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教育论：教授道德的方法主要是文学和说教

时间：2013-07-08

为了事务处理、法律讨论以及日常谈话，辩论的能力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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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接下来，我们从演说家那里学到了实用的雄辩术技巧，通过这一技巧，不同的人深刻地认识到了信念。为了事务处理、法律讨论以及日常谈话，辩论的能力是最重要的。在哪里能比在西塞罗的辩论演说中更富有成效地学到这一点呢？为了使男孩认识到古代演说术的影响力，应该带他去听某些口才好的市民或法庭上著名律师的演说。

在那里，他会感觉到手势和演说风格如何与逻辑技巧结合起来去阐明案件，因此，学会了通过想象补充在被记录的演说中缺失的必要元素。最后，整个科目的风格由西塞罗和昆体良这样的作家用例子、或用规则、或用两者展现了出来。词汇、比喻、阐述以及说服，所有的表达艺术都通过精通西塞罗的演说而得到了最有效的培养。在阅读西塞罗的同时，伴随着他的演说技巧的不断实践。

西塞罗的演说论文都必须学习，尤其是《论演说家》，这篇论文经巴扎齐和维多里诺之手形成了最重要的拉丁语课本之一。其中制定的戒律，应通过从演说文自身中选取适当的摘录进行说明。昆体良对罗马雄辩术的系统评注也将被永久使用。然而，除了古典的例子，拉克坦提乌斯、教会西塞罗派、安布罗斯、奥古斯丁和杰罗姆也提供了内容上扎实和风格上受人欢迎的材料。

甚至是现代作家、学习古代雄辩术的学生自己，布鲁尼、格里诺或安布鲁吉奥·特拉维尔萨利的演说，都被认为是演说散文中有价值的典范，因此，他们的演说在学校里也值得关注。哲学作为一门严肃的科目被限于伦理学，完全不包括形而上学家,这是人文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但是，正如西塞罗和塞内卡所阐述的，伦理学并非是指罗马的斯多葛派道德观的备忘札记。它在意图上的确有使用价值，但就其应用来讲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

崇敬、自制、谦虚、诚实、勇气以及个人美德都被详细论述，并加上来自于丰富的古典资料的实例说明。更复杂的问题，例如，爱国义务与个人抱负和机遇的关系，或罗马“道德”中基督教的自我压抑和坚持己见的对立智力的和道德的一－或最初认可的道德本质以及宗教对它的影响，所有这些都被忽略了。这里，像实际调查中某些其他领域一样，古代最好时期的固定用法被接受为良好的、可行的标准。因而，由此推论，教授道德的方法主要是文学和说教。

因此，学习西塞罗、亚里士多德和塞内卡，再加之来自于李维、尤其是来自于普鲁塔克的实例说明，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教育方式。在公共生活训练方面（维多里诺和格里诺的许多学生对此都很期待）或个人身份训练方面，道德哲学仅次于历史而居第二。它涵盖了所有的生活以及所有身份的人。因此，对于男孩和女孩来说，它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都是一样的。在实践中，无疑要依靠宗教、榜样和惩戒；但在行为原则方面的完善训练，源自于古典书籍的阅读。

的确，这些都是由诗人、历史学家和演说家阐明与建议的，然而，为了系统地了解这门严肃的科目，伦理学家必须要学习。在选择伦理学家时，至关重要的是，只有在风格上和内容上被公认是合理的著作才被采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尤其是《论义务》和《图斯卢姆谈话录》，塞内卡和波依修斯都涉及到了这个观点。在这一方面，维多里诺走得更远，他还包括了奥古斯丁和其他教会作家，布鲁尼也是如此。

但重视风格的必要性造成了在实践中古典伦理学家在实际教学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布鲁尼因而声称要充分自由地选择作家，只是有些不以为然；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也是同样，求助于中世纪或现代的教士。维多里诺和格里诺的习惯是，让学生认真了解通过每日对古代作家的阅读而被给予的道德训诫的重要性，或者，另一方面，在必要的情况下，区分古代作家的道德困惑和文学或表达它们的辩证法技巧。

然而，在论述教育的人文主义作家中，偶尔有人把哲学的更广泛的概念看作是“所有文科之母”或等同于“对智慧的热爱”;这种智慧被定义为：“一切事物的知识，无论是神的还是人类的，他们的法律和他们的动机。”正如我们从普拉蒂纳那里得知的，维多里诺把自然哲学列入他的课程，以及科学、伦理学和数学的神奇混合，让我们想起帕多瓦哲学教授的道德和自然哲学之结合。

但是，在探讨这种更广泛意义上的哲学时，在人文主义教师看来，除了由于自身的缘故而被重视的数学外，主要的目的被逐渐局限于已提供的如此多的知识，以便能使男孩理解在古代诗人和历史学家著作中包含的天文、地理和自然历史的典故。当古典教育被更准确地定义时，这些科目不再获得独立的地位，而且“哲学”也失去了除伦理学之外的所有的其他内容。老普林尼、索林诺斯和庞波尼乌斯·梅拉的作品因其各种各样的题材而受到早期人文主义者的珍视，后来又被从学校的课程中删除掉。

在与这个调查有关的本时代初，我们发现，韦杰里乌斯像他之前的彼特拉克一样，感叹西方学者对希腊文学仍然是一无所知。但在几年后，就发现他与格里诺和布鲁尼同坐在克里索罗拉在佛罗伦萨的演说厅里欣喜地迎接新时代的曙光。将希腊语引入学校课程，应归功于在威尼斯的格里诺和在孟都亚的维多里诺。没有人比维多里诺更重视这门科目，详尽地阐述用希腊语学习、阅读和写作的顺序和方法主要应该归功于他。

无论是韦杰里乌斯还是布鲁尼，都没有在我们面前的论文里提及希腊语；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提到希腊语，但只是对在匈牙利或德国没有机会学习它表示遗憾。在费拉拉的老格里诺不如在孟都亚的维多里诺那样强调希腊语的重要性。事实上，公众舆论认为，从教育方面来讲，希腊语是站在完全不同于拉丁语的基础之上的。因为从真正意义上来讲，拉丁语是意大利的历史悠久的语言，它的使用是生活中许多职业的迫切需要，所以，罗马文学知识对于社会声誉来讲是不可或缺的。

另一方面，希腊语获得较小范围的关注。对它的学习被视为是有助于充分理解作为语言和文学的拉丁语，因此，它被认为是崇敬荷马、柏拉图和狄摩西尼的关键。但直到15世纪中叶，由于文本的倍增与词法和语法的确定，才使得对希腊语的习得成为一件更简单的事情；维多里诺和格里诺的影响使其本身得到普遍的认同，以致于有可能规定任何对希腊语一无所知的人没有资格受教育。

在维多里诺的指导下，贡札加的孩子们很早就开始学习希腊语这门科目。塞西莉亚7岁时就知道格的变化和词形的变化，这很平常。只要掌握了拉丁语文法中必要的基础知识，希腊语和拉丁语就可以同时教授。正如普里西安介绍的，这门科目中的更高水平的知识是不可能考虑的，除非有了一点希腊语基础。在这个阶段，要非常重视通过希腊语的词形变化进一步了解拉丁语的拼字法。克里索罗拉的《基础语法》是一本通用的手册。

它被专门修改和简写，包括由格里诺编写的相同的拉丁文版本。《福音书》这本简单的散文阅读书籍被提供，包括或不包括同时编写的的拉丁文版本，被当作第一本连续阅读的著作。用希腊语大声朗读从最初作为一种辅助活动来练习，变成了更快捷地领会作者的含义的教学活动；同时，把文章翻译成拉丁语，再加上用希腊语写作文，就构成了平时的练习。荷马是首先要学习的诗人，一方面是因为他是“史诗之父”,所以对男孩们很有吸引力；另一方面是对更好地鉴赏维吉尔的作品很有帮助。

迄今为止，古典传统并没有被人文主义者公式化，因为阿波罗尼奥斯·罗迪乌斯、希罗多德和色诺芬的作品是接下来要认真阅读的书籍。我们可能还记得维多里诺对于主要的希腊作家的评价，这是由他们对教学的重要性决定的。伊索克拉底是巴蒂斯塔·格里诺特别重视的。戏剧家似乎是在修昔底德或狄摩西尼之前已被阅读。但是，我们在关于学校里采用的阅读顺序或作家的选择方面的信息资料是非常有限的。然而，我们知道，普鲁塔克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希腊教父巴兹尔和圣克里索斯托也被经常阅读。

格里诺能够使学生在经过一年的学习之后，适当地把刚刚讲过的作品翻译过来。他鼓励学生在一本拉丁语译本的帮助下进行快速阅读。然而，他不赞成昆体良的建议，即先于拉丁语之前开始学习希腊语。很可能，维多里诺和少数几个聪明孩子一起确实尝试过这种实验。为了学校的目的，《圣经》和教父们常常被推荐。维吉欧渴望，只有来自于《旧约》中的选文，尤其是《创世纪》或者《以西结》这两本书应该交到年轻人的手中。

紧随要背诵的《圣经》中的诗篇之后，将是对《谚语》和《圣经外传》以及《马加比家族》的学习。就风格而言，后者的第二本书提供了罗马文学的最经典的例子。在别处，我们偶尔会听到使用《创世纪》、《国王的书籍》、《以斯帖传》以及《以斯拉传》的建议，还有来自于《新约》、《使徒行传》。这种选择大多数被局限于更简单的历史故事，不仅作为道德教学而且作为历史来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