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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春秋早中期，楚与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交流在楚与中原诸侯国的战争、会盟与朝聘的背景下展开。人才流动与文化典籍的传播推动了思想文化交流的发展；而楚人兼通夏言以及与中原地区同属一个文字系统为思想文化交流提供了保障。
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交流，以中原思想文化对楚国的输入为主，楚人在与中原国家的交往中，不断学习、吸收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
一、楚与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交流
1、交流通道的疏通与治国的理念
楚自西周初年立国以来，在江汉平原苦心经营三百余年，春秋伊始，开始向中原地区扩张。春秋早中期楚国向北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中原国家发生了关系，楚与中原诸侯国的战争、会盟与朝聘，为东周时期楚与中原地区思想文化交流开辟了新天地。文化交流与征伐战争相伴而行。
一般来说，战争对文化的发展与交流有着极强的破坏性，但对于胜利方来说，却不无裨益，因为战败国的文化资源往往会成为战胜国掠夺的对象。武王时，楚北进战略受挫，便注重对周边小国的征伐，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楚与土著蛮族的文化交流。
文王时，楚国通过武力征伐的方式，将势力范围扩张至南阳盆地、淮河上游，获得了与中原国家直接对话的机会，楚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的通道基本打通，开辟了楚与中原地区思想文化交流的新局面。召陵之盟是中原霸主齐国与南方新锐楚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也是春秋时期南北文化的一次激烈碰撞。
此次会盟，不仅提升了楚国在国际间的威望，也使楚与中原地区思想文化交流的渠道变得多元。召陵之盟前，楚与中原诸侯国发生关系的方式以战争为主，召陵之盟后，会盟成为了楚与中原诸侯国交流的重要渠道。
如果说楚国将势力范围拓展至南阳盆地、淮水上游，是开拓了楚与中原地区思想文化交流的路径，那么召陵之盟就是对思想文化交流渠道的一种拓展。陵之盟后，楚国改变了一味北向进攻的策略，开始沿着淮水流域东向发展，相继消灭了不服楚的弦、黄等国，之后又在娄林之战中击败了徐国，将势力范围从淮水上游推进到下游地区。
国力正盛，成王正式北上争锋。涨水之战，楚军击溃宋襄公的“仁义之师”，大获全胜；城蹼一役，楚军上下不合，几无完卵。胜败本兵家常事，尤其对楚国来说，这两次战役本身的意义，远大过胜败所带来的荣辱。如果说召陵之盟使楚国有了与中原国家平等对话的资格，那么与中原大国进行战争则意味着楚国已经位列大国行列。
2、庄、共时期思想文化交流程度的加深
观兵于周疆，是楚庄王军事生涯的闪光点，也是楚与中原地区思想文化的一次交锋。当时周王室虽已衰落，但在文化层面依旧保持较高水平，是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庄王观兵于周疆虽有彰显军事实力的意图，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对楚地的影响才是楚人在这场挑衅中最大的收获。
王孙满用“在德不在鼎”向楚人讲述了德的重要性，将中原思想文化的精髓向楚人传达开来。面对王孙满的言论，楚人是怎么做的?史料记载，“楚王乃归”。显然，庄王对王孙满的回答比较认可，换言之，庄王接受了中原思想文化。楚庄王认为郑子家拭君是无礼的行为，正是因为违背了周礼，庄王才发兵攻郑。
从简文对楚庄王言行的记载可以看出，楚在与中原诸侯国长时间的交往中，对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有了一定的吸收，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对楚国的影响也逐渐加深。楚庄王处理此事时能从中原思想文化的角度出发，能以维护周礼为原则看待问题，这都是楚与中原地区思想文化交流不断加深的表现。
二、人才流动、典籍传播
1、人才流动为打破差异
春秋早中期，楚与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因历史渊源及地域不同显示出差异，人才流动为打破差异与传播思想创造了可能。春秋早中期楚与中原地区的人才流动，主要由三种方式构成，一是在战争中被俘，被迫流入敌国；二是在本国受到排挤、压迫而逃难至别国；三是各国间学者的交流与使者的往来。
春秋早中期，在国内受排挤、压迫而逃亡至别国的人才在楚与中原地区的人才流动中占多数。楚与中原地区的人才流动是双向的。入楚的中原人才一般都在楚国任职，对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在楚地的传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楚地人才外流的去向，集中于楚在中原最大的竞争对手——晋国。
晋国对待由楚国逃奔来的人才，主要是发挥其军事才能，城蹼之战、焉区陵之战等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由此可见，人才流动方面，中原地区向楚的人才输入，楚国侧重对其思想文化的吸收，中原地区对楚地人才的使用，主要侧重军事才能。
2、语言、文字与联姻
语言与文字在楚与中原地区思想文化交流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左传·鲁庄公二十八年》载:“众车入自纯门，及逢市。县门不发。楚言而出。”郑、楚交战，楚军为了不让郑国听出自己的战争意图，使用楚言交流，说明楚人是兼通楚言与夏言的。“至于文字，楚人所用的只有一种一一就是夏文。”
文字上与中原地区一致，为楚人阅读中原地区的文化典籍扫清了障碍，有利于对中原思想文化的学习；而语言上的兼通夏言，则为楚与中原地区的交流提供了保障。楚人在语言与文字上的优势，有利于对中原地区思想文化的吸收与学习，“楚人的意识形态就日深一日地纳入华夏意识形态的体系中去了。”
联姻对楚与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交流也起到了促进作用。东周时期，楚国实行了多方位的联姻政策，与众多国家有过联姻，其中既包含楚国周边的小国，也包括秦、晋、齐这样的大国。东周时期楚国的联姻情况，《东周楚国联姻考述》一文有较为详细的论述。综合现有学术成果及文献记载，春秋早中期与楚发生联姻关系的中原诸侯国有郑国与卫国。
三、楚与中原地区思想文化交流的硕果
1、楚辞对中原理性精神的传承与道德思想的吸收
楚辞由楚人书写，在楚地产生，其楚文化的特征无须赘述。作为战国时代南方文学的代表，楚辞包含了众多中原思想文化因素，这些因素是展现楚与中原地区思想文化交流最好的切入点:从思想文化内涵分析，楚辞体现了对中原理性精神的传承与道德思想的吸收；
从历史文化考察，楚辞所引用的人物很少涉及楚国的先王圣贤，而多来自中原；从神话体系的构建来看，楚辞所祭祀的神灵，除湘君、湘夫人、山鬼外，其余均属中原文化范畴；而在思想情感的表达上，楚辞自我抒情方式也似与儒家文化在楚地的传播有密切关联。定赴死。“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
屈原在生死选择时，采取占卜的方式，反应了屈原深受楚文化熏陶，具有信巫的特质。但面对不同的占卜结果，屈原没有单纯的信巫，而是能够以理性的精神分析当时楚国的政治、社会环境，这表明屈原信巫但不将巫术作为选择的主导因素，这是屈原理性精神最直接的写照。
理性精神除了在生死选择问题上有所展现，《天问》中对自然、社会现象的一系列拷问也是屈原对中原理性精神的重要传承。
2、楚辞对中原历史文化的运用
楚辞对中原历史文化的运用还体现在受北方文学《诗经》的影响。楚辞与《诗经》的关系，汉人已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近代以来，学人对楚辞与《诗经》关系的认识也愈发清晰。“《楚辞》之于《诗经》，犹大江之于九河，一则泛荡于北土，一则泛滥于南国。傍荡于北者为十五国之歌谣，泛滥于南者为十七卷之楚骚。
江、河俱出于昆仑之虚，沛焉归之东海；《诗》、《骚》同源乎商周之都，终然汇于华夏”。黄灵庚先生从根源上叙述了楚辞与《诗经》关系。作为北方文学的代表，《诗经》自产生以后便开始了广泛的流传。春秋时期各国君臣使节在外交场合常常引用《诗经》对某一问题进行说明，楚人也不例外。
《国语》记载楚庄王时楚国太子的教科书中有《诗》、出土文献中有《孔子诗论》等篇，这都说明了《诗经》在楚国的广泛传播。
结语：
战国末年，思想文化交流虽仍在进行，但随着秦朝的统一，诸子争鸣戛然而止，程下学宫时期的辉煌仿佛成了先秦思想史最后的回光返照。思想盛世难以寻回，政治大一统要求下的思想统一亦遵循各家思想融合的内在规律，成为了历史的必然选择。至此，楚与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交流也随着地域性政治实体的消亡而走向尾声。
参考文献：
《史记》
《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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