网球等西式娱乐活动。伴随都市现代化发展出现的公共空间，如公园、影院、舞厅、咖啡馆、西餐厅、报馆等成为鸳蝴文人出入的场所。鸳蝴派作家一边办报，一边写作，丰厚的稿费为他们的都市生活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生活相对来说比较舒适、愉快。每日里除了办报、写作，就是访友聚餐、观影听戏、公园游玩。就拿看电影来说，这是他们都市生活的重要部分。电影未普及之前，鸳蝴文人的日常娱乐以观看文明戏和戏曲为主，如徐卓呆隔三差五光顾兰心大剧院的演出，包天笑是“大世界”戏院的常客。
后来看电影渐成风气时，鸳蝴文人也加入到观影行列，甚至到后来成为他们最基本的娱乐活动。包天笑就经常去一家“南京大戏院”看电影，那是他上班必经之路。周瘦鹃也爱看电影，上海大大小小的影院几乎都去过，其“影戏癖，历十年而不衰。”江红蕉也自称是“电影爱好者”。可见，观影已成为这些文人日常的文化消遣与爱好之一。不仅如此，鸳蝴文人还常常邀朋友一起观看、讨论，观影已成为他们新的社交方式。正因为看电影之多，后来才有了开风气之先的电影创作。都市生活体验和都市生活方式的变化必然带来文学艺术的变革，“在艺术家的画布上，描绘的对象不再是往昔的神话人物，或大自然的静物，而是野外兜风，海滨漫步，城市生活的喧嚣，以及经过电灯照明改变了都市风貌的绚烂生活。”出现于鸳蝴作家笔下的城市风光、景物、风俗等渗透着作家对都市生活的点滴感受。
二、鸳蝴派小说的都市书写
都市为人类提供新的生存空间和表现舞台的同时，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多天然的资源，生活在城市里的作家以各自叙事和言说方式赋予文本以各自的城市想象与文化记忆。鸳鸯蝴蝶派发源于上海，20 世纪 30、40 年代发展至京津地带，所以，鸳蝴派作家与上海、北京、天津这三座城市关系密切，它们以不同的城市发展面貌影响了鸳鸯蝴蝶派，而鸳蝴派小说则从多个角度构建起民国三大都市形象。美国学者佩里·林克也曾强调鸳蝴派小说与现代都市的关系，认为这些小说的出现是“都市居民面临‘现代化’的环境而产生的心理上的需要”。而鸳蝴文人对都市生活的体验与书写，正是其小说具备的现代性形态之一。
（一）十里洋场之上海
上海自 1843 年开埠以后，迅速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大都市，并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近代以来，众多作家将其作为书写对象，展现这座城市的多元化特征。“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城市，像上海这样同时拥有那么多的美名与恶名：繁华都市，东方巴黎，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文明的窗口，罪恶的渊薮，经济中心，黑色染缸，冒险家的乐园，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即使在外国人眼中，上海也是集各种特质于一身的立体化的都市，“漂亮，卑污，奢华；生活方式如此迥异，伦理道德那么不同；一幅光彩夺目的巨形环状全景壁画，一切东方与西方、最好与最坏的东西毕现其中。”这些都是不同时期不同作家笔下的上海形象，彰显他们对上海城市生活的体验与想象。《海上花列传》是最早对现代都市上海进行文学书写的一部作品。晚清文人韩子云以当时上海的公共空间妓院为叙述场景，通过妓女与嫖客的关系呈现了当时上海都市文化图景。它是“率先将频道锁定、将镜头对准‘现代大都会’”的通俗小说，虽被归属于狭邪小说一类，不少学者肯定了它对城市文学、通俗小说的意义。海外学者王德威评价：“作者韩邦庆为百年前一群上海妓女作列传，兼亦预言上海行将崛起的都会风貌”，“《海上花列传》凸显上海为一特定地理场所，为有关沪上的故事提供了空间意义。”⑤此后，以上海为表现对象或创作背景的小说大量涌现，如《海上繁华梦》（孙玉声）、《续海上繁华梦》（孙玉声）、《海天鸿雪记》（二春居士）、《上海游骖录》（吴趼人）、《负曝闲谈》（遽园）及《文明小史》（李伯元）、《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趼人）、《孽海花》（曾朴）等长篇小说以上海为新文明的渊薮进行描述，获得对上海初步的现代性书写。
其后，鸳鸯蝴蝶派作家对上海的文学书写更为壮观，如朱瘦菊的《歇浦潮》、包天笑的《上海春秋》、平襟亚的《上海大观园》、严独鹤的《人海梦》、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和《黑暗上海》、张秋虫的《海市莺花录》和《海市人妖》、张恂九的《神秘的上海》、骆无涯的《如此上海》、刘蘧庐的《海上销金窟》、许啸天的《上海风月》、冯玉奇的《海上风云》、许廑父的《沪江风月传》、姚鹓雏的《恨海孤舟记》、张恂子的《海上迷宫正续集》、笋乡老人的《上海妇女春秋》、温柔生的《上海春梦记》和《新上海潮》……大量作品描述了上海自开埠以来的巨大变化，展现了大都会成型、发展的面面观。他们“用广角镜头为上海摄像，而他们所摄下的相片有的是中国过去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事物，有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过，但因为在西风吹拂下，变徵走调了，成为中不中西不西的‘四不像’。”不同的书写心态内化为丰富多样的上海城市表情，折射出这批处于新与旧、中与西、传统与现代冲突中的文人矛盾、复杂的文化心理。
三、鸳蝴派作家的都市文化心理
每个作家笔下都有一座独特的城，城与人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理查德·利罕认为：“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和文学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所以，描摹、反映城市的文本，它所呈现的城市成为我们探知作者都市文化心理的意义阐释。鸳蝴派小说是都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品对都市景观的呈现、都市生活的描写、都市市民的塑造、都市情感的表现无不凸显鸳蝴作家对都市的情感和文化立场。究竟是沉醉于都市生活，还是批判地审视都市景观，抑或远离都市文明，这是鸳蝴派作家需要选择的书写姿态。处在华洋杂处、中西杂糅的繁华都市，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切变化，大都市的老百姓既抵触又欣羡。“这些物质文化设施，包括诸如服饰、生活方式，市政设施包括道路、煤气灯、自来水、电灯、电话、公园、公共卫生等等，都和传统方式迥异。上海人对之，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羡，后继则效。”如果说“抵触”与“欣羡”并存的都市意识是广大市民审视大上海的共同心理，那么从“乡下”进城的鸳蝴作家们则表现出更为复杂的都市文化心理。
从苏州、扬州、常熟等城市来沪的鸳蝴文人以“乡下人”的眼光打量上海的现代性，自然是新鲜又好奇，为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生活所倾倒。比如包天笑、周瘦鹃、徐卓呆、朱瘦菊等对影戏的喜爱，不仅经常观看，还参与电影的编剧、导演；常在公园、西餐厅等场所聚会。毫无疑问，就城市生活的便利与先进性来讲，他们对都市文化有着一定程度上的认同感，这从作品对上海风光的描述中即可感受出来。然而，站在报人、记者的立场，他们看到了小市民的生存处境以及都市文明背后的藏污纳垢。对此，他们对光怪陆离的洋场社会又有着忧惧，甚至批判心理。
上海是热闹、繁华的，又是污浊不堪，充满沦落的危险。正如包天笑在《上海春秋》序言所述：“都市者，文明之渊而罪恶之薮也。觇一国之文化者，必于都市。而种种穷奇梼杌变幻魍魉之事，亦惟潜伏横行于都市。”文明与罪恶相伴而生，所以小说一方面展示了大都市的社会生活，还特别关注了都市文明对人的改造与陶冶。比如小说用三回篇幅写扬州人柳逢春受上海市民生活方式的影响，讲究穿着、模仿上海人的言谈举止，虽因身上的土气总是受到嘲弄，最终还是适应都市生活成为一个上海人。而且，他还利用法律手段解除了父母包办的婚姻，践行自由恋爱观。晚清小说家往往视上海为“欲望”的象征，很少从正面肯定都市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积极作用，相形之下，鸳蝴文人对上海的审视较为客观。小说另一方面还揭示出文明背后的种种罪恶现象，如汽车伤人、拜金主义、坑蒙拐骗等。对于汽车这种舶来品，鸳蝴派文人既看到了它的便利与快捷，同时也对其带来的问题感到担忧。有钱人开着汽车招摇过市，横冲直撞，撞伤或撞死路人的事时有发生，“仿佛是马路造在那里传供给那有钱的大爷们坐汽车用的，人若走上马路就是自蹈危险、自寻短见。只许汽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不许人在马路上雅步从容。”
如周瘦鹃的《父子》（《礼拜六》第一百十期）讲述一位陈姓老人唯一的儿子，原本健康、活泼大有体育前途，为救老父亲丧身于汽车轮下，由此造成父子阴阳相隔之惨剧。鸳蝴派作家站在普通市民的立场，提出“市虎杀人”之控诉，“近来汽车这东西，简直是一种杀人的利器，轮子转处，霎时间血肉横飞，一年中不知道有多少无辜的男女老小，都做了这汽车轮下的冤鬼，任是做了鬼，还没处伸冤呢。”毕倚虹的《人间地狱》以三五个名士与妓女的情感为线索，将官场黑暗、商人渔利、军伐暴政等内容串联起来，写出了各阶层人物的生活心态，从而揭示出：表面繁华的天堂，实则人间地狱。
迈克·克朗指出：“城市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场地，对城市地理景观的描述同样表达了对社会和生活的认识”。所以，城市对于作家的意义远不止城市本身，也反映出作家复杂的心态。鸳蝴作家的都市书写以文本形式幻化为各种城市表情，表达他们对城市的感受与理解。其作品大多展现都市的两面性，比如上海的摩登与罪恶，北京的古朴与现代，天津的繁华与乡土，或指诘上海消费主义的盛行与新思潮的泛袭，或不遗余力地尽写平民情调，或醉心于都市中的乡土，不管是哪一种姿态，都表现出通俗小说家相似的都市文化心理，即对现代都市文明的疏离、警惕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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