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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简写为“CCNGC”，亦称华夏文化、汉文化，是指以中原文化为基础不断演化、发展而成的中国特有文化。历经千年以上的时间历史演变，中国各大古代文明长期相互影响融合。如今，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中国，带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元素屹立在世界东方。
本文中的大部分的“中国”、“中华”、“华夏”乃同义词，源于中原地区指黄河中下游一带。
炎帝、黄帝两部落融合成的“华夏民族”多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一带，古人认为该民族居住在中央位置、文化发达、历史悠久，因此称该地为“中华”。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化的起源于华夏文明，从远古至秦、汉，为中国人创造文化及继续发达之时期；汉朝之后，历经在北方异族多次入侵与统治，而被鲜卑、蒙古人、满洲人等统治中国的人影响。汉唐时期借由丝路，亦传入了大量西域文化。自汉末以来，则为中国文化中衰之时期。
其流传年代久远，虽然较诸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的古文明，约晚一千至两千年才产生，在中国各朝代的统治者虽然由许多民族有所更替，但是中华文化却始终延续，所以中华文化是持续至今的古老文化之一。 流传地域广至东亚与东南亚地区，影响层面包含政治意识、思想宗教、教育、生活文化。其文化概念亦被称为“华夏文化”与“汉文化圈”。
中华文明亦称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华文明历史源远流长，若从黄帝时代算起，已有5000年。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有“三十万年的民族根系、一万年的文明史、五千年的国家史”。举世公认，中国是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多个，而其中又以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为主，中华文明是多种区域文明交流、融合、升华的果实，学术界一般称之为“多源一体”的文明形成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中华文化定义为中国所有民族（即中华民族）的文化总汇，但由于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并且汉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汉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体。外界普遍认知的中华文化基本上就是汉文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华文化定义“中国所有民族（即中华民族）的文化总汇”，中华民族的文化总汇译为The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group company；因此，“中华文化”简写为“CCNGC”。
由于历史上越南、琉球和朝鲜半岛曾是中国王朝的一部分，并长期受中华文化的影响，所以有历史学家认为历史上的越南、琉球和朝鲜的文化亦属于中华文化的派生，但由于二十世纪越南和朝鲜废除了汉字教育和汉语教学，今日的越南和朝鲜半岛和中华文化已没有直接的联系；而琉球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已被日本长期殖民统治，其文化和中华文化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区别；另外中华文化亦被日本部分人民尊称为“日本文化之母”，所以日本文化有选择的继承了中华文化，虽然在日本文化中能寻找到部分中国文化的影子，但日本文化和中华文化已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近现代以来由于中国的落后、日本的崛起导致二者更大的疏远，所以学者们普遍认为日本文化是中华文化、西方文化和日本土著文化的杂交体。
小中华思想是一种由中华思想派生而来的，在日本、朝鲜、越南等中国以外的东亚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内存在的“文化认同”和“文明继承者”的思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古朴认为，“中华文化的全部含义就是为人一生的善始善终，善是中华民族不同种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年龄性别公认的的最大公约数；故当以‘善’来解读中国文化；持善走遍天下，无善寸步难行；与人为善也是当今“合作共赢”策略的思想基础。”
中华民族在神农时代以前的政治形态是部落政治，而部落的领袖是“巫”。这种说法与传统的认知差异很大，在历史上人们的认知中“巫”是迷信的，“巫”是装神弄鬼没有知识的。实际上在先民的原始时代“巫”是科学家，“巫”代表知识的权威。
原荒时代，先民知识未开，见大自然各种现象，如地面上的山川河流，气候变化的风雨雷电等等。因不了解，而心生疑、恐怖。对于这些疑惑要想获得答案，只有去向“巫”请教。“巫”对于这种现象，经过观察，思考，分析等过程后做出的结论是风有风神，雨有雨神，雷有雷神，电有电神，其它日月星辰山河大地无不是各有一位神在主宰。神主宰论，现代人看来太不科学，太迷信了。但也不能保证当代科学家对宇宙现象所做的解说，等千年以后，是一定正确的。
另外，人类有两件事情无法自己处理，必须求助于他人。一是生理的，人没有不生病的，人生了病必须要请医生诊治。二是心理的，人要做一件事情，事前总是患得患失，东想西想，犹豫不决，这时就要请教他人提供意见作参考。心中有犹豫不决的事，要请教至亲好友，或者向专家咨询。在原始时代，这两件事发生了，求助于同一人，就是“巫”。由古“殹”字写作“医”，及卜筮的“筮”字可做证明。
（一）先谈一谈“巫”的治病
原始时代，先民所害的疾病是很简单的。多数是饮食不适合，所引发的肠胃病“腹泻”之类，和气候不适应所引起的“感冒发烧”等。当先民生病去求助“巫”的时候，“巫”最初也是用祈祷的方式求助于神。但是病是现实的，正在腹泻的病人靠祈祷是止不住的。聪明的“巫”便改换用食疗的方法，顺手采一些植物给病人吃。当然没有经过白老鼠、白兔子、猴子做试验，直接做临床，是非常危险的事。所以病人吃的结果，有的病好了，有的没有影响，有的更严重了。“巫”又把它记录下来，什样的草治什么病，把植物的形状绘出来。到神农时候又把它整理归类汇编成《神农本草经》”，所以传说的神农尝百草，就是指此事，绝对不会是用自己做试验。
（二）再关于问事
先民所问的事，以气象为主。主要是为了打猎。让我们回想一下，气象台具有最新的科学仪器，尚且无法预
测气象的变化，“巫”又有什么本领可以确实预测呢？然后“巫”发现对于事情发展的推断，不如用药治病一样那么直接，那么明显，会产生极大的落差。对于人民的问题，又不能不回答。聪明的“巫”对于人民所提的问题不再予以明确的答案，而改采比喻的方式给对方一个暗示。而其比喻多随兴采用民谣歌词。一直流传到伏羲，把历代的“巫”回答人民的答案加以整理归纳成六十四个个案，这就是《易经》的由来。“医”和“易”是一对双胞胎，是人类文化的两大主轴，有关《易经》的版本流传：在人类没有符号文字之前，是采用结绳记事，《易经》的八卦的“阳爻”，“阴爻”是用一个大结，和二个小结分别做代表。一串一串绳子结挂在墙壁上就是“卦”的由来。而六十四卦是由八卦重叠而组合成的，因此每一个六十四卦的卦是由二个三爻卦相联结，所以便称做“连三”。又因为三爻卦中没“三”这一卦，只有“山”“艮为山”。由结绳进步到符号文字以后，把“三”连结起来就像“山”如干卦的排列是「」好像两个山字连结起来的样子，故把“连三”改为“连山”了。由于文明的进步，人类知识渐开，对周遭事务的认知也有改变，故对“连山”易有所修订整理。至黄帝时代，发明了文字，把原先挂在墙壁的“连山”易，修改成平面的符号。发现易的排列，应该由坤干两卦开始。而且人类生活最重要的地方是大地，故把坤、干排在干卦前面，排在第一，为了正名故改为“归藏”。一直延用到殷朝。周文王被纣王政治迫害，被囚在羑里。周文王被囚困在羑里为了避免纣王对他起谋反的疑心，所以对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书籍不敢读。只有弄一本“归藏”易来读，以示胸无大志。即是文王羑里城演易故事的由来。“归藏”易经周文王修订整理即改名为《周易》。对《周易》发扬最有力的是孔子。孔子周游列国反鲁，六十八岁获得《周易》，发现自己心中一切的疑问，在《周易》中都可以得到满足的答案。孔子读《周易》“韦编三绝”可见其用功夫之勤。并为《周易》写了十篇文章，阐扬《周易》的理论。最后感叹“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自叹读易太晚了，假如在五十岁读到《周易》的话，就不必周游列国，到处问道了。《周易》经过孔子整理后，就定稿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敢更改只字词组。所以《连山》、《归藏》、《周易》实际上是一本书，由于版本不同而书名亦有所异。
远古文化
智人时代，已经开始出现文化，此时期考古发现有织缝衣物和葬礼，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懂得耕作。在湖南已有文献记载有第一个的人工耕作，群居文化开始出现，形成氏族公社。在中原地区考古发现西元7000年前至10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贾湖文化等，已经进入以原始农业、畜禽饲养业和手工业生产为主，以渔猎业为辅的原始氏族社会。
后来陶器和玉石和文代开始兴起，其中以仰韶文化以彩陶（在红底上描绘出彩色的陶器）与龙山文化的黑陶为主要特色。仰韶文化年代约为西元前5000年~前3000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前期的范畴。生产工具以发达的磨制石器为主，常见有刀、斧、锛、凿、箭头、纺织用的石纺轮等，骨器也相当精致。各种水器、甑、灶等日用陶器以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主要呈现红色，红陶器上常彩绘有几何型图案或动物型花纹，是仰韶文化最明显特征，故也称为彩陶文化。从挖掘的墓地遗迹证据显示，仰韶时期为母系社会。后来在黄河下游与长江中下游发现的龙山文化，出土了大量黑色陶器，而且拥有更先进的建筑技术，除了石锄和石锹与兽骨与木制的锹之外，还使用石制的菜刀与镰刀与贝类制的刀子，陪葬品多在男性的墓中，似乎变成已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了。
公元时期
从前21世纪到前17世纪夏王朝晚期的河南洛阳二里头文化已有出现中国最早的都城，二里头遗址其中青铜爵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还有镶嵌录松石的兽面铜牌饰，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铜镶玉石制品。玉器有圭、
二里头遗址—文物(7张)
璋、琮、钺、戈、刀等用品，与制作精美的陶器。而二里冈文化的遗址经研究确认为商的初期王朝所在，商初期到中期政权历经多次变动，盘庚迁都到殷墟之前，应该已经迁都多次，二里头遗址可能也是被废弃的首都之一。
除了黄河下游出现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以外，还有处于西元前2500年~前1500年的河姆渡文化，这些遗迹说明了在新石器时代的前半期，无论在中国的北方与南方都已经发展出农耕文化。随着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古代四川一带（古蜀）有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的文明，证明巴蜀地区等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是同等为中华古文明发祥地。而且各地的文化互有交流，并且一起继承之前的文化遗产，也可证明中华文化早期也是多元发展的，而中原文化是主体。。
后来经过尧、舜、禹和夏、商、周等时期的发展而日臻成熟，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等，这些地域文化共同组成了中华文化早期的主体—华夏文化。
神话传说
中国神话，中华文化与历史的瑰宝，通过口耳相传或书面文字记载等各种形式流传在寓言、小说、宗教、舞蹈、戏曲中。某方面而言，上古神话会被假定是历史真实的一部份，最初的文字记载散见于《山海经》、《水经注》、《尚书》、《史记》、《吕氏春秋》等古典中。晋代至明清时，中国文学史上又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志怪小说”或“神魔小说”的类别，当中很多是参考了神话、传说和仙话，其中有名的当属《封神演义》、《西游记》及《聊斋志异》等。
一只龙与一只凤组成，意思代表阴阳，也就是男女，由于汉族人口众多，占据了中国历史发展大部分，所以延续了中国最古老的动物龙和凤，作为自己民族的标志。龙飞凤舞，是中原地区与南方地区的民族标志。
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中国的帝王自称“真龙天子”，具有权威的象征。龙是一种在中国传说中虚构的动物，具有蛇身、蜥腿、鹰爪、蛇尾、鹿角、鱼鳞、口角有须、额下有珠的形象。龙在十二生肖中排列第五。龙与凤凰、麒麟、龟一起并称“四瑞兽”。（也有许多典籍和史书著作中提到“四瑞兽”分别为：猰貐、居、貔、狻猊。）青龙与白虎、朱雀、玄武是中国天文的四象。
地域文化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逐渐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并且具有中华文化的共性。除了主体民族汉族外，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也拥有具有自己特色的地方文化。中华文化主要可分几个地区：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河北一带的黄河流域；四川、云南、贵州一带的长江上游；湖南、湖北、江西一带的长江中游；安徽、浙江、江苏一带的长江下游；东北地区；内蒙古地区；新疆地区；西藏、青海以及四川西部等地的藏区；广东、广西一带的珠江流域，福建的闽江流域等。
黄河文化（北方）
中原文化、胡同文化、秦陇文化
长江文化（南方）
楚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吴文化、越文化、徽文化、赣文化、江淮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闽文化
其他
傩文化、藏文化、大坌坑文化
海洋文化
妈祖信仰、郑和信仰、天妃宫、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
思想
在春秋战国时代，文化泛滥成灾，诸侯们互相讨伐，促成了封建制度的萌芽。中国的知识份子或探讨救世的学问，或发明各种学术以利诸侯争霸，造就了中国思想史上最活跃的年代。那时期产生的各学术，总称为诸子百家。以下为对中国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三大学派。
法家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及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在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齐国的法治思想独树一帜，被称为东方法家或齐法家。齐国是“功冠群公”的周王朝开国功臣姜太公的封国，姜太公的祖先伯夷辅佐虞舜，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创立始礼法并用的制度。太公封齐，简礼从俗，法立令行，礼法并用成为齐国传承不废的治国之道。管仲辅佐齐桓公治齐，一方面将礼义廉耻作为维系国家的擎天之柱，张扬礼义廉耻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以法治国，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的人。至战国时期，齐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百家争鸣的策源地，继承弘扬管仲思想的一批稷下先生形成了管仲学派。管仲学派兼重法教的法治思想成为先秦法家学派的最高成就。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深受齐文化熏陶的荀子，还培养出韩非和李斯两位法家代表人物。先秦法家主要分为齐法家和秦晋法家两大阵营。秦晋法家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齐法家主张以法治国，法教兼重；秦晋法家奉法、术、势为至尊与圭臬，齐法家既重术、势，又重法、教。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他们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这就足以见得他们对法制的高度重视，以及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当代中国法律的诞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约束还是很强的，对现代法制的影响也很深远。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法家主张“以法治国”，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重视法律，反对儒家的“礼”，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件的所有权。“兴功惧暴”，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集法家大乘，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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