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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朝建立以前，商族已经有一段很长的历史。传说商族的始祖契是与舜、禹同时的人物，曾在虞舜朝担任官职。此后，经过相土、冥、王亥、上甲微等数代人的经营，商族的势力和影响不断扩大，逐渐成为夏朝统治下东方的一支强盛部族，最终由契的第十四世孙汤率领族众推翻夏朝建立商朝。这段历史从商朝的角度说就是“先商史”或“先商时期”，时间上大致与夏王朝相始终。
先商时期的商族主要活动在今山东西部、河南东部、河北北部一带，其间商族的中心聚落屡次迁徙，但大致不出这一地域范围。商族在信仰、习俗等方面带有鲜明的东方特色，它的发源地很可能在今山东西南部的菏泽地区。先商时期商族的活动区域是许多不同部族杂居的地区，商族在频繁迁徙的过程中通过与各族的贸易、联姻、冲突甚至战争等途径广泛吸收其他部族的文化元素，不断丰富着自身的文化，这为后来商朝文明出现突变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商族的来源与兴起于古“充州”的舜族密切关联，这一事实同时也将商族的发源地指向鲁西南地区。商族与舜族一样都是起源于东方古“充州”的部族，这个推断与商族信仰及商族都邑迁徙所反映的事实也都吻合。商族以玄鸟为图腾，盛行鸟崇拜，他们在原始宗教信仰和其他精神文化方面与山东的古老族群少吴族有着深刻的联系。
春秋时期的郊国国君曾详述少吴族“鸟名官”的风俗，所谓“鸟名官”实际上是说各个部落的名称均取鸟名。从郯子的描述可以看出，少吴族曾有五个以“鸟”命名的部落，分别是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丹鸟氏；五个以“鸠”命名的部落，分别是祝鸠氏、鹃鸠氏、鸣鸠氏、爽鸠氏、鹊鸠氏；五个以“难”命名的部落，号称“五难”；九个以“扈”命名的部落，号称“九扈”。
对鸟类的极度崇拜可以说是少吴族信仰中最有特色的内容。古代夫馀、高句丽等东北民族也有过鸟图腾、鸟崇拜信仰，但在大陆范围内，历史记载明确、早在商族崛起之前就已长期盛行鸟崇拜的部族只有少吴一族，商族的鸟图腾信仰显然来源于少吴族而不会另有其他的来源。值得注意的是，少吴族有一个分支就是“玄鸟氏”，这个玄鸟部落很可能与自认为是玄鸟后裔的商族存在某种血缘上的联系。
据此推测，商族不但在原始宗教信仰方面承续了少吴族的文化，甚至有可能就是少吴族的一个辽远的支脉。少吴族的故地在今山东曲阜。这个地方商代称为“奄”，周人又称之为“少吴之虚”，商王盘庚迁殷之前的都邑即在此地。根据商族与少吴族在图腾信仰上的联系，可以推定商族的发源地距“少吴之虚”不远。
商族的发源地最有可能在鲁西南一带
换言之，从信仰的地域性等角度考虑，商族的发源地最有可能在鲁西南一带。与鸟崇拜一样，殉犬风俗也反映出商族与少吴族之间存在很深的渊源关系。商族流行以犬殉葬的风俗，晚商墓葬中墓底掘有腰坑、腰坑中殉狗或人的葬制几乎可以视为商族文化的一种标志。殉犬风俗基于宗教信仰，它应该是商族固有的从先商时期就一直沿用的习惯，只是到了商朝后期这种习惯更加兴盛、更加普遍并接近于制度化而已。殉犬风俗可以说是商族重要的族属标记，而这个文化标记的来源同样与史前山东地区有关。考古工作者已指出，“以犬为牲的现象集中发现于大汶口一龙山文化之中，并散见于长江流域的几处遗址中……黄河流域上、中游地区史前文化中不见或罕见以犬为牲的现象”。大汶口一龙山文化是包括少吴族在内的东夷人创造的文化。除了东夷文化，或者说除了东夷文化中的少吴族文化，我们不可能为商族殉犬之风找到更可靠的来源。这种文化上的联系对于探寻商族的发源地也是一种重要的启示。
特定的图腾崇拜、祖先崇拜、鬼神迷信、死后观念等原始宗教信仰，属于深层的精神文化，它的传承性特别强，变化比较迟缓。器物、服饰、建筑和一些实用的技术可能因外界环境的影响而在短时间内发生转变，而涉及族群自我认知、族群价值体系的宗教信仰及相关风俗却往往根深蒂固，成为本族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的本质性特点。赢姓秦人出自东夷少吴族，他们在迁居到陕甘地区后仍世代保留着传统的鸟图腾崇拜和对少吴的祭典，历经千年未曾改变。近现代移居西方的华人，生活习惯已经充分“洋”化，但不少人仍长期保留着祭关公、祭财神等华夏族传统的信仰。
通过赢秦的信仰和祭典，可以知道该族一定是来源于鸟崇拜发达和嬴姓人聚居的东夷地区。通过祭拜关公、财神诸信仰，可以确认海外华侨的族源和故地。与此同理，通过商族的图腾信仰，即可推知商族的发源地最有可能是在深受少吴文化影响的鲁西南地区。古代族群的图腾崇拜等信仰虽然是一种很难通过考古实物加以印证的无形的文化，但对于确认族属、族源、族群故地来说，它或许能比器物、建筑等有形的文化提供更准确的信息。从器物类型演变等角度可以说明某种物质文化、考古文化的来源，不过它是否能够同时说明使用此种文化的族群的来源则需视具体情况而定。目前有关商族发源地的讨论，“菏泽说”所能提供的“先商文化”方面的考古学证据并不如“漳水说”充分，但“菏泽说”提出的商族信仰与少吴文化、少吴故地的联系等理由确有其重要的合理性，所以仍能得到很多学者的支持。先商时期的商族频繁迁徙，活动范围较广，但该族最初崛起时的居地和灭夏前夕的居地都在鲁西南或邻近地区。
文献所记先商都邑，契所居的“蕃”和昭明所居的“砥石”，难以确指是在何处，只有相土所居的“商丘”和汤所居的“毫”，地点比较明确。士弱的话是针对宋国的一次火灾而发，他说的商丘就是春秋宋国的都城商丘，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商丘紧邻今鲁西南。《孟子·滕文公下》说：“汤居亳，与葛为邻。”孟子还谈到汤派“毫众”为葛人耕作的故事，说明亳、葛相距很近。汤灭夏首先是从征伐葛国开始的，《孟子》所引佚《书》称之为“汤一征，自葛始”。葛在今河南宁陵，古代地理书无异说。根据这种地缘关系，汤所居的毫应该就是《汉书·地理志》所记山阳郡之薄县（臣贲注曰“汤所都”），在今山东曹县南。又据《史记·殷本纪》说：“汤始居毫，从先王居。”司马迁此说系引用古《书》序，比较可信。曹县之毫是商族先王旧居之地，汤从别处迁居于此有回归故地之意。综合相土居商丘、汤居曹县等事实来看，以曹县为中心的鲁西南及其附近，曾是商族早期活动的根据地和大本营，商族的发源地应当就在这一地区。
下七垣文化是商朝早期物质文明的重要来源之一
商族的势力一度发展到现在的豫北冀南、冀中地区。王恒、王亥、上甲微等商族首领曾和河北易水流域的有易部落密切接触，开始是贸易关系，后来发生摩擦和战争，最终由上甲微率领族众灭掉了有易部落。这时商族的统治中心在河北漳水流域，其物质文化因受当地和邻近其他部族文化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形成了现在考古学所说的下七垣文化——以河北磁县下七垣村遗存而命名的先商文化。下七垣文化是商朝早期物质文明的重要来源之一，但下七垣文化的存在是否说明商族起源于漳水流域则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和下七垣文化大致对应的史实是王亥、上甲微时期商族的历史，而王亥等人已经比活动在鲁西南附近的相土晚了数代，故难以据此断定商族的发源地就在漳水一带。
论者往往以“漳”、“商”相通说明商族起源于漳水，其实，商族之“商”和夏族之“夏”、周族之“周”一样不必得自水名，即使“商”得名于“漳”也仍然不能说明漳水流域是商族的发源地，这和周族在迁居周原、自称为“周”之前另有更早的来源是同一道理。综上所述，商族与东夷中的舜族有着密切关联，商族的图腾信仰与山东少吴族的信仰出自一源，商族较早的首领相土曾居商丘，汤曾“从先王居”邑于曹县，这些事实都表明商族最早活动在今鲁西南地区。先商时期商族扩张的大势是从鲁西南向北发展到豫北冀南一带，最后向西发展到豫中地区并取代了夏王朝。从地理和时代两方面考察，与先商历史相对应的考古学文化应当包括以下两种：一是岳石文化中的安邱墙堆类型，主要分布于鲁西南、豫东地区；一是以河北磁山县下七垣遗址命名的下七垣文化，主要分布于河北漳水流域。岳石文化上承山东龙山文化，在夏代和商朝初年一直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文化面貌，它和河南地区发现的商朝早期文化并不存在直接的衔接关系。但是从商族起源于鲁西南一带的角度分析，不能完全排除岳石文化中包含着商族文化的可能。
如上所述，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圈时期的商族主要活动在今曹县、商丘一带，现在发现的与这一时代和地域相当的考古学文化就是岳石文化。岳石文化对后来早商文化的影响较小，并不意味着鲁西南一带岳石文化的创造者不是商族。岳石文化安邱墙堆类型与早商文化的关系，也许可以用现代史上的红色根据地与新中国建立后大都市的关系来作比喻——这两者有共同的主人，属于共同的政治集团，不能因为两者在物质文化上差异明显就否认其间的历史联系和前者的“老区”地位。基于此种认识，将岳石文化安邱塌堆类型视为与早商文化差异较大但族属相同的商族人的文化。
岳石文化安邱捆堆类型以山东菏泽市曹楼村的安邱捆堆遗址而命名，属于同一文化类型的遗址还有河南商丘盘庙、鹿邑栾台等。该类型的文化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1）已使用小件青铜器。（2）生产工具中蚌器较多。主要生产工具有扁薄单面刃石铲、半月形双孔石刀、蚌铲、蚌刀等，其中半月形双孔石刀是典型的岳石文化遗物。（3）房址多为地面建筑，有时用红烧土碎块铺垫房基。（4）陶器有夹砂陶和泥质陶。夹砂陶多为红褐色陶，泥质陶中灰陶较多，褐陶次之，黑陶较少。器表多为素面，有纹饰者以绳纹较多，另有少量的方格纹、篮纹等。器型主要有断、鼎、深腹罐、双腹盆、子母口鼓腹罐、浅盘豆、碗形豆和瓮等。陶器中的绳纹两、瓦足皿、鸡冠耳深腹盆、平底爵、花边圆腹罐等，少见或不见于岳石文化其他类型。
商族从冥、王亥时期进入豫北冀南地区，此后该族的物质文明受当地和邻近文化的影响发生了很大变化，并对后来的商朝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在考古学上所说的下七垣文化主要分布于冀南豫北地区。这个年代与文献所记上甲微平定河北的时代约略相当（商朝开始约在公元前1600年，由汤上推五代约150年，正与亥、微时代相接），因此下七垣文化很可能是王亥、上甲微之后商族的文化。下七垣文化与早商文化的联系，主要是根据陶器特别是陶高的演变谱系推定的，考古学的证据比较充分，它无疑属于先商文化或者说是先商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支。
下七垣文化也分为不同的类型
处于中心位置并具有代表性的是漳河类型，主要分布于河北邯郸、磁县一带。漳河类型的文化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有小件青铜器如刀、铁等。（2）石器有铲、镰、刀、铁、凿、镑、斧、弹丸、纺轮、石白等。石铲数量最多，石镰次之。石刀多为单孔长方形，数量较少。（3）骨器有匕、铁、锥、针、笋、铲、鱼钩等。其中骨匕数量最多。（4）用牛、猪骨占卜，卜法有的直接施灼，有的先挖浅臼而后灼。（5）房址有窑洞式和半地穴式。发现有烧制陶器的陶窑。（6）陶器中夹砂陶多于泥质陶，灰陶居多，纹饰以绳纹为主，以楔形点纹和花边最具特色。流行平底器，如罐、盆、瓮等大都是平底。早期以深腹罐为主要炊器，鼎的数量也较多，晚期隔的数量超过深腹罐，成为主要炊器。陶隔有独特风格，晚期的薄胎、卷沿、细绳纹陶隔与二里岗期商文化陶雨有明显的传承关系。瓮类器物中的小口瓮、平口瓮和蛋形瓮都很有特点。下七垣文化与历史文献反映的商族由南向北的发展趋向是一致的，下七垣文化的早期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8世纪中叶，这已经不是商族发朝时期即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圈时期的文化，而是商族进入河北地区后，通过继承和吸收当地及邻近文化而形成的一种自具特色的文化。
以上列举的岳石文化安邱塌堆类型和下七垣文化漳河类型，在文化发展程度上基本处于同一水平。这些文化的创造者已经习惯于定居生活，农业生产成为主要的经济活动，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制或蚌制的铲、镰、刀等。青铜器的制造和使用还处于原始阶段，认为商族起源于漳水流域的学者，特别强调安邱捆堆的岳石文化与漳河型先商文化属于完全不同性质的文化，但也指出两者之间存在广泛的文化交流关系。如“安邱墙堆岳石文化第二组出现的外壁有圆突棱的碗形豆和第二、三组盛行的外壁有弦纹的豆足，也都见于下七垣第三层。器表有突棱和弦纹本是安邱塌堆和山东省其他各地岳石文化陶器上普遍流行的作风，漳河型先商文化中则是比较少见的，所以这类陶器应该是后者受到前者的影响。”邯郸润沟先商文化遗址中曾大量出土扁平石铲，其形制与岳石文化的石铲相似。岳石文化中最具特征性的半月形双孔石刀也曾见于漳河地区。安邱捆堆类型的器物纹饰有些则是来自漳河型先商文化。
总之，“从两者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因素中可以看到，既有前者从后者中吸取来的，也有后者受到前者的影响。”这两个地区的文化有如此广泛的联系，似乎意味着两者之间具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也就是说漳河型先商文化与安邱塌堆型岳石文化之间的联系，可能比漳河型先商文化同岳石文化其他类型的联系更为密切。从商族的迁移轨迹来看，这两个地区的文化差异也许只是地域性差异而非所属部族的差异，两种文化很可能是一个具有同源关系的部族在不同地区创造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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