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将命卿制与文武分职的萌芽有什么历史特点？

时间：2012-11-10

由于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条件的制约和商周以来文武不分职、官事可摄传统的影响，春秋时期作为军事领导体制的重要构成部分的军事职官系统，也基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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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军事职官的设置和其职掌功能的实现，是军事领导体制中的重要内容和必要环节，也是统治集团对军事领导权控制和运用的外在标志。由于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条件的制约和商周以来文武不分职、“官事可摄”传统的影响，春秋时期作为军事领导体制的重要构成部分的军事职官系统，也基本表现为军政统一、文武一致的特点。

这是与当时军政合一、兵民一致的社会政治状况相一致的。同时，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内新的因素的不断岀现滋长，当时诸侯列国的职官，在体现商周以来臣仆用事的旧有传统的同时，也缓慢地呈示着职官权限分工明确化的趋势，到了春秋晚期，更酝酿着文武分职的契机。

军令系统的军将命卿制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一般都实行“军将皆命卿”的制度，表现为军与政的统一，其执政首领正卿或上卿，在平时是诸侯以下全国的政务官，在战时就是高级的战场指挥官，构成了以国君为核心，卿将合一的军事指挥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军队的高级将领基本上由“命卿"和有卿爵者担任。

军将以下还设置司马、舆帅、侯正、亚旅等类职官，从而形成了直接向统帅部负责的基层指挥系统。从有关史料记载看，文武同途、卿将合一在当时各国是普遍实行的。以下按国别进一步予以叙述。晋国。晋国的执政之卿，一方面是国内政务上的执政，另方面又是中军元帅，全军的主要统帅，可谓是“出将入相气晋军其余将佐，一般也由卿爵者充当。

当晋国设“三军”时，其共有“六卿"分别担任各军的将佐。日后晋军由“三军”扩充为“六军气掌军之卿也递增为12人，“晋作六军，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验、赵旃皆为卿""。诚可谓春秋文武合一、军将皆命卿的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缩影。楚国。春秋时期楚国基本上实行二卿士执政之制。在大部分时间里，两执政一为令尹，一为司马，其中以令尹地位最重。从表面上看，似乎令尹多偏重于治文，司马多偏重于经武。

但实际上，令尹、司马皆亦文亦武，职权可以互摄，并无十分严格的分工。城濮之战，其时“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七可见子玉虽为令尹，但却将中军为政。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春秋末年，如柏举之战中，楚也是以令尹子常统兵御吴的。而楚国的司马，虽大多以掌军赋为职，但也有将中军为政的情况。

可见军将命卿制在楚国也是通行的。齐国。齐国以国、高二氏为“二守”，他们既是命卿，协助齐侯执掌国内政务，又是军帅，分领上、下二军，并各自主管五个士乡的军事训练和军赋征调。因此出现了军政合一体制的基本格局。到了春秋晚期的齐景公时，其权力职责盖同于国、高之“二守”，亦系文武同途。

周王室。周室设二卿士辅佐周王主持政务，但遇有战事时亦领兵作战。如《左传桓公五年》载，周桓王统率诸侯之师攻伐郑国，周桓王自领中军，虢公、周公二卿士分将左、右军。又“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军”，杜预注：“虽军败身伤，犹殿而不奔，故言能军”，可见在当时不仅将相不分职，而且连国君以至周王也均是亦文亦武。

其他像鲁国的司徒、郑国的当国和为政、宋国的左师和右师，其性质也与晋之卿将、楚之令尹、司马、齐之“二守”相同，既是国内的政务长官，又是军事长官。军事行政系统职官的设置我们所说的春秋以前文武不分职，主要是就最高层的军令即统兵发令的基本情况而言的。而在军事行政系统方面，自商、周以来就设有专职官员，自成体系，表现为国家设置司掌一般军事事务的职官，以处理日常军事行政事务。

如商代的“师”、“马亚气“多亚”、“亚”、“多马”、“多射”、“戍”，周代的“师氏”、“虎臣”、"司马"等职官，就是相对稳定的专职军事行政官吏。春秋时期，由于战事频繁、军队扩大以及职官制度逐步走向健全成熟，各国军事行政系统的职官设置和其职能的确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这具体表现为：第一，司马的普遍设置和职权相对明确化。有些国家的司马,已开始偏重于统兵作战，如宋国和楚国的大司马以及下设的左、右司马或少司马。而更多国家所设的司马，则基本成为该国各级车、马"军赋等军中事务的管理者，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军事后勤主官。

如鲁国的都司马、家司马，以及楚国的县设司马等等。第二，各国都根据军事活动的需要，新设置了一些军事行政事务系统的职官。如晋国，在悼公即位伊始，就任命了一批军事行政事务的职官，其中公族大夫荀家等主持贵族子弟的文化教育和军事训练，御戎弁纠负责全军御者的教育和训练，司马籍偃主管车兵和步兵的协同作战技能的训练，乘马御负责管理和培训全军养马人员。

他们都是比较专职的主管军训的军政官员。除此之外，晋国基层军政职官还有“三十帅气“军大夫”、“军尉气“军司马”、侯奄"等等。第三，军事后勤职官的大量设置，在各国军事行政系统职官的构成中占据很大的比重。在春秋时期，专职军事行政职官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军事后勤职官体制日趋完善和具体。这些职官各司其职，为军队进行征战活动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其有关情况见于《周礼》、《左传》、《国语》等典籍。如果说春秋时期最高层的军令系统的职官尚处于文武同途、卿将合一的状态，那么军事行政系统的普通职官则已相对专业化，其职能性质也趋于基本稳定。所以称春秋时期的文武不分职仅是就前一种情况而言，但由于军事领导体制的特征主要通过军令系统职能的属性来体现，故笼统地说当时文武合一、卿将同体也是可以成立的。

将相分职、文武殊途的萌芽文武分职、将相殊途的萌芽开始出现于春秋晚期。当时人们已比较倾向于用“将军"或“将"来称呼军事主官。另外在文献中还有“郑人以詹为将军”，“十旌一将军”等有关记载。

但是从总体看，他们基本上仍合军政于一身，正如韦昭及王引之注“十旌一将军”所云那样，是,十旌，万人。将军，命卿”、“平时为卿，而此时为将军气而似非完全意义上的专职军事统帅。然而，“将军”称谓的出现，毕竟意味着文武分职、将相殊途某种契机的存在，一俟条件成熟，就可能转化为客观的现实。

而孔子在传授私学时改革教育的内容，改传统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诗、书、礼、乐、易、春秋"，专重思想文化教育，则揭开了古代教育文、武分途的序幕。所以，到春秋末年，文武分职的萌芽已依稀可见。如据《论语》记载，孔子的两个学生冉有、子路同为季氏家宰，其中冉有长于“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气像是偏于文职；而子路则长于“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气似乎是偏于武职。

至于将相的明确分职，亦当发生在春秋战国之交。《战国策赵策一》追叙张孟谈告赵襄子语，“故贵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将军以上，不为近大夫气就是这种历史现象萌芽的较确凿证据。